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到后来出版《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一直保持着他的“史料性风格”。按他自己的说法，其文章中的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第一手素材。
具体而言，陈徒手早年在北京档案馆徒手抄录了数百万字档案——所以他给自己取了“陈徒手”这么个笔名，而他的本名是陈国华。
陈徒手老师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而那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被永远埋起来。
南方都市报曾专访过陈徒手。他说：当年我抄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很多想法都憋在肚子里。但我既不是正规的学院学者，也不搞专业化研究，所以不像别人写论文论著那样规范，没必要把别人的研究全列出来，因此我很少引用别人著作里面的成果。
今天看来，抄档案是一个很笨的做法，可这也正是陈徒手的独门绝技。陈徒手在抄档案的过程中，还总结出了一套抄档诀窍。比如档案浩如烟海，所有人物的档案都要像大海捞针一般过手一遍，不现实。所以他就先抄年纪大的、有名气的、有影响的、有意思的……
《故国人民有所思》里写了11位教授。像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每次中央一开会，一有什么布置，肯定要找他们谈，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成了政治的“消息树”。所以像王瑶这种教授的档案就抄得很完整。
再就是抛弃无价值的材料，在档案中找到真实的思想动态。比如1951、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步骤、程序、方法还比较简单，基本是填表、过关……大家说的话、表态都基本上一样，各校的斗争程序大致相同，写起来也就大同小异，比较模式化。这些就没有多少抄的价值。
而1961、62年社教运动及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那以后的档案就可以打通纵深，把波澜壮阔的斗争景象呈现得更充分、更真切。

陈徒手说，《人有病，天知否》更侧重口述材料，《故国人民有所思》对几个人物专题做了口述，比如冯定这个题目，我采访了北大哲学系20多个老师，后来之所以没用口述材料，主要是想保持整本书运用档案的单一体例。
档案具有官方色彩，而且当年留下的许多档案内容都属于秘密汇报性质，个人向组织、下级向上级，汇报层层递增，到了市委那边，还要汇编，向中央报，是一个设计复杂的党内工作制度。
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各色人等真实的思想动态，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把控和情况了解程度。
陈徒手在抄档案中发现：人性的恶比制度本身更加可怕。
北京高校内部文件多达数百万字，其中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尤其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都算揭发，档案里大量的手写报告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造成的，是组织安排的。
像北大一些年轻人，又是教授们的助手，他们可以跟教授经常聊，聊了以后就奉命写汇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他不得不写，换了谁都一样。
有一大批50年代毕业留校的左倾青年教师斗争性特别强，每次运动都抢在前面。北大化学系、哲学系、中文系都是这样。
像冯友兰的学生斗他，特别放肆，无所顾虑；王瑶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被学生训；傅鹰写总结，还要让学生支书过目、批准，确实是非常无理的蔑视和歧视。哲学系尤其强悍。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整个时代训练出来的这种冲劲和狼性，官方、学校鼓励他们发挥“思想战斗野性”，他们就愈发地来劲。
以上那些点滴，都是陈徒手老师辛辛苦苦抄档案抄出来的心得，弥足珍贵。但限于篇幅，在此实在只能挂一漏万。而那些个“万”在哪里呢？就在上面提到的陈徒手老师两本著名的奇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中。
陈徒手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既陌生又熟悉的词汇，对当年以及对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
先知书店再次为大家诚挚推荐徒手抄档案的陈老师这两本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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