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一段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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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自《吉尔·德勒兹》第三章“一段友谊”

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的友谊始于1969年的信件交流。尽管是瓜塔利把德勒兹找出来的，但他们俩之间的合作却首先由德勒兹提出。他们最初的交流似乎始于一种相互的好奇。在早期的交流中，德勒兹俨然已经对瓜塔利著作中的关键要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精神分裂和横截性这类概念。同时，他还极力鼓动瓜塔利来帮助他克服写作瓶颈。他建议他不要等到他觉得这本书写好了：尽管出版吧——你总能稍后再回头看看！写作就是要让自己感觉更好，他写道，写作便是将你自己从火炉中抽离。

在那些信件中，德勒兹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并激情澎湃。他想进一步发展瓜塔利关于非俄狄浦斯性欲与横截性的研究，他认为瓜塔利给他的回复不仅十分巧妙，还充满着活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希冀瓜塔利将有回复的灵感（最好一一按顺序来作答）。最为核心的是，瓜塔利雄心勃发，试图走出其前任老师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框架，德勒兹深受吸引。他觉得这份勃发的雄心壮志内涵极其丰富，但也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对那些感兴趣于德勒兹和瓜塔利是如何展开合作的人而言，已出版的《信件与其他文本》中德勒兹的信件和《反俄狄浦斯手稿》中瓜塔利的日记内容以及寄给德勒兹的信件都能为他们提供殷实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知，他们两人共同的思考如何伊始，又是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如果可以进一步审视一些概念是如何发展成他们日后著作之核心，这也挺有趣的。例如，“是否可以有劳您再耐心给我讲讲，”德勒兹在1981年给瓜塔利写道，“您为何要从配置的角度给予表达（而非内容）如此不加掩饰的青睐？”

他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反俄狄浦斯》）一开始的成形就受益于那些“冗长而又杂乱的通信”，随后则通过“好几天甚至好几周的”会面（但仅限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些会面中，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总是那么简单，在完成《反俄狄浦斯》手稿之后（稍后于1972出版），瓜塔利表现出一种对自我之遗失的沮丧，他似乎并不喜欢这种感觉。由于他无法写作，也无法不写作，他与一种“船要沉了”的感觉做着殊死搏斗。这似乎源自一种敏锐的自觉，意识到了他与德勒兹之间的不同——“我们真的不是一类人”——这也是源自他的一种无力感，面对德勒兹的关注和雄心壮志，他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于此便能感觉到，尽管他们的差异富有生产性，但是其中的一些差异还是产生了一种“思想的‘忧虑’”，例如对于源自德勒兹的“忧虑”，瓜塔利将其称作生产性，认为他总是怀揣着“杰作”；而对于源自自己的那份“忧虑”，他则将其称作更为混乱的“癫狂式精神分裂者之流的游手好闲”，而这些差异往往令他苦不堪言。由于感受到自己“有点为《反俄狄浦斯》超编码了”，而此时他的原始想法和思考也拥有了更连贯一致的形态，在《反俄狄浦斯》临近付梓之际，瓜塔利开始为他将在这本书出版后所负的责任深感焦虑：“我觉得自己压根就是个神棍。就像把这本日记出版一样。瞎扯淡。”

要回到具有生产性的层面继续合作，就是要弃绝自我，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弗朗兹・卡夫卡才得以完成的。德勒兹和瓜塔利合著的《卡夫卡：为了一种少数文学》出版于1975年（英文版出版于1986年），该书恰好介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之间。这本专著的研究主要提供了关于褶皱、个体化和配置的理论，这些理论还将在今后继续引领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哲学合作，而不仅限于他们随后于198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本——《千高原》。等到他们一同写第三本书时，写作的过程与经历显然已有所不同：

在前些年友谊所带来的密切合作之后，德勒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追寻他与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友谊——“一段明确的友谊实践”，如斯蒂瓦尔所说，“通过一种亲密的交流，这些不同的创作模式引导出一种思想的生产”——而此时此刻，瓜塔利继续寻求进入激进的政治交锋。我们“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缓口气”，德勒兹如是说，但是，他同时也感到“我们必将再次合作”。他们确实继续展开着合作，他们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试图回答德勒兹在1981年给瓜塔利的信中提出的问题：“对我而言，核心便是为这个问题寻找一个明确而简洁的答案：什么是哲学？”他们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合著出版于1991年，那便是《什么是哲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有时某些传闻会说这本书几乎全都是德勒兹一人写的，他将瓜塔利列为合作者只是为了将这本合著当作一份礼物献给他病入膏肓的挚友。无论真假，这向我们说明了友谊与哲学的羁绊是如何塑造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的关系的。

从1969年到1992年瓜塔利逝世的几十年间，德勒兹与瓜塔利发展了一段友谊，倘若要对其进行界定，那绝非易事。但从他们早期的信件交流中，我们便能清晰地道岀他们都曾为彼此的思想所吸引；其次，他们似乎从友谊的伊始便感受到了其富饶而又无时间性的品质。瓜塔利就写道，他们即将到来的初见将会成为“一个事件，它的起源早在过去就已经出现”。“我也，”德勒兹写道，“觉得我们在真正见面之前就已成了朋友。多斯对于他们友谊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致性，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本身就是这样。一方面，多斯告诉我们，他们之间从未亲密无间；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描述又将他们的友谊刻画得无比情深忠笃。这些在他们的通信中都显而易见。尽管两位作者在称呼彼此时都很习惯使用更加非正式的“你”（tu），他们还是继续将对方正式地称作“您”（vous）。与此同时，我们在其间看到了亲密又饱含深情的表达：“我热切地拥抱您”（Je vous embrasse fort）。

我想就此提出两个策略以理解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解读。首先，我们可能得质疑我们对于亲密的理解。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的确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然而，这份距离预示着一种更加复杂或者是亲密无间的亲昵，它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距离：“我们之间真的存在着一种异议的政治学，”瓜塔利解释道，“与其说这是一种邪典异教，不如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即彼此认可并接受对方的独特性……吉尔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我的老兄。”的确，正如我在前文一开始便描述了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友谊，我想说的是，本章开篇的引言所描述的偷与被偷之隐喻恰好表明了一种十分敏锐的亲昵关系，虽然是在一种不那么传统的层面上。放弃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固定边界的看法，同时避免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进入一种“生成不可感知”的过程，将生命向生产性遭际敞开。德勒兹对于传统的关系似乎并没太大的兴趣，他描述出的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亲昵关系，他表示他想“要与不可感知的人建立不可感知的关系，那才是世界上最为美好的东西。你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克分子，一个克分子的人际网络”。

不仅仅是友谊，在这类情况下，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爱。就德勒兹的情况而言，爱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倾向将爱与某种易辨识的结构和个体相联系。“爱就是为两人所建立的一种我思”，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千高原》中写道，这个过程不会将我们引向德勒兹想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事实如此，写作的三角过程包括的不仅有德勒兹与瓜塔利，还有范妮（正如前文所述），这个过程超越了我思，直接与爱情、欲望和思想进行交流。“我没有任何理由，”瓜塔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将对范妮的欲望与对吉尔的欲望对立起来。”爱情强化克分子，它建立于占有、嫉妒、个体经济之上，它没有任何力以推进生成。尽管如此，德勒兹还是反复提及爱情的概念。在导言部分，我就提到了爱情作为一种对独特性、多样性和“小事件”的认可；在上一章，我也有就非俄狄浦斯之爱的关系再次提到它。这可能也是德勒兹对瓜塔利所怀有的那种爱：“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彼此、补足彼此，我们以这种方式非人化、独特化彼此，总而言之，我们以这种方式爱着彼此。”这不是自我之间的那种爱，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克分子式的爱，它创造出了一种具有生产性非人化的感觉。读者会尝试去辨认在他们的合著中，哪一部分是谁写的，德勒兹深受困扰，他辩解道，“如同所有人一样，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已然成了形形色色的其他人，这本书早已挤得密密麻麻了。”

如果说尝试去理解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友谊的第一条策略是对“亲昵”一词意指的挑战，那么，第二条策略则是去思考他们关于生成和个体化的理论是如何实际运用于其生活，尤其是如何运用于他们共同的生活。正如斯蒂瓦尔所言，德勒兹是通过非人的方式来描述像瓜塔利和福柯这样的朋友：通过肢体动作和气氛。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工作和友谊中的特殊联合真的不应该被解释成一种联合，而应将其视作一种融合，一种经由思考而达到的共同浮现，一种配置。这种配置也能在德勒兹对瓜塔利的描述中看到，德勒兹并未将瓜塔利描述成一个人，而是反复将其描绘成一系列运动和肢体动作。瓜塔利似乎是在德勒兹精疲力竭的时候为其提供能量和速度，德勒兹也在他们的通信中经常写道：“你的发现简直太妙了。”他说，“而我走得比以前更慢了。”菲利克斯，他写道，就像一片汪洋，“波光熠熠”；他“有着令人惊叹的速度”，还“从未停止前行”。无论是依靠文字、肢体语言还是声音，他不断前行，“如同一个万花筒，每次都在形成新的组合画面”。菲利克斯这个名字，他说，“意为某物正在发生，并非指一个主体”。瓜塔利于1992年逝世，而后德勒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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