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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年（1671）的仲夏，已经32岁的蒲松龄南游做幕宾仅一年后，决定辞职回家。

前一年的秋天，蒲松龄从山东南下抵达了江苏宝应县，接受了孙蕙的聘请。在这里他给宝应县令孙蕙当书启师爷，负责起草呈文、文告、书信，平时陪同孙蕙一起下乡视察民情，欢宴游历，送迎往来，应付上司。

这是蒲松龄生平仅有的一次官场经历。身处官场大染缸，蒲松龄既目睹了官僚集团的尔虞我诈，达官贵人的醉生梦死，也见证了黎民百姓的啼饥号寒。刚拉开幕宾生涯时，蒲松龄像无数个愿为天下苍生请命的有志之士一样，满腔热血，一身干劲。

蒲松龄到宝应的这年，江淮暴雨成灾，南北大运河多次决堤，以至于昔日的富饶水乡满目疮痍。流年不利，祸不单行，水灾过后便是疫病横行，又遭蝗灾，以至于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迁居他乡。

好在蒲松龄的雇主孙蕙也是个难得为人民办实事的好官，常常为了百姓的利益奔走，公然抗议层层加码贪污赈灾款项，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赈济灾民。对于这样的孙蕙，蒲松龄是引为知己朋友的，曾毫不掩饰地赠诗表达欣赏之意。

然而即便孙蕙是个好雇主，蒲松龄还是拒绝了他的再三挽留，辞聘回家。因为寄人篱下向来不是他的夙愿，科举登榜才是他毕生的追求！康熙十一年（1672）是大比之年，蒲松龄需要提前回到原籍参加秀才岁考，以此获得乡试的入场券。

风华少年，冠冕童科

蒲松龄的家在山东淄川（今淄博）县城东七里的蒲家庄，庄东有井水满溢出的一眼泉水，泉边绿杨垂柳环植，庄民称之为柳泉。蒲松龄据此自号柳泉，别号柳泉居士。

明崇祯十三年（1640），饥荒卷席北方大地，啃尽草根树皮的饥民饿红了双眼，甚至同类相食。在蒲松龄五岁的时候（1644年），李自成率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死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明朝就此覆亡。不久，献关降清的吴三桂引清兵入京，李自成败走，清世祖福临即帝位，年号“顺治”。

一年后，蒲松龄继同县好友张笃庆、李尧臣顺利通过了隔壁青州的童子试后，也一连闯过了县、府、院三道考试的关口。从最后一个考场出来时，蒲松龄陡然觉得天高地阔起来，仿佛胜利在望。这次童生道试的试题是《蚤起》和《一勺之多》，在这两篇限制字数限定格式的命题小作文中，蒲松龄从容提笔，把他的才学和灵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年山东出题的学政考官是与清初著名诗人宋琬号称“南施北宋”的文学大家施闰章，他诗文兼擅，博学多识。负责改卷的施闰章整日早起晚睡，为阅卷的事情折腾得很疲惫，而大多数卷子都是平庸之作，千篇一律，味同嚼蜡。直到他拿起了一份卷子，突然眼前一亮。

这位考生用八股文的格式，却作出了近乎记叙体的文章，文中细致生动地写出了齐人之妻欲窥视其丈夫经常外出真相而早起的心理活动、情形状况，而且竟然使用了人物语言，简直就像小说中的细节。这不啻为死气沉沉的八股文送来了一股清风。

施闰章非常满意，甚至给了他第一名，取为头名秀才。

不久后，一条喜讯传遍了蒲家庄，那名秀才魁首正是蒲松龄。他因此受到了施闰章的赏识，扬名乡里，并且随着施闰章日后文名日高，这份知遇显得愈加荣耀，也愈加弥足珍贵。

文章憎命，温饱之营

当初一起赶考的张笃庆、李尧臣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三人同是少年得意，归来后和同县的王鹿瞻一道结社——“郢中社”，想借此相长学问，稗补文业。

在蒲松龄冠冕童科后的第三年，施闰章卸任山东学政，辞职回家了。又过了两年，蒲松龄和张笃庆结伴一起去参加山东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顺利通过乡试的考核以后就是举人了，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所以在秀才的眼中，乡试显得尤为重要。

蒲松龄和张笃庆对这一次的考试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闭门苦读了好几年。可惜，这一次志得意满的两人迎来了科举的当头痛击，两人都落榜了。

荒年不利，地里产出很少，蒲松龄又有妻儿需要养育，一家子缺衣少食，日子难以为继，蒲松龄没法再继续专心脱产读书了，他开始到王村设馆，教书为计。

教书之外，蒲松龄始终没有忘记举业的正事，他认真学习前人的制艺文，无论寒暑雨雪都不曾懈怠半分。乡试日期一到，蒲松龄和张笃庆相约再次踏上应考的道路，却再次名落孙山。

二人同历失意之苦，都觉得有点无颜见乡亲父老，内心充斥着苦闷和悲哀，张笃庆抑郁病倒。

康熙十年（1671），又快到三年一期的乡试了，蒲松龄决定辞职回家专心准备下一年的乡试。雇主孙蕙很欣赏蒲松龄的个性才华，更同情他的遭遇，想要帮他一把，便替他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让他一道带回家，希望山东的学政大人能注意到这位才华出众的蒲秀才。

本来耿直的蒲松龄羞于“走后门”这种歪门邪道，但在自身的科举困境面前，蒲松龄还是选择了赧颜投递。

可是在康熙十一年的乡试中，这封荐举信似泥牛入海，蒲松龄照样落榜了，屡战屡败。蒲松龄去信向孙蕙坦言了落榜后的心情，也不忘对孙蕙的帮助表达了感激。

其实当初施闰章对蒲松龄《蚤起》文的赞誉，让蒲松龄自以为悟到了科举文之道，但这恰恰葬送了他的科举前程。要知道明清之际的八股文，形式越来越固化，禁锢了士子的活跃思想，只允许考生循规蹈矩作些官样文章，一旦标新立异，便等于自绝仕途。而蒲松龄的《蚤起》文，哪里是官样文章，分明是一篇讽刺世事的短篇小说。若不是遇上不拘一格的大文豪施闰章，而是换个平庸死板的学官，那就得判为零分作文，离题且不合体。

困窘愁贫，苦无知己

蒲松龄那信手拈来的“短篇小说”体，锻炼始于他小时候一个异于常人的爱好：“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换句话来说，他爱听神鬼故事，久而久之，自己也忍不住动笔写些神鬼故事。

蒲松龄从小攻读四书五经之余，就爱看看《山海经》、《搜神记》，共鸣于披萝带荔的山鬼，讶异于怪奇的牛鬼蛇神。蒲松龄渐渐有意识地去搜集民间一切关于神鬼志怪的故事传说：“途中寂寞姑言鬼”，“新闻总入狐鬼史”，并将其粉饰润色，撰写成文。

于是在他的笔下，那些“花妖狐鬼”、“畸人侠士”、“断发之乡”、“飞头之国”等的奇闻逸事，均寄托了蒲松龄的胸怀抱负，以及对人生的理解：“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蒲松龄的这个爱好并不为周围人理解。

就连蒲松龄的至交好友张笃庆也认为蒲松龄生活道路选择错了，误入了写小说的邪路。在举业之外，蒲松龄的文学志趣是创作狐鬼故事，记述奇闻异事，而张笃庆则偏爱作诗，以诗为千秋之业，为风雅事业，为文学正宗。

张笃庆对待小说的观念非常典型，代表了传统的世俗文学观。虽然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小说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时代文学的代表，蒲松龄的一个普通朋友李渔甚至还因此在小说写作与出版上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与认可。

晚年张笃庆看见蒲松龄年复一年的穷困潦倒，更是忍不住再三对朋友的狐鬼小说创作加以非议，多次规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