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第30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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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母语：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龙泉宝剑”

——苏炜 vs.《华人》杂志

本文首发于《华人》杂志|感谢授权【留美学子】

导语

《华人》杂志是一本流通于海外华人及归侨的大众杂志，读者背景不一，却因中华文化及华人身份认同而把目光聚焦在本杂志上。

《华人》杂志以苏炜的人生故事为出发点，让大家了解苏炜在故国他乡的几段经历，认识他作为作家、教育家、学者和文化传播者的几重身份，以及他的近况和未来计划。

人物访谈：苏炜

受访者苏炜

苏炜，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旅美作家、批评家、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2019年获耶鲁的五个最高教学奖之一——“理查德·布鲁海德优秀教学奖” The Richard Brodhead’68 Prize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 (1968-1978), 中山大学七七级中文系大学生。1982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1986年回国工作，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0年后定居美国。

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磨坊的故事》，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天涯晚笛》《耶鲁札记》等，其中《米调》曾入选“2004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天涯晚笛》被新浪、凤凰、文汇、新华等网评入“2013中国好书榜”。

2022年出版的散文自选集《听大雪落满耶鲁》（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时受到腾讯，豆瓣等网站的好评，也成为各地书店的热卖品。

“中国飞人”苏炳添与苏炜同为中山古镇乡里，被古镇苏氏宗祠誉为“苏门双杰”。2023夏他俩在广州相聚时的留影。

《华人》: 我们知道您的人生轨迹是从广州出发的，后来下乡到海南岛当知青，历尽坎坷后又回到广州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到美国求学。这一路被动或主动走来的早年经历，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苏炜：

哇！一开题就囊括了我的小半生——这个话题如此之悠远庞大，我只能借圣贤一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生于此，往事如逝水，真是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呢？

我现在耶鲁的任教，是专职教授母语——汉语中文。或许，就从这母语中文说起吧。我相信是来自父母的基因，父亲是个老文人，我则自小学习偏科，偏文科，小学三年级开始算术数学一类课程不及格，而在语文作文等科目上显得早慧出挑，作文常常被贴堂表扬。

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立志未来要当作家，四年级开始写诗，五、六年级就敢模仿当年的“九评”文字写“怎样接好革命班”之类的吓人大文章，以至一再被老师怀疑我的作文都是父兄代笔的。所以对中文母语的表达敏感与狂热，几乎就是我某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特质。

我在广州长大，是道地的“广州仔”，粤语广州话自然是我的母语。但是或许是家住广州东山区，那里是省委、军区所在地而外省人杂居的缘故，我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是东山区少年宫话剧组的一员，我流利的普通话在当时的广州同学中就是鹤立鸡群的，并屡屡获全市普通话和讲故事比赛的大奖。

所以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到五年级一整年（1963-1964年间），我成为当时刚刚草创的广东电视台周六晚的“少年儿童节目”的小主持人（真正的主持人是一位阿姨，我是她身边固定的那个搭话的小孩），每周六下午都要自己坐电车到电视台主持节目。

这样的经历，除了很早就养成我独立处事的能力以外，也使汉语中文——特别是标准普通话，成为我贯穿此生并以之安身立命的亲密伙伴。

我十二岁开始远离家门读寄宿中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两次；我十五岁那年于文革的忧患岁月中投身“上山下乡”洪流，在海南岛军垦农场一呆十年。

也正是中文母语的写作，成为助我于苦厄中奋起、从而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龙泉宝剑”。

我自1970年后担任师、团报道员，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跻身于“知青作家”队列；我参加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因数学成绩太低（听闻是零分或5分）而落榜，却又因自己在中文写作方面的微薄声名，而在1978年春天，在大学已开学三个月后，破天荒地被中山大学“破格录取”。

苏炜知青时代的夜读照

又因为中文写作的缘故，我担任了中山大学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的主编，甚至在大学大二、大三年间，我刚刚完成并随后发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之时，因而受到到访中大的两位美国教授（其一为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的赏识和热情推荐，在77级甫毕业的1982年初，就负笈出洋，到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自费留学，后来又应傅高义教授之邀，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他的研究助理。

然后，我于1986年底“学成归国”，成为最早的“海归”，任职于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又于1990年后二度去国，随即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汉语中文，迄今已逾25-6年。

这样看来，前半生的沧桑跌宕、曲曲弯弯，影响我人生、决定我人生走向的最大动能，都离不开母语——汉语中文，所以今天，我愿意由衷地把汉语中文的写作与教学，视为我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同时也是我最初与最后、最大和最高的人生归宿与精神家园。

2007年率耶鲁学生中文辩论队获央视国际大学生辩论赛冠军留影

《华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您在留学生涯结束后，曾回国工作，这段“去国-回国-再离开”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或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苏炜：

先说“去国”这一面。我算是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潮”的先行者。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拨77级大学生刚毕业（1982年春），我便旋即出国留学，成为中国大陆最早一批自费留美学生。

当年的情景，中美两国文化与生活的巨大落差所造成了巨大文化震撼，以及孓然一身面对生存艰困以及无边寂寞所要经历的颠簸磨难，都对我整个人生的打碎重塑起了“脱胎换骨”式的影响。

我是个写作人，我把这种影响化入了我的“留学生小说”《远行人》集子里，所以《远行人》也被今天文学史家称为——“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或称“新移民文学”的“开山之作”。

今天坊间有一个“网红”话题，叫做“怀念八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叙事”。我很幸运，我是1982年初出国而1986年末归国的，也可算是自费留学生中的“海归第一人”了。

而1986、87、88、89这几年，恰正是整个“八十年代故事”的“华彩乐段”或者“高潮片段”，是整个改革开放焕发民族生机的最关键时段。我算是赶上并抓住了“八十年代的尾巴”，参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北京文学文化圈子里发生的许多大事件之中。

甚至，“苏某在双榆树的那个小屋”，也进入了今天许多“八十年代回忆”的趣闻话题里（可参看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于今想来，自己尤觉万幸、侥幸，于时代的大波大澜与大悲大喜之中，自己没有失之交臂、错身而过，而可以跻身其中又能全身于外，既是幸运者又是幸存者，真要感恩上苍与命运赐予的良缘。它——这段“去国-回国-再离开”的经历，对重塑我人生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可说是不言而喻的。

耶鲁校园

《华人》: 今年是您在耶鲁任教的第26年，您在其他访谈中谦逊地说自己是个“摘桃子”的人，前人的铺垫让您在五年级的课程中能“坐享其成”。但我们都知道在语言专业中，教文化、文学课的难度比教语言更大，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展教学的呢？

苏炜：

这又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大话题啊。那就说说我在耶鲁高年级中文教学里设定的两个教学“攻略”——“往浅里教，往深里走”和“品味中文”吧。我在耶鲁教授的，毕竟是一门语言课而不是文学课或文化课。

“往浅里教”的“浅”，指的就是：整个课程还是聚焦在语言学习最基本的词汇、语法和句型、句式等等这些方面的训练上，每课的小考和期中、期末考，这些内容都是学生要复习的重点。

“往深里教”的“深”，则指的是由教材内容（“语料”）引出的文化、历史方面的内容。比如“当代中国小说选读”这门课，从选用的苏童《妻妾成群》、余华《活着》、莫言《红高粱》、王安忆《长恨歌》、刘恒《伏羲伏羲》等作品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中心主题——“性别与家庭”，而这个主题，恰恰是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问题。

我们可以借每次课文的内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祖宗崇拜”、“男尊女卑”、“家国”与“国家”等等大话题，这就让学生从一个“点”，进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线”（发展轴线）和“面”（中西文化的比较）的大理解上，也就每每能从一个简单的“语料”引发出一个宏大的话题，从而引发出他们学习中文的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这样的有趣例子在文学选读课中尤其多。比如从莫言《红高粱》里“我奶奶一夜之间悟透了禅机”的“禅机”二字，引出了《五灯会元》里那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禅机故事；又比如让学生学习“相濡以沫” 的成语而讲到庄子讲的那两条枯辙之鱼，在艰危时的以彼此口中的微末互相救助的生存故事，把词语背后深邃的文化、哲学意蕴向同学展示，就在课堂上一再掀起屡试不爽的高潮。至于“品味中文”，让学生从“点”到“线”再到“面”地，“色香味俱全”地感受中国汉语文字的魅力。

在我耶鲁任教二十多年的教学历程中，也留下了许多被学生津津乐道的知名而有趣的“段子”，比如从单字“丁香”，去体味汉字的“形”“音”“意”以至“气味”；从“风花雪月“、”青梅竹马“这样中国人随口而来的日常用语里，去体会汉语文字的诗化的丰富性；更不用说”相濡以沫“那两条庄子寓言里的小鱼的生存故事以及”不若相忘于江湖“的深邃哲思，“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这样的成语背后寓涵的美人与历史的故事，每每令学生惊艳、动容，甚至还有洒泪课堂的轶事了。

所以，对于我，任何最美好的奖状和评价，都不如多年来耶鲁学生常常说的这句话：“上了苏老师的中文课，让我们爱上了学中文。”这真是在洋风洋水的域外教授汉语中文，为师者最高的口碑和最大的安慰了。

《华人》: 耶鲁以您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与您在2019年获得的“理查德·布鲁海德优秀教学奖”一起，都是对您的教学成果的认可。目前这个奖学金的运行情况如何呢？有多少学生受惠？这些学生的发展如何/或说是否符合您的期望？（奖学金设置的始末可从其他访谈和渠道得到了解，在此也不劳烦教授细述）

苏炜获2019耶鲁优秀教学奖的证书

耶鲁的五个最高教学奖之一“理查德·布鲁海德优秀教学奖”

（The Richard Brodhead’68 Prize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苏炜：

确实，你提到的上述两项荣誉，是对我超过25年的耶鲁教学生涯的一个最好的嘉许也是最大的安慰。这个“Su Wei Scholarship”（苏炜奖学金），确是刚刚过去的2021-2022学年，一位在高盛投资集团任高管的华裔老学生，专门以我个人的名字在耶鲁正式设立的一个奖学金，并且此奖学金已具体落实到了一位受益学生身上，也登上了耶鲁的网页。但这只是一个年度性的奖学金，受惠学生有限。

既然有了这个开头，我未来的设想，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毕业学生的相助，把这个年度性的“Su Wei Scholarship”，变成一个与耶鲁中文教学有关的，永久性、可持续的奖学金。这当然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因为这需要一个很大的基金作基本的支持。这应该算是我退休前或退休后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来自耶鲁网站截图，这是一位奖学金受惠学生的感谢函和自我介绍(画面中的铜像就是老校园中象征耶鲁精神的Nathan Hale的塑像）

《华人》: 可以请您描述一下目前的日常生活吗？主要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哪方面？

苏炜：

“好山好水好寂寞”或“好脏好乱好快活。”据说，这是坊间形容在海外和国中生活不同感受的一句俗话，此话确实道出了我们在海外、特别在北美日常生活的某种真实。

与很多人的海外生活相近，我个人的日常生活多年来已经是常规化和平静散淡的——因为居家靠近巴士站，我现在每天早晨早起赶公交巴士到学校，下午又在学校坐巴士回家；美国大学的教职一般要比在中国大学任教的教课量大，课时多，我每周在课堂上授课的时间平均约为十到十二小时，即每个工作日都有两门课在开讲。

我在耶鲁多年来教两门课：中国现当代文学选读课，和华裔中文高（中）级班。我大概属于“人来疯”和“孩子王”的性格。我喜欢教学，也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上的学生们也从来与我“不见外”。所以目前虽已届可退休年龄（美国大学对退休年龄没有限制），还准备按自己的心性和兴趣再站讲台、再“吃粉笔灰”几年。

学期末请同学到苏炜家包饺子

我每个学期任教的两门课一般都是满员状态，需要应对的学生量和作业量都很大，教学，自然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重心。

我曾经在自己讲述的耶鲁故事里说过：“教书比天大”。——极度重视课堂教学，也恰恰是耶鲁大学可以区别于许多“藤校”的一大特征。但是，除了教书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作家。

和学生在耶鲁书法课上

写作，是我自孩童时代就给自己定下的人生志业。所以，这么些年来，教学工作之余，挤时间安排自己热爱的写作，也是我日常生活的另一个重心。虽然因为“业余写作”的缘故，我的写作量和发表量与同期出道的“知青作家”们相比（比如王安忆、韩少功、梁晓声、张抗抗等位，我算他们的“同辈作家”），是数量很少而分量很轻的。但我又有足够自信：自己笔下的文学质量，并不轻。

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迷谷》由我的“耶鲁高足”、忘年好友温侯廷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中、英两个文本都获得中美两地的业内专家很高的评价。我的写作范围也很广，小说、散文、评论、舞台剧本、古体诗词等等，我都多有涉猎，也都获得不错的反响。

过去二十多年间，我在耶鲁任教的同时，也出版了各种体裁和题材的著作十几部。近日我很高兴获知，最近刚刚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散文自选集《听大雪落满耶鲁》，出版不久就被腾讯评入“腾讯九月十大文学好书”的榜单。

苏炜和译者温侯廷在耶鲁书店签售《迷谷》英译本

《华人》:您曾在2013年出版张充和的口述实录《天涯晚笛》，在国内及华人圈都引起不俗的反响。您一路走来与不少名人、文人都有交集，是否考虑将这些掌故结集出版呢？

苏炜：

确实，如您所言，除了“动物缘”、“孩子缘”、“学生缘”之外，我还有“老人缘”，这可以说得上我人生中的另一大缘了。也许是天性所然，在我的两洋颠簸、跌宕多舛的漫长人生行旅中，我总能跟鱼鸟动物、老人孩子以及学生家长结下深缘厚缘与大缘。

我写过的鸟故事、狗故事、猫故事，曾经感动过很多人；我可以成为很多位老人家——比如近些年的张充和、赵复三、刘宾雁等位——晚年陪伴他们的“暖心小棉袄”（赵、刘二位更是我在病床前为他们送终的）；疫情中去世的哈佛傅高义老师，一直把我视作他的“中国儿子”（他为我新出的散文自选集《听大雪落满了耶鲁》写的序言中，详述了此言的由来）；连同台北的沈君山老先生，在他晚年二度中风入院之前，我大概是和他共进午餐的最后一位“大陆背景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