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
【本文摘编自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栏目，如果想收听原节目，请下载app“云听”，档案揭秘第62期《从国家迁徙到军队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征途》】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江西瑞金，弥漫着不安的气息。最高三人团“猝然决定”长征。
2.“猝然决定”的长征与提前半年准备的物资。
3.红军各部的各自长征与会师。
4.重生！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到陕甘宁边区政府。
Part.1
1931年11月7号到20号，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同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等。
苏区中央政府下设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查、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构，还拥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邮票。
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其中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总共大约有10多万人。
到了1934年4月28号，国民党军攻占了江西广昌，红军伤亡5000多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的战斗。
广昌失守之后，中华苏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开始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氛。形势对苏区越来越不利，这个拥有庞大机构的国家又该何去何从？
一方面，蒋介石的堡垒战术层层推进，红军伤亡与日俱增，根据地的面积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各种人在瑞金政府的办公大楼神秘进出，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要出事儿，却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根据地撤退等各项重大问题。
在三人团当中，年龄最长的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而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在1934年1月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总负责者。至于李德，本身是个德国人，原名叫做奥托·布劳恩，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直接指挥者。
长征前，苏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都是由李德与博古制定。当时除了三人团，大部分红军将领都不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要搬家了。刘伯承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猝然决定”这个词来形容长征的开始。
之所以如此的猝然，是因为在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项与年冒着风险进入苏区，把蒋介石重兵包围苏区的“铁桶计划”告诉了中央，让中央不得不提前开始转移。不过，三人团的猝然决定在当时并不是没有透出口风的。
9月29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在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他在这篇文章中隐约透露：为了延续革命，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等有生力量。
这篇社论里的“转移苏区”，就是撤退命令下达前唯一明确的消息。也就是说，在长征出发之前，包括刘伯承在内的许多红军高级将领，都不清楚中央的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至于普通的红军士兵，更是不知道部队将要开往何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
Part.2
尽管转移的命令带有神秘和突发色彩，但红军的长征却不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仓促行动。中共中央对这场战略转移的计划，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5月。
广昌失守后，苏区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形势恶化。5月14号，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7月前招募新兵5万名。那时每天都传来做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动员工作也非常高效。据统计，到了6月底，实际完成招兵人数是62269名，超额完成了原定任务。
既然征招了新兵，军备自然也不能少。为了有足够的弹药，苏区政府一方面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动员苏区的人们把铜、铁等金属以及捡到的子弹或者子弹壳卖给政府，作为武器原材料使用。
根据事永刚、刘琼雄编著的《红军》这本书记载：
“从6月到8月三个月间，一共收到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万发。苏区群众收集到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
那段时间，苏区所有的兵工厂、被服厂都在加班加点突击生产。为了保证军费，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元，而过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金也全部取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仗有伤亡，药品必不可少。为此，中央外贸总局在长征前的两个月，突击采购了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
至于粮食，那更是军队的生命线所在。为了筹粮，红军对苏区各地几乎是全民动员，将秋季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给红军。
这次筹粮的效率也很高。以福建长汀、汀东、兆征三县为例，原计划借谷59000担，但是后来实际完成借谷67717担，比原计划超额完成了8000多担。
筹粮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个人可以携带10天的口粮。
除此之外，需要转移的还有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机构和物资。在红军里，有一支名叫中央教导师的部队，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重要物资。
为了让这些机构和重要物资能够顺利地转移到下一个点，苏区中央从周边农村征调了5000多名农夫，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运输队责任十分重大，比如说苏区银行有印刷机、纸币卷板，军工厂里有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的压床，医院有X光机，政府有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另外还有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
这些物资都将由运输队的民夫挑起，转移到下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毛泽东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来形容这次转移：就像大搬家一样。实际上，很多红军将领对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都颇有怨言。
首先，红军撤离苏区的命令本来就来得很突然，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做准备就要出发，还要背负这么多东西，无疑大大增加了行军难度。
其次，红军突破层层的封锁线转战南北，这些东西很难完好的保存下来，只能在战斗和行军中不断的被遗弃。到了四度赤水时，携带的大多数物资不得不被扔掉，并没有能够顺利的运达陕北。
Part.3
1934年10月，中央获知蒋介石将实施铁桶计划，不得不提前发起转移。但由于当时红军各部皆处于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当中，所以导致红军各部举行长征的出发时间、地点以及线路都大不相同。
【出发前的动员】
我们经常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指的是中央红军，后来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从10月7号开始，中央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江西的兴国县、石城县和福建长汀县撤出防御。

10月10号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带着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集结。
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山沟里的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
10月16号，中央红军在于都河北岸集结完毕，期间各部先后进行了时间不等的休整和人员、粮食、物资、武器、弹药等各项补充。
10月17到2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各军团和军委直属部队8.6万人渡过了于都河，至此才算是正式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经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11个省，在1935年10月抵达了陕北。
除了中央红军之外，长征的主力还有三支军队，分别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

红二十五军后来被编入红一方面军。这支队伍是1934年11月16号从河南的罗山何家冲出发，经过近万里的征程，在1935年9月15号抵达了陕西延川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时的情景】
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川陕活动，1935年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势力的围剿下，在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5月初放弃了川陕苏区，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历时一年半的征途，转战川、康、青、甘四省。
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10月9号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而红二、红六军团则是1935年11月19号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号抵达惠宁以东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他们的行程二万多里，历时11个月。

除了红军主力之外，成千上万的红区农民也开始了行军，男女老幼，入党的、非党的都有。兵工厂拆卸一空，工厂将机器都卸走了，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着，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长征结束以后，在很多亲历者口中，这场大迁徙甚至带着几分浪漫的色彩。一位红军干部告诉美国记者史莫特莱，如果皓月当空，清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
尽管苦中作乐，可是行军并不是那么轻松美妙的。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著作《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这样描述行军的艰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绑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200英尺（61米）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泸定桥】
除了自然环境的险恶，红军还要面对蒋介石中央军与各路地方军围追堵截，随着长征路线的拉长，从苏区带来的大部分的机器都被扔在途中了。
进入贵州后，红军采取了新战术，在装备方面只保留了最轻便的必要装备。即便如此，运输队还是每天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不得不改为夜里行军。
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后来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成千上万支的步枪、机枪，大量的机器弹药，甚至还有大量的银元，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中。”
他们说：“现在遭到成千上万警备部队包围的红区农民，有朝一日会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恢复他们的苏区。”
Part.4
1934年10月18号的傍晚，毛泽东和警卫人员从于都出发，他的行李仅仅有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
因为身患疟疾，毛泽东出发的时间比中央晚了两天。而实际上，就在出发不久前，毛泽东更是差点被留在苏区了。
瑞金政府确定转移之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以及地方武装一共1.6万多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
同时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后来这个分局的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皆由项英担任，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从人员素质上来说，留守的红军很大一部分是伤残病号，根本不具备战斗力。包括陈毅也属于伤员之列，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身受重伤，根本没法跟随军队转移。
红军出发前，去留人员名单全都由博古来负责，程序是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政负责人决定后，报三人团或者中央书记审批。
然而博古在确定红军高级干部去留名单时，大搞宗派主义，留下的人几乎都是与他意见不一致，或者被他认为是右倾的人。
最初毛泽东也被他们拟定为留守人员，后来因为周恩来力争，这事才没有落实下去。
中央给留守红军的命令是坚守苏区一到两年，等待中央红军从湖南转战回来。其实所谓转战回来，不过是李德与博古一厢情愿的构想。当时整个苏区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与堡垒，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批留守的红军想生存下来都非常困难。
1934年11月10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被国民党军李延年部占领，苏居几乎全境沦陷，陈毅和项英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策略，以游击战应对敌人包围。
在长达3年的残酷搏杀中，何叔衡、刘伯坚、贺昌、毛泽覃等红军干部或战死沙场，或被捕殉职。留守苏区的红军在经历了残酷的考验与洗礼后，只有陈毅和项英等少数将领幸存了下来，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这批留守红军也接受了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奔赴抗日卫国的战场。
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后，于当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在国号中增加人民两字，成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将国共两党从战场又拉回到谈判桌上。不久后，两党达成协议，红军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6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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