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发展看似一个很复杂的工程，但是它又很简单，只要关键的事情做到位了，自然纲举目张，这盘硕大无比的棋就活起来。从中国改革四十年成功史看，宽松的思想舆论环境和国际环境，就是这个关键的“纲”，今天发展民营经济，最关键的仍旧是这两个“纲”。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先后出台了五份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分别是：2005年国务院“36条”、2010年国务院“新36条”、2017年弘扬企业家精神文件、2019年促进民企改革发展文件以及最近下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得益于中央的积极政策，最近2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质量与本世纪之初有了飞跃性提升。先后有50多家民营企业曾经入围《财富》全球500强，腾讯、阿里、华为、小米、联想等民营企业也屡次被波士顿咨询、福布斯等权威机构评为全球最有创新力的企业之列，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开始登上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不过，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转差，这两年民营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各项关键指数都比前几年有了较大滑坡。说一千道一万，最可怕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未来信心的流失。我想这也是本次《意见》出台的最重要原因，其首要目的就是要提振民营企业家群体乃至全社会的信心。有人会不禁疑问：信心虚无缥缈，要它何用？的确在制度决定论者，或者物质决定论者看来，强调信心看起来像“唯心主义”。但是信心一点也不虚无，它的本质是人们对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情况和未来趋势的判断，这其中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稳定性、经济增长潜力、国际环境等关键因素。所以，信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是现实的最直观、最准确、最综合的晴雨表，是影响社会运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当人们对充满信心的时候，企业就会愿意增加投资，尤其有助于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投资；个人也会愿意增加消费，尤其是增加大项消费和增加教育投资，整个社会经济因此出现张力和活力。而人们丧失信心的时候，则会千方百计缩减投资、消费，甚至转移资产到本区域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全方面失去动力。信心溃败型社会的经济，与信心充裕型社会相比，完全是两种景象、两种前途。在国内来说，信心充裕型社会的典型是珠三角大湾区，信心溃败型社会则是东北三省和西北一些衰落的计划工业城市。在国际上，信心充裕的典型是越南等亚洲新兴国家，信心溃败的典型则是俄罗斯、阿根廷、津巴布韦等等。所以，但凡力挽狂澜的政治家，都以重振信心为第一要务。如果罗斯福在推行新政中，所使用的最高频词汇就是“信心”；丘吉尔挽救英国颓败的局势，第一步也是恢复大家信心。70年代末，党中央领导人民完成历史转折，第一步也是通过系列拨乱反正，激发各阶层的信心。因此，只有重建信心才能重振经济，如果没有社会信心，我们想维持经济增长，那么只能是依靠国家的强投资，这种是不持续的，也是非发展进步性的、外强中干的。那么如何重建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信心呢？从我国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思想舆论氛围和中外关系是影响大家信心判断的最敏感的东西，也就是本次文件第18条、26条以及27条所涉及的东西。本文将结合文件，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认识，也希望同行多多批评。为什么说思想舆论氛围是关乎民企企业家阶层信心的一个关键核心因素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是整个国家制度基础的核心基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民营经济（乃至个人私产）的合法性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随时而易的，民营经济的每进一步或退一步，都取决于意识形态对其认知的变化。从改革初期讲，民营经济发展有三进两退：第一进为1979年思想大解放背景下，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紧接着1983年的思想界“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带来了民营经济第一次收缩；第二进为1984年党中央商品经济正名带来的经济思想第二次解放，1989年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带来第二退，三年徘徊时期私企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第三进则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彻底正名。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史背后就是一部意识形态解放史，意识形态解放能走多远，决定了民营经济能够有多少发展空间。民营经济涨落是表，而意识形态收放则是里，并且，鉴于全国上下对所有制争论都非常敏感在意，“宁可稳妥一点”，造成意识形态波动的传导效应，投射到民营经济会放大好多倍。民营企业家长期在这种氛围中，养成了对思想舆论变化的异常敏感性，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放缓企业发展步伐（比如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2%）；尤其是那些极端言论，会让民营企业家阶层不寒而栗，想起过去不好的历史记忆，这也是这个阶层热衷转移资产和获取海外公民身份的原因。因此，要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问题，改革开放近45年来，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都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民营企业才能有信心。为此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鼓励思想理论界对民营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不能总是固守19世纪上半叶革命导师的理论批判，近二百年来，私有制本身、生产关系、社会制度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我们应本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客观再认识资本的性质，私有制的进步性和负面性，私有制与国家关系，私有制与生产力的关系诸如此类有关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民营经济正面意义要讲透，存在的问题也要讲透，这样才是对民营经济和国家负责的态度。最近十几年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很多关键问题，比如市场壁垒、融资难、税负高等，表明看是制度性问题，实质都是意识形态问题。由于近20年来我们对所有制认识止步不前，导致有关部门在执行上“宁左勿右”，对民企国企实施区别对待政策。比如说，融资难问题，本质上仍是对国企和民企思想认知定位不同造成的，而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系统自身不思改革。本次《意见》把解决对民企的制度不公提到首要重要位置，这一点体现了巨大的诚意和决心，令民企欢欣鼓舞。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需我们重新清理制度清单，还需先对意识形态正本清源，只有基本认识问题解决了，有关部门才能没有思想包袱地去落实，去公平对待民营企业，否则很多人都会因担心犯“政治错误”而虚与委蛇。第二，对于故意妖魔化民营经济的言论要果断打击。有人说那些抹黑民营经济的人是好心办错事，其实则不然，他们的动机与八九十年代的“左派”有根本不同。老一代“左派”批评民营经济主要是出于认知固化，很多人都是抱着为了维护社会社会公平正义的纯洁目的，而不是个人的私利。而现在天天以抹黑民营经济的为己任的大V们，多数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利。几乎每个大V的言论平台，都是传播公司在运营（所以这些大V本身实际就是私营企业主或私企合作者），他们诋毁民营经济的言论，本质是向社会兜售的商品，通过流量获得商业收益；他们中不乏在国外有房产、有公民身份，他们主动去追求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最优收益，却把民营企业同样的行为说成是“卖国”、“肮脏”、“唯利是图”。所以，这些人都是别有用心的，是在蓄意扰乱公共秩序，由此产生的结果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篇文章、一个短视频下去，可能全国民企市值就跌上数万亿；一阵对民营经济的围猎下去，可能导致全国民营企业家阶层心有余悸三五年，间接带来数十万亿损失。从实际看，民营经济并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反倒是这些抹黑民营经济的言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当下民营企业发展只会创造社会财富，极少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反而这些言论会造成人民财富的大量流失。本次《意见》着重提到：“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这是让社会各界感到很欣慰的地方，期待这点能够落实好，人们才会有安全感和信心。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其依赖的另一个土壤就是中国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总体来讲，民企对开放和全球化的依赖，远远大于国企，国企的地位、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决定了，即便是中外经济科技大幅脱钩，单纯依赖内循环，多数也可以基本过得去，但是民企不行，这是因为：第一, 只有扩大开放，深入参加全球化，才能促进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民企发展的制度性空间也就越大。我国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一定是开放程度高，与对外经济关系密切的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等。第二, 由于民企在国内面临很多市场准入壁垒，因此，对海外的投资和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国企。比如华为的海外市场占比超过60%，小米也超过50%，比亚迪、吉利这些车企也在海外有庞大的生产营销体系，往往越是优秀的企业对外依赖性越高。在去年中国总出口中，国企只贡献了不到8%，而民企贡献了将近60%，亦可见两者对海外市场依赖程度不是一个层级上的。第三, 民企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远远大于国企，因此，民企对海外先进技术和产品设备的需求远远大于国企，只有通过参加全球化才能获取自身不断前进的技术或产品设备。去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量超过6000亿美元，绝大多数是民企和外企购买的。另外，参与海外金融体系对民企发展也非常重要。很多民企尤其是科技类民企，在创业初期得到海外风险投资；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又到香港、新加坡、伦敦或纽约证券市场上市，进一步获取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并且到海外上市，能够极大提高在全球的品牌和形象认可度，更容易跻身行业的世界第一线。因此，国际技术、金融、设备等资源，以及全球性市场，是我国民企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但凡是有竞争力的民企，基本都是在深入参加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内部资源和市场也非常重要，但是脱离了良好的中外经济科技交流环境，那些最优秀的民企将会元气大伤（比如华为、小米这两年的营业额萎缩，以及科技企业普遍市值的大幅下降），进而根本削弱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因此，相较于国企，民企更对外部关系变化敏感，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在中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进口方面，中国所需要的关键设备和服务贸易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欧盟。出口方面，中国向欧盟和美国的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加上向中国香港、东盟的转口贸易，欧盟和美国约占中国市场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仅占中国出口市场的7.8%；偌大的一个非洲，不足中国出口总额的3%。虽然非洲和亚洲新兴市场具有可成长性，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和欧盟仍旧对中国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恢复民营经济信心，一方面要落实好《意见》提出的“支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外部挑战”，另一方面要以更高的智慧，重新调试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尽可能让民企赖以生存的技术、金融、产品和市场通道重新畅通起来，这对高科技企业尤为重要。当然，美国和欧洲内部有一些顽固的反华主义者，不遗余力推动西方与中国脱钩，主动挑起事端，很多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目前情况下，重新建立中外友好互信，比以往要困难很多。但是，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考验我们智慧、定力、眼光、耐心的时刻，我们要做用于克服问题的勇者、积极主义者，而不是关起门来图一时之安的鸵鸟主义者；我们一切应该以着眼于现实，让中国利益最大化为中心，而不能意气用事。总之，改革和发展看似一个很复杂的工程，但是它又颇为简单，只要关键的事情做到位了，自然纲举目张，硕大无比的一盘棋就活起来。回顾我们过去走过的历史，1970年代末，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邓胡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无非是抓住了思想解放、对外开外的纲，把全国人的信心重新激活起来，各种积重难返的问题迎刃而解。现在中国发展仍然受制于这两个因素，要解决好发展问题、信心问题，最重要的仍是这两个纲。并且，重启信心是很紧迫的，因为一旦某种社会氛围固化，再打破将会异常艰难；新的全球经济资源循环体系形成，再去重构，那更是艰难。创造宽松的思想舆论氛围，改善中外关系，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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