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影《芭比》。排在我前面买票的是两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都穿着粉红色的短袖，背着粉红色的小包。
是很好看。荒诞的表象映射了父权社会的诸多问题，女性是受害者，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如果用两个词总结这部影片的落脚点，我觉得是：拥抱多元，回归人性。
影片的结尾，芭比的创始人Ruth Handler握着经典芭比娃娃的手，告诉她，“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
/《芭比》剧照 /
在我看来，感受，是人之为人的基础，重视自己和他人的感受，是人性的体现。理性，则使人成为完整的人。
然而，让我困扰的现实是，我关于齐齐哈尔中学体育馆坍塌事件的感受和情绪还无处安放，北京大雨的惨景又带来新一波冲击。
太多这样无处安放的情绪不断累积，或许也是很多人如此焦虑和抑郁的重要原因吧。
经历丧亲之痛，看惯了新闻变旧闻，可能会有怎样的感受？
库伯勒-罗丝（Elisabeth Kübler-Ross）在1969年提出了哀伤的五个阶段（DABDA模型），我们带学生们阅读纽伯瑞金奖儿童文学《仙境之桥》时讨论过，它也帮我更理解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仙境之桥》| 新蕾出版社
C计划思辨阅读课L6级别用书
从网上的一些视频里，我看到这些女排姑娘的亲人们，流露出不同阶段的情绪。
第一个阶段：否认（Denial）。
很多人听到亲人突然死亡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伤痛太巨大了，人也往往不愿相信。
孩子只是照常去练球，谁能想到竟变成天人永隔？
死亡越突然，家属可能越震惊，否认的感受哪怕持续很短的时间，都可能极其强烈，影响人很多年。比如让人变得患得患失，或是习惯做最坏的打算，很难再去相信，总怕再经历一次这种打击。
/NYT/
在这个阶段，家属往往还表现得很冷静。
在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里，那位父亲条理清晰地询问，我女儿到底死了没有？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我女儿？一直告诉我们说在抢救，怎么又听说送来的时候就没生命体征了？
这个阶段的遮掩越多，对家属的伤害可能越大。
第二个阶段：愤怒（Anger）。
等到不得不面对现实，家属常常看什么都是错，有时气只能撒在家人身上，很多中年丧女的夫妻最后都离婚了。
/NYT/
如果死亡是因为人祸，或遭受不公平地对待，这种愤怒可能更强烈。
齐齐哈尔的悲剧更多是因为人祸，北京水灾这样的天灾，却也和人息息相关。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下的极端天气增加，地区政府的预警能力、疏导能力、管理能力和救援能力，城市建设和规划对自然灾害的不同抵御能力，都会影响灾害的伤害程度。
愤怒可能变成武器，但也会给人勇气；愤怒可能伤害人，但推动社会进步的常常也是愤怒。关键在于，能否用不违法的、甚至更有建设性的方式表达愤怒。
第三个阶段：讨价还价（bargaining）。
这可能是最让人心痛的一个阶段，它包括了深深的自责：如果我哪件事做的不一样，我的亲人是不是就不会死？
我还记得视频里一位妈妈跪在学校门口哭着大喊，“妈妈错了！我害了你啊！我害了你啊！”看了真让人感到钻心的疼。
这位妈妈可能在想：孩子，如果我没让你学排球就好了，如果我没让你上这个学校就好了，如果我不允许你那天去排练就好了，如果我没生下你就好了……你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痛苦。
很多家属可能知道该被责怪的不是自己。但有时候，自责也是一种出路，面对真正该承担责任的人，自己可能做不了什么，那种无力感也太沉重了；还有时候，讨价还价，总还给自己留下一丝幻想，幻想事情可以变得不一样，失序的生活或许本可以还在正轨。
这种自责可能持续很多年，在人快乐的时候冒出来，在许久不敢谈论死去的孩子时冒出来。
第四个阶段：抑郁（depression）。
/NYT/
这时家属对所有事都提不起兴趣，不想吃、不想睡、什么都不想干。视频里一位妈妈哭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每天都是痛苦。
我看过哈佛医学院的一篇文章，说抑郁症的人抑郁严重时希望与人隔离，但经历丧亲之痛的人在抑郁阶段往往需要人的支持和帮助。这或许是一点点希望所在。
第五个阶段：接纳（acceptance）。
/Fatinha Ramos/
接纳现实，带着对亲人的回忆和爱，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甚至开启美好的人生。我们带学生讨论死亡，也希望能走向接纳，孩子们能通过讨论死亡，更理解生命的意义。
现实并不容易。很多经历丧亲之痛的人，从未思考和讨论过死亡，持续在悲痛中，只能学习和悲伤共处；也有人像《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男主，因为自己的过失，三个孩子被烧死了，他终身无法原谅自己，无法与自己和解。
作为一个隔着互联网看新闻的人，我有愤怒、有悲伤，也有一丝抑郁情绪，齐齐哈尔的悲剧或许已经成为旧闻，网上很少人再讨论了，这些情绪会变淡，但它们没有被合理表达，无处被安放，依然有一些累积在那里。我不敢想，却又忍不住偶尔想到，齐齐哈尔和北京水灾中那些丧失了亲人的家庭，现在在经历什么？有一天，类似的悲剧会不会发生在更多人身上，在自己身上？
这些年，无数新闻变旧闻，你或许觉得自己没想那么多，但回头来看，当下的焦虑情绪，又有多少是这些年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一点点累积下来的呢？
齐齐哈尔的医院里，一个男人呵斥那位父亲，“请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这话太熟悉了。
打压、回避或否定负面情绪，传播“正能量”，是当下社会从上到下的常态。
制造恐惧，来压制愤怒、悲伤和抑郁，结果如何呢？人们能最终走向接纳吗？我想恐怕不能。
到底是什么阻碍负面情绪的合理表达呢？
一是拥有权力和话语权的人。
他们可能害怕感受会凝聚力量，害怕负面感受会带来不满。其实，感受是无法被消灭的，它就在那里，更关键的是如何帮助人们疏解、用合理的方式表达负面感受，这样感受才会被疏解，而不是越积越多。
二是多年的文化传统。
像《芭比》里呈现的，父权社会下，人们尤其不允许男性表达感受，女性表达感受也常常被认为是“过激的”、“情绪化的”。
东亚文化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常常也把礼仪看得比感受更重要。
三是学校和家庭的教育。
学校里强调责任，家长们强调道理，成年人都常强调自己的权威，觉得这些比孩子的感受重要。
很多次，我看到街头伤心痛哭的孩子，却很少看到身旁的大人给孩子一个长长的、温暖的拥抱，告诉孩子，“你真的很伤心，我知道，我知道。和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NYT/
不知经历丧亲之痛的父母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不用控制自己的情绪，可以痛哭，可以大喊，只要不违法，他们可以去表达。
上周看到一张照片，齐齐哈尔三十四中的门口，有几十米的花海，和一杯杯的奶茶。
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表达自己的悲伤。
我很感动。在这个事件中，唯一能给我安慰的，可能就是这片花海吧。
/图片来源于网络/
放一束花，真的能让人感觉：我起码做了点什么，表达我的悲伤和愤怒。
我在深圳曾住过的小区旁的广场上，有个小池塘，每一两天我们都带着孩子在那附近玩耍。那有一座下雨后就很湿滑的小桥，围栏间距超过30厘米，桥下的水据说有一米多深，警示牌却并不明显。听说前几年就有孩子滑下桥，幸好被旁边的大人救起。
大约两年前的一天，听说那里淹死了一个孩子，至于孩子是怎么淹死的，邻居简单提到过几个不同版本。
我听了消息很难过，事故近在咫尺。我买了一束花，放在池塘边，打电话给社区办，申请信息公开，并希望他们排查池塘附近的安全隐患。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个版本的传闻是真的，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什么样，我甚至找不到能和我聊聊这件事的人。偶尔，我还是会想起那样一个面目模糊的孩子。
我又想起在荷兰居住的朋友，前两周发给我他孩子同校学生意外去世的媒体报道，我可以了解到大洋彼岸一个陌生孩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让我难过，却也能让我释怀。我和朋友在谈论起这件事时我流了泪，但我也感觉到温暖和力量。
让负面情绪被合理表达，有处安放的方式是什么？
在我看来，最基础的，是交谈。
/NYT/
而交谈的基础，是信息的公开和对言论的保护。
我想听到那些孩子们的故事，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们的故事，我想和人聊一聊死亡和伤痛，我想听到不同的人的想法，我希望人们能谈论彼此的感受。
我想对很多父母来说，心中最大的恐惧，是自己的孩子发生意外，可能更深的恐惧，是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没有人再谈论自己的孩子。
但愿，即使新闻变旧闻，我们依然能去感受，去交谈，不会被限制，不会被喝止。
就像《芭比》告诉我们的，一个娃娃也能选择成为人，而成为人，要从“去感受”开始。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尽力选择保护人性，选择的人多了，温暖和力量也会多一点。
作者：郭兆凡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任职高盛集团，后从事地震重建工作和教育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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