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
这是馒头说第 752 篇文章
上海滩所谓的“三大亨”
我已经写过俩了
一看今天这个日子
就把他也补全了吧
【今日由头】
1940年8月14日
张啸林遇刺身亡
1
1940年8月14日，大概是傍晚的光景，上海市华格臬路
（今宁海西路）
212号的公馆里忽然传出了一声枪响。

这声枪响划破了周边的寂静，很多周边的居民和路过的市民都听见了。但是人们却都按捺住好奇心，没人敢去公馆外围观打听。
一来，是因为这座公馆本身就戒备森严，高墙上拉着电线网，还有日本宪兵队巡逻。

二来，这座公馆本身就来头很大：它和旁边的华格臬路216号公馆一样，都是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斥巨资建造的，造完后分别送给了他的两个结义兄弟。
216号公馆的主人，叫杜月笙。

212号公馆的主人，叫张啸林。
216号公馆的主人杜月笙已经去了重庆，枪声是从212号公馆传出来的。

大概15分钟以后，人们看到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匆匆忙忙地冲进了张公馆。

再过一会，一条劲爆新闻开始在坊间流传：
“不得了！张啸林张老板……被人一枪打死了！”
上海拆迁前的“杜公馆”，“张公馆”与之几乎一模一样
2
1877年6月14日，张啸林出生于浙江慈溪——所以他也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同乡。

张啸林本名张小林，乳名阿虎，他还有个哥哥叫张大林。他们的父亲叫张全海，是个木匠。因为父亲好歹是个手艺人，所以张啸林从小还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也就仅止于此了。

在张啸林十岁的时候，家里终于决定还是送他去上私塾——倒也不是因为想培养他成材，而是十岁的张啸林已经长得人高马大，经常在外面打架滋事，惹是生非。

可惜私塾并没有能改变张啸林的本性，反而让他结识了一批纨绔子弟，天天赌博嬉闹。不过尽管张啸林不喜欢读书，却不反感练字，因为他觉得以后能写一手好字，终归是一件有脸面的事。恰恰他的私塾先生的书法颇有造诣，所以张啸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几个字确实写得还算像模像样。

张啸林手迹
在张啸林13岁那年，父亲过世了。父亲在世时，家里还有人能稍微约束下张啸林，父亲一死，张啸林立刻就解脱了。他马上停止了私塾的学习，去了杭州拱宸桥一带的一家机房学习纺织丝绸——张啸林母亲多少还是有些欣慰的，因为儿子好歹知道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只是没做多久，张啸林的老毛病又犯了：好赌好色，还喜欢小偷小摸拿东西去换钱，有时甚至偷机房里的东西拿去卖。

张啸林所在的杭州拱宸桥一带，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历来工商业发达。张啸林会打架，坑蒙拐骗的一套又运用得纯熟，所以在那片地区倒也过得逍遥自在，俨然成了当地有名的混混，不过这个名头是负面的——拱宸桥一带的人一听到张啸林的名字，都摇摇头，避之不及。

在稀里糊涂混到26岁的年纪之后，张啸林似乎醒悟了过来：这么混下去，何时是个头？思来想去，他决定弃混从戎：报考浙江武备学堂，在乱世做一名军人，正正经经干一番事业。

但成功考入浙江武备学堂的张啸林，很快又“扛”不住了：作为以打倒军阀解救中国百姓为使命的武备学堂，纪律十分严格，戒大烟戒酗酒，戒赌博戒嫖妓，而这些都是张啸林所不能忍受的。

两年之后，忍无可忍的张啸林决定中断学习，直接去找了以前认识的一个叫李休堂的朋友，后者在杭州衙门里做领班。张啸林拜他为师，在他的手下混了个小吏职位——张啸林进武备学堂本就是想认识一些官宦子弟，现在想明白了：直接就去找当官的谋差不就行了？

1906年，李休堂要调任安徽，而张啸林以要“赡养老母”为由，没有跟师傅去安徽。张啸林那年29岁，他凭借各种能力，已经在杭州自己的辖区内混得如鱼得水，收了些弟子，还开了一家茶馆，娶了李休堂的一个远房亲戚为妻，算是正式成家立业了。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也未尝不是张啸林愿意接受的一种人生模式：作为一方的地头蛇，八面玲珑，黑白通吃，舒适惬意，终此一生。
但张啸林后来认识了一个叫季云卿的人。
这个在上海青帮里排到“通”字辈的“能人”，告诉张啸林：
这种小地方有什么好呆的？要做大事情，就要去大上海！
这种话原本也很难打动张啸林，但不久之后，他在杭州得罪了仇家被追杀，反正在杭州也呆不了，不如就真的去上海滩投奔季云卿，闯荡一下。
3
初到上海滩，张啸林发现“十里洋场”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在杭州，尤其是拱宸桥一带，黑白两道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尊称一声“老大”或“张老板”，但在大上海，根本没人在意他这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小瘪三”。
从底层逆袭，张啸林主要靠认识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叫黄楚九，他是上海滩上名气响当当的一个商业奇才。张啸林通过各种机缘拜会了黄楚九，倒也是想正儿八经跟他学做生意。但以黄楚九识人之眼力，几个照面就看出张啸林绝非是个安心做买卖的人，于是索性就把他推荐给了青帮“大”字辈的大佬樊瑾丞——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人，还是适合走黑道。
黄楚九，民国时期上海著名商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龙虎公司”，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娱乐场所“上海新世界”，开办了亚洲最大的娱乐中心“上海大世界”，发行了中国第一家娱乐报纸《大世界报》
张啸林倒也识相——或许也是兴趣所在——很快就拜在了樊瑾丞门下，成为了青帮“通”字辈的一员。加入青帮，张啸林可谓是如鱼得水，各种套路都了然于心，很快就混成了一个小头目。
成为小头目后，他认识了人生中第二个贵人。那人当时也是青帮的一个小头目，名字叫杜月笙。
张啸林是“通”字辈的，杜月笙是“悟”字辈的，按青帮“大”、“通”、“悟”、“学”的辈分来分——明明是一个帮会，辈分排得像修禅一样——张啸林其实是杜月笙的前辈。
按年纪，张啸林也要比杜月笙大了整整11岁，但两个人在很多方面的脾性颇为相投，遂引为知己。坊间流传颇广的一个说法是，当初杜月笙在还需要亲自上阵舞枪弄棒的时候，在一次火并中被对方打得奄奄一息，是张啸林冒死把他从马路边背了回来，由此杜月笙对张啸林感激不尽，发誓永世不忘“张大哥”的恩情。

杜月笙
但无论是张啸林还是杜月笙，当时还都只是青帮里的基层干部，如果不攀上个高枝，是绝无可能飞黄腾达的。
但恰恰也是杜月笙，给张啸林引见了他发家过程中的第三个贵人：黄金荣。
黄金荣其实从未在青帮拜过“老头子”，也没有开过香堂，但他凭借自己法租界华人督察长的身份一手遮天，自诩为青帮的“天”字辈，力压所有人一头。

不过势力再大，黄金荣也是不可能自己亲上一线的，总是需要几个忠心耿耿的可靠手下。其时，杜月笙已经凭借讨好黄金荣的老婆“阿桂姐”，渐渐进入了黄金荣的视线。但以杜月笙的精明和低调，冲到第一线打打打杀杀自然也是不肯的，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补他“短板”的好兄弟——这个人就是张啸林。

当年所谓的“上海滩三巨头”，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当时人言：黄金荣贪财，张啸林能打，杜月笙会做人
杜月笙和张啸林，一个情商高，办事谨慎，另一个胆子大，敢打敢杀，所以这两人很快就成为了黄金荣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干将。当年黄金荣因为不知情而扇了浙江督军卢永嘉的公子卢小嘉耳光之后，被对方直接抓走扬言要“弄死”。四方奔走的人中除了杜月笙，张啸林在解救过程中也出力颇多——时任浙江省长的张载阳是他当年浙江武备学堂的同学，他通过张找卢永嘉疏通了关系。
有了黄金荣的“罩场”和杜月笙的帮衬，张啸林不仅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并且立刻开始飞黄腾达。
4
和杜月笙一样，张啸林的主要“摇钱树”也是三鑫公司——他们本来就是合伙的。

三鑫公司其实做的是鸦片的运销保险，外加各个环节的抽头，实际上就是家毒品公司。由于背后有黄金荣和法租界的支持和保护，三鑫公司可谓是日进斗金，一年利润可达5000至6000万元——当时中华民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是3亿元左右。
三鑫公司的最大股东是黄金荣，但因为他是华人督察长，不便于站到台前，所以总经理是杜月笙，而张啸林因为走通了上海和浙江军阀的关系
（鸦片生意当时没有军阀用枪杆子保护是做不通的）
，也在其中占了大量股份。

位于新乐路82号的原三鑫公司办公地点，后改造为酒店
在入股了三鑫公司之后，张啸林其实已经不缺钱了，但他还想要更大的“名”——说穿了其实是“名分”：他不想再做普通的“江湖人士”了。
1927年，张啸林如愿以偿：他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授予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
而之所以能成为所谓的“将军”，是和张啸林之前的表现分不开的：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啸林跟着杜月笙和黄金荣一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与相对还遮遮掩掩的黄金荣和杜月笙不同，作为最能打的上海滩流氓头目，张啸林冲在最前面，毫无顾忌，手上沾了大量共产党人的鲜血。
1936年，张啸林在上海办的六十大寿，堪称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蒋介石之前亲自发贺电并为他写了“慈溪张啸林先生六旬大庆征文启”，还手书“花甲重新”大匾额并两个花篮送上。蒋介石一带头，从者如云，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吴铁成等一百人联名签字送张啸林祝寿文。寿辰当天，陈布雷代蒋介石第一个来贺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孔祥熙夫妇，宋子文夫妇均到场祝贺，张学良、白崇禧等一干民国要人的寿礼接踵而至，放满庭院。

张啸林
此时的张啸林，志得意满，但在满意中却有着一丝不甘：
人言“上海滩三巨头”，都说是“黄、杜、张”，要么换个版本是“杜、黄、张”。黄金荣早已年事已高，是半隐退状态，势力大不如前，还要拿三鑫公司的最大分红，凭什么？杜月笙出道比自己晚，在青帮辈分比自己小，现在名气大得超过黄金荣，凭什么？
论资历，论贡献，论实力，论场面，张啸林都认为自己绝对不应该再排在老三的位置了，他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人给了他这个机会。

5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8月13日，淞沪会战拉开战幕。

战事进行到10月，情况已明显对中国军队不利，蒋介石发来电报，希望上海滩的“三巨头”离开上海去香港暂避，用意很明显：别为日本人做事。
而在民族大义面前，“三巨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三种态度。

杜月笙的态度最坚决：拒绝日本人的多次利诱，立刻参与组建“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上海沦陷后，他立刻远走香港，在香港沦陷后再去重庆，参与和组织各种抗日组织，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
黄金荣的态度有些暧昧，不肯离开上海，但底线原则不破：关门谢客，装傻充愣，既不做抗日的事，但也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

只有张啸林，迅速倒向了日本人。
事实上，张啸林曾经也是“抗日积极分子”。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他和杜月笙都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理事
（会长是史量才）
，在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和赈灾、安置难民方面做了不少事。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在张啸林的眼里，重要的不是“大义”，而“大利”。日本人接管上海，给张啸林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原本就日薄西山的黄金荣彻底退出舞台，而如日中天的杜月笙主动放弃了舞台，两“巨头”留下的巨大权力和利益真空，正好由他张啸林来填补。

很快，张啸林就和日本人达成了一致：有我张啸林在，帮你们管住上海。

沦陷后的上海
为此，张啸林专门成立了“新亚和平促进会”，自任会长，以四川北路天潼路路口的新亚饭店五楼的三间套房作为办公地点，开始帮助日本人“维持秩序”，“促进大东亚共荣”。
一方面，张啸林指使自己的手下猎杀上海的各种地下抗日势力，打压各种抗日运动，另一方面，他发挥自己“投机倒把”的天赋，收购大量煤炭、大米和棉花，倒买倒卖，为日军的后勤供给提供大量帮助，此外，他还通过他控制的长城唱片公司，让文艺界为自己吹嘘，打压抗日的声音。
张啸林自觉这些做得还比较“隐蔽”，至少在面子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毕竟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有一次，张啸林的儿子回来，说外面人都在说你是“汉奸”，是真的吗？张啸林闻言大怒，怒斥了儿子，发了一整夜的脾气。

但张啸林不知道的是，当汉奸的代价，不只是被人戳脊梁那么简单
6
张啸林第一次知道自己上了军统的“暗杀名单”，是在1938年。
张啸林每天晚上有去大新公司五楼俱乐部赌钱的习惯。当时他已经对自己的个人安危有所考虑，所以每次出行都要带10名保镖，分两辆车前往。
那天赌完出来，张啸林的车队经过了一个平时必经的十字路口，遭遇红灯停车（后来证明那个红灯已被做了手脚）。此时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打在张啸林的座车身上叮当乱响——他的座车做过专门的防弹处理，还安装了防弹玻璃。
张啸林的司机还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对，猛踩油门，汽车闯了红灯呼啸而去。张啸林由此躲过一劫。

张啸林经此一事，知道当年送自己“花甲重新”匾额的蒋介石已经决定除掉自己，由此出门更加小心。但即便如此，第二次针对他的暗杀还是上演了。

1940年1月，张啸林接到一份邀请函，邀请他晚上去新世界舞台看戏。邀请函是张啸林的铁杆亲信俞叶封发来的。一直深居简出的张啸林确实也憋得慌，欣然答应。
但在看戏的那天晚上，张啸林忽然有事未出现在戏院（也有说是日本人暗中提醒），结果当天晚上，俞叶封在包厢中被刺客当场击毙——而张啸林其实才是当晚的刺杀目标。
俞叶封是张啸林的亲信，当时在青帮中的地位也非常高
两次针对自己的暗杀虽然都没能成功，但已经把张啸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向日本方面要来了一个宪兵班，日夜在自己的公馆巡逻，在大院出入口设置了双岗，在围墙上拉起了高压电线，然后开始了足不出户的生活。
张啸林的“蛇不出洞”，确实也让军统上海站的站长陈恭澍一筹莫展，直到有人给他出主意：荷叶包菱角——还是要从里往外戳。
言下之意，就是要收买张啸林身边的人，从内部下手。

坊间一直流传，给陈恭澍出这个主意并提供便利的人，就是已经移居香港，但依旧对上海地上地下事务了如指掌的杜月笙。
事实上，第一次枪击张啸林座车的带头人，是军统上海区行动股的股长丁松乔；第二次策划戏院包厢暗杀的人，是军统上海区行动组组长陈默。

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曾是杜月笙的得意门徒。
7
1940年8月14日，第三次针对张啸林的“暗杀”，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这一天，张啸林的心情相当不错，因为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来访，目的是拜会一下未来自己的顶头上司——张啸林不久后将出任伪浙江省的省长。

在自己的家乡省份当到最高首长，张啸林自然是得意的，至于这个“省长”究竟是个怎样的名分，他是不在乎的。

两个人在张公馆三楼的密室正在会谈，楼下忽然响起了吵闹谩骂的声音。
这件事后来有各种版本的说法，有的详细，有的粗略，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天引发争吵的，是张啸林手下的一个保镖，名叫林怀部。

林怀部是张啸林新招的一个保镖。张啸林在两次差点被刺之后，对保镖的要求非常严格：既要有能力，又要忠心耿耿。林怀部的父亲原来是北洋军体系里的一个军官，所以他从小练得一手好枪法，能百步穿杨；他又是当初张啸林信任的司机介绍来的，应该也很可靠。
那一天，林怀部忽然走到院子里，对张啸林的司机阿四说：

“你去同张先生讲一下，明天我要请假回老家。”
阿四对林怀部这种“指使下人”的口吻非常不快，就回呛了他几句，两人就开始争吵起来。

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至于在楼上会客的张啸林忍不住也站起身，探出身子对窗外喊：
“都吃饱了没事干对伐？不想干的，就统统给我滚蛋！”
没想到，一向沉默恭顺的林怀部像吃了火药一样，居然对了张啸林嘟囔了一句：
“不干就不干！”
说完就去腰间解枪。
张啸林倒也一愣，没想到这个保镖敢这样当面顶撞自己。
就在众人愣神之际，只见林怀部解下手枪，忽然手腕一抬，“叭”的一声脆响——

楼上的张啸林双目圆睁，眉心出现了一个血洞，顿时倒地身亡。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这一桥段，影射的就是刺杀张啸林
8
林怀部究竟是不是受人指示？
关于这件事，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当时站在汪伪立场的《新申报》第二天刊出的标题是：《内幕：或为渝伪指使》，后又刊发《暗杀张啸林凶犯有政治背景，暗杀报酬一万元》，说是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出一万元大洋买通了林怀部。
但陈恭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却否认了此事，表示只是在事后听到了手下第二大队对整个过程的汇报，才知道有这回事。他表示此事疑点重重，可能不是军统上海站下的手。
而林怀部本人当时在杀了张啸林后非常坦荡，扔掉手枪，安静地等法租界巡捕将自己抓走。
按照他被捕后的交代，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私怨”：每个月工资只有20元，张啸林动辄辱骂，那天请假又不获准，又被张啸林辱骂，于是一时火起，激情杀人……

林怀部后来被法租界巡捕房判了15年徒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释放，回到山东东平老家独居。据熟悉他的身边人回忆，林怀部给当地生产队做一些看管仓库的工作，平时非常低调，沉默寡言，从不和人说起自己的过往。

张啸林究竟是为何被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

但即便是当时最客观理性的中国老百姓，按照时间顺序所给出的描述也只能是这样：
在投靠了日本人之后，张老板就被自己的保镖一枪干掉了。

（本文完）
馒头说
旧社会上海滩所谓的“三巨头”，总是一个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其实不难发现：“三巨头”主要的流量都是集中在杜月笙身上的，前前后后关于他的传记、语录、段子、争议数不胜数；
黄金荣就要差了不少，但因为有“华人探长”、“大世界”、“扇耳光”、“扫大街”这些关键标签，话题讨论量也不算小。
唯有张啸林，讨论他的话题数量其实是最少的，他的流量和另两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你仔细想想，道理也是对的：怎样才能有话题有流量？必须要有争议，有矛盾，有冲突，对不对？

杜月笙确实是大流氓，但他在“民族大义”面前未曾有亏，不但无过，而且有功，更别提他的情商确实比较高，颇有些符合“爆款”的话语和行为——“大流氓”+“爱国者”+“情商鸡汤”，注定他会成为“三巨头”中的最大“网红”。

黄金荣也是个大流氓，虽然他不像杜月笙那样在日本人面前大义凛然，但至少大节不亏，且曾经一手遮天但晚景凄凉
（其实除了“悔过书”以及“扫大街”的摆拍外，黄金荣晚年打麻将泡澡堂抽大烟，该有的还是都有）
，给人造成一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巨大反差感——“大流氓”+“明哲保身”+“糗事频出”+“晚景凄凉”，围绕他的话题和段子也不至于太少。

而张啸林呢？是大流氓吗？是的！坏事做尽吗？是的！然后呢？然后就成了大汉奸——“大流氓”+“大汉奸”，顺理成章，一撸到底，没有反转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点，从张啸林被击毙后的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

林怀部被捕后，法租界最后给他定的罪名是“泄愤、报复杀人”，只判了有期徒刑15年——张啸林在上海那么大的来头，杀他的人居然连“以命偿命”都不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了法租界，林怀部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有资料记载，林怀部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你仔细想想，林怀部作为一个杀掉日本人重要“合作伙伴”的凶手，残忍的日本人居然也只是折磨了一下，并没要他的命——而且很可能所谓的“折磨”是日常手段，日本人也并非只针对他一人。
而张啸林作为青帮大佬，被保镖夺命，手底下诸多徒子徒孙中，居然连一个愿意为老大报仇的“义士”也没有，而是立刻树倒猢狲散——一点帮会的尊严感和存在感都没有。

堂堂国民党少将参议，结果被国民党军统追杀；堂堂即将要走马上任的伪浙江省省长，死了居然日本人也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堂堂青帮“通”字辈大佬，死了后无门徒报仇甚至无人搭理。

一辈子活成个这样，张啸林又能怪谁？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张啸林案——民国刺杀案系列之二十二》（巍子，《人民公安》，2015年24期）
2、《张啸林全传》（王辉，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3年5月1日）
3、《倒在自己保镖枪下的青帮大佬》（张映武，《广州日报》，2012年12月24日）
4、《旧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陆茂清，《文史博览》，2006年13期）
5、《张啸林建议蒋介石开征遗产税拷析》（雷家琼，《安徽史学》，2018年03期）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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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氓大亨的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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