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30813


上两集：
一、电梯寓言：《时代认知分享（一）电梯寓言》
二、打游戏：《时代认知分享（二）“打游戏”》


今天，讲讲对困难问题的“耐受度”问题、“临界点问题”、“阈值”问题。

先讲一些小的生活例子。

桑拿

不少人可能有洗桑拿（又称芬兰浴）的经验。

先是到一个特制的小木屋里蒸。小木屋里有一些供烧烤的滚烫的岩石，往上面浇水，一下就出来很多蒸汽，房间一下很热，可以到六七十度。你在小木屋里蒸着，实在热得不行了就出去，跳到冷水池里，经历一番冷热刺激。据说，这种血管的反复扩张及收缩对身体有好处。

刚接触桑拿时，蒸一会儿就不行了，受不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并开始尝试突破自己的底线，比如再多蒸一会儿，觉得这样可能更刺激。逐渐的，自己对热蒸的耐受度也提高了。

后来，我到国外旅游，经历过更刺激的：零下十几二十度的冬天。在室内先蒸，热得不行了出去，外面真的是冰天雪地，你要跳到一个准备好的水坑里。这个水坑其实就是一个“冰窟窿”，水深有一个成人高，温度应该就在零度附近。大家想，在中国东北冬泳，应该很冷了吧。但从桑拿房里跳到冰天雪地的水池里，冷热反差肯定更大。跳下去那一瞬间，我想，我算是品味过极端了。

冷

这一下，我的耐受度瞬间提高了。我忍耐冷和热的“阈值”都提高了。我“崩溃”的临界点提高了。事实上，我对冷、热、以及冷热的反差都有了新的认识。

年轻时，我在英国住过若干年。当时我就发现，当地人对冷、风、雨的认识与耐受度与我是不同的（我来自广东）。

首先，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下雨不爱打伞，甚至连雨衣都不穿，遇着一般的风雨，如果要赶路赶时间，淋着就淋着了。刚到那边，我还经常带着伞，下雨了就打个伞。后来我发现，风奇大无比，伞一开，就被吹走形了，根本就无法打伞。另外，当地的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前面大雨后面就阳光明媚。后来我也就效仿当地人了。我对风和雨都有了新的认知。

还有一次是在苏格兰。有一天非常冷。我和旁边的当地人说，冻死了,特么的freezing……@*$#!!。这哥们儿说，现在不冷啊，就是有点酷（cool）。我看看他，他穿着短裤。

这个事情一直就让我思考。后来我发现，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有主观性的。你觉得“冻”，就是“冻”。你觉得只是“凉爽”，就只是“凉爽”。

所以，也许并不是老外天天吃肉，并不是特别能够抗冻，只是他们对温度的体感“认知”与我们不同，他们对“冻”的“耐受度”更高。

当然，真遇到极致的寒冷条件，无论老外还是我们，健康都会遇到危险。

所以，也许是我们“低估”了自己的“耐受度”，以及我们可能达到“阈值”。

飞机颠簸（turbulence）

有的人有航空恐惧症，不敢坐飞机。

在我坐飞机还不那么多时，也有这个体验。飞机起飞，速度、角度稍微有点变化，或者飞机稍微有点杂音，我就很紧张，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一有颠簸我就很紧张。

后来我经历过几次事情，基本就是很大的颠簸。突然飞机下降好几百米，我吃惊地看到，杯中的水与杯脱离了，杯形状的水浮在了空中。机舱里传来了尖叫。我也被吓呆了。

但我留意乘务员，我发现他们都比较镇定。这说明他们经历过这样的颠簸。

我后来又上网搜索飞机颠簸，发现许多很严重的案例，比如没有系安全带的人被甩到空中然后跌落到地上，还有骨折的。但最后飞机完好无事，安全降落。

我把《空中浩劫》的所有季都看完了。有时我还在飞机上看，曾被旁边的乘客抱怨过。

后来我才发现，飞机的结构和许多人所想的不同。飞机非常的结实。在空中遇到气流，更像一艘船，在气的波浪中前行……

飞行员防颠簸，更多的是怕乘客不舒服，怕吓着你们。飞机是没事的。

经历过各种重度颠簸后，我就习惯了。现在遇到再严重的颠簸，我几乎都毫无感觉，可以继续看书或睡觉，并且观察周边人的反应。

我的耐受度、阈值、临界点都提高了。

其实，“恐飞”的人，应该多看看重度颠簸的视频。看多了，飞行恐惧症反而可能减弱。
孩子发烧

有句话，“老大看书养，老二当猪养”。

一般父母，带老大的时候没经验，主要依靠书本经验。

在老大身上积累了足够经验后，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提高了，耐受度、阈值、“临界点”也提高了。

我带老大的时候，孩子发高烧，我就非常紧张，观察孩子状况，看书，但稍微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送孩子到医院，怕万一耽误个什么。那时，我还不能准确理解发烧的风险。虽然有点理论知识，但也怕万一。对于风险、对于到医院看病的风险收益（到医院也会被传染其他的病）并无判断。那时，我还会放大风险部分，例如将5%的风险赋予至少50%的严重性。

总的来说，还是经验不足，耐受度、临界点比较低。

后来发烧多了，就有把握了，知道轻重了，能够更好地作出评估：什么时候需要担心，什么时候需要去医院。

光书本知识不够，还要有经历。

到老二的时候，就不着急了，发烧没有一次去医院——我们的经验足以覆盖孩子所面临的情势。并不是说我们大意了，而是经历增加导致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发生变化，同时使得我们的”耐受度”和阈值提高了。

历史体验、经历

我很喜欢与长辈们（包括家里、家外的）聊天，了解他们所经历的。

长辈与我所讲的，我都记住了，并且我很注意地把这些记忆转化、内化为我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些事情肯定对我有用。

有些事情，家里长辈会反复跟我讲，中间可能隔个一段时间，比如几年。其实，我早就听过、记住了，早就内化了，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但他们未必记得。

我后来知道，讲述本身是很重要的。他们讲，你就聆听好了，表达、倾诉本身，是人们处理这些心理纠结不可或缺的手段。

但在这种学习之下，我的“耐受度”和“阈值”也在提高。我知道历史上的人们经历过什么。

我也喜欢读历史，通过历史既是了解过去，也是了解人性，了解当下，了解自己。

大概是前两年，我带孩子们去陶然亭公园。本来也是我很常去的地方。但那次我是专门去看红色“打卡”的。

我看了高君宇的墓，很是感慨。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他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介绍人。1896年生人，20岁的时候考到北大，做了李大钊的助理，是早期共产党人。但1925年他就英年早逝，不足三十岁。一切似乎都没什么特别，就是得了个病，就死了。生命如此脆弱。他的对象叫石评梅，1902年生人，现在我们叫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民国四大才女”，但她很年轻，26岁就去世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因病去世。折到我们今天，她就是1997年生人，也就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纪，就去世了。年代不同，不能简单横向比。但我的感觉是，在那个年代，疾病、死亡距离普通人是很“近”的。当时的人，在死亡的问题上，态度肯定和当代人是不同的。死亡更加平凡。他们对死亡的“耐受度”有可能也更高。

人生苦短，与其默默无闻的死去，不如做点厉害的事情。

在陶然亭公园看到这两位的历史，我是很感慨的，一直都在想。

回到那个年代——非1900年代生人，而是我的上一代——1940-1950年代生人者。他们也经历了许多。其所经历，也是90后、00后所无法理解的。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在不同时代的人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迹，也形成了代际认知差异。

许多的差异，最后落位在人的耐受度、阈值、临界点。

“小结”

讲完这几个故事，本文也可以收尾了。

需再强调一下:

——反复看看自己的耐受度、阈值、临界点、底线，考虑其相对定位；
——避免将自己的耐受度、阈值、临界点、底线视为一般标准；
——换句话说：你的耐受度，你的底线，你的阈值，并不一定是旁人的，不是平均水平；
——并考虑时代/代际差异：你的底线，你的耐受度、你的阈值，很可能不是上一代人的、比你经历更多人的阈值；
——国际差异：你的底线，你的耐受度、你的阈值，甚至可能不是其他国家可比人群的阈值（比如美国、日本）；
——不妨假定，1）你永远会低估旁人/社会一般标准的耐受度及阈值；2）你会低估重大问题决策者自身的耐受度与阈值；3）你会低估重大问题决策者对旁人/社会一般标准的耐受度及阈值的判断的准确性；4）你的耐受度与阈值可能是偏离“历史”的；5)最重要的：你可能低估自己的耐受度与阈值。

允许骂娘

与好友一起桑拿。

蒸得受不了的时候，朋友（或我）会大喊：“热死了！受不了！”

并伴以粗口。&#@$%&!

实践及科学研究都说明，粗口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减压方式，能够提升耐受度。

设想咱们搬个什么东西，就差那么一点点……

换言之，一个人骂个两句，忍耐力就能提高，哪怕就一点点，就能一口气……

这就是骂街、骂娘。不妨容忍“骂娘”。也是宣泄的一种方式。

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做长期的事，肯定是难的，得允许有人宣泄，边走边骂个两句。

我这么认为的：长征路上的红军，一路上伴以无数的粗口和骂娘……

宣泄的同时，人们也能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耐受度。‍

到达终点：“骂了隔壁的，真的走下来了！”

经历过挑战、波折、大难，人的一生也将由此改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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