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问题上升到“军事俱乐部”的高度，就下不来了。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李锐。
      那就先说说李锐
      李锐到处招摇撞骗，说他是毛主席的秘书，其实他不是。他和毛主席的交集，只是因为他在长江水利建设上的有些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实际上就是通讯员，可以经常写信反映下面一些情况。         类似的通讯员，毛主席身边有一堆，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还有演艺界的，什么人都有，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关心的问题。
       从笔者看到的资料了解到，毛主席这样做是为了更全面掌握基层情况。因此，这些通讯员都不是毛主席真正意义上的秘书。
      官方认可的毛主席秘书有五个，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为毛主席的五大秘书。
      有人说李锐是司马懿，主要是指他在庐山会议上反常表现，先是积极参与彭德怀的小会，过后又反戈一击，给彭德怀致命一击。
话说庐山会议上，一次他从彭德怀住处出来，看到了罗瑞卿，四目相对，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党内有纪律，禁止私下串联搞小动作，于是害怕了，担心被追查，就主动跑去找毛主席交代问题。毛主席听了李锐的“交代”，又听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周小舟、周蕙等人了解情况。
      李锐知道毛主席找了周小舟、周蕙以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得多，便又去毛主席那里进一步交代问题。为了开脱自己，夸大其词，甚至张冠李戴，说了很多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不利的话（太过敏感，这里略去），直接涉及军队宗派主义问题，事情就升级了。
      李锐的说法，坐实了彭德怀所谓“军事俱乐部”罪名。
      李锐揭发说，彭德怀开小会时，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电话，当时黄克诚也在身边。一个位列政治局委员第一人、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一个总参谋长，搞在一起，这还了得。
       十多年前，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原中顾委委员周蕙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周蕙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蕙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主席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庐山会议时毛主席住所），都是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
       周蕙说，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李锐本人及《炎黄春秋》杂志曾连续发文反驳，但后来的《戚本禹回忆录》描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次证明了上述说法的真实性。
       戚本禹证实，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蕙的回忆录里，第一次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即李锐揭发“军事俱乐部”的事）。周蕙所写的情况和当时林克跟我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而且，不只是周蕙，当时田家英也大骂李锐是“无耻的小人”。
      戚本禹指出，李锐所揭发和交代出来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让毛主席和参加会议的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误认为彭德怀不只是对大跃进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有意见，而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由此导致庐山会议转向。
       这里面还牵涉到两桩案子。一件是1959年4月，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有随行人员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联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而彭德怀上庐山前，赫鲁晓夫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向中国发难，同时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很容易引发联想。
      另一件事，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苏联武官求见，要求个别谈话，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赶走苏联武官，马上向毛主席汇报。
       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就很不寻常了，加上李锐栽赃，如此一点火，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李锐揭发时，对毛主席讲彭德怀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毛主席当即说是“军事俱乐部”。事情就这样定性了。
所以，田家英、周蕙说李锐在庐山会议上起了很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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