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平权法案，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

导读

个人背景以及个人独具的知识，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源，并非能用考试成绩等硬性指标来定义的。如果我们想维持社会稳定，就要尽量减少微殖民现象。从大学录取来说，学校可以通过多元化去开通管道，让受过各层次高等教育的人才，去做各个社区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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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欣怡

高院对哈佛录取案的判决真的让人痛心，因为Affirmative Action的意义，并不限于“给非裔西裔更多机会”，而且我认为，强调给别人机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并不可取。Affirmative Action的意义，更是为了我们整个社会拥有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来源，能更有机地团结互信（从而摆脱类殖民架构），从而更有活力。普通民众也许不会想得那么深远，但大法官们是深知这个道理的，遗憾的是，他们却只让军校豁免，而在名校入学方面继续把守地盘，剥夺美国社会在其他方面分享资源的机会。

大学一方面在于提供教育机会，提供阶层上升渠道，但不要忘记，大学的另一个使命是培养服务社会的人群。在这个前提下，除了数理学科和一些极硬核的工程学科，很多时候，用考试成绩等硬性标准以外定义的个人背景以及个人独具的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源。效率（efficiency）和稳健性（robustness）永远是一个权衡。只凭考试成绩加课外活动等硬性标准选拔学生是为了效率，而放低一些效率的多元化是为未知的未知所买的一个保险。（分数是否公平，是否准确反映个体素质是另一话题，不在本文讨论范畴。）

哈耶克提到一个概念我深以为然——dispersed knowledge（分散性知识）——就是没有人能全知全能。理想的社会当然是没有肤色之分，大家混居，有一致的常识和共识。但事实上现在的美国，种族/族裔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社区分界线，不亚于阶层分界。种族/族裔内一些明显的常识或传统在族裔内能跨越阶层感知到，但对外界来说，并不那么明显。比如黑人，不论哪个阶层，经常因肤色被误认为有不轨企图的体验，或者纽约华人圈子不论贫富对进入精英学校的经验。这样的独特体验，其他社区的人未必能感同身受。再比如，其他族裔未必能懂得亚裔家庭为何如此看重教育和升学。

因此，如果学校学生单一，造就了各种专业人士构成单一，但所要服务的人群却是有着不同体验、不同历史情感的，现实中我们就会遇到很多“没有想到居然有人……”的情况。反之，如果一个机构成员多元化，而且每个人都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很多他人没有想到的意外情况就会被纳入考量。

比如这次疫情，主流社会最先、最大声疾呼的是有中国背景的Dr Feigl-Ding，在CDC觉得风险低时一亩三分地升级了程序。现实一点考虑，很难说什么时候一个其他少数族裔专家会在某些致命病毒在哪个社区刚起苗头时大声疾呼（如果那时政府靠谱的话），拯救我们全人类。这样看来，一个考试成绩多一百分但对其他社区不甚了解的白人能替代这位少数族裔专家吗？当然，这样的保险，很多时候是用不上的，简单比喻，就如为流感等流行病储备的口罩常常是呆到过期也用不上，但万一有紧急需求呢？这个例子虽有点极端，但这个适用于企业利润相关的决策、企业的风险管理（遭到起诉，公关危机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管理。

另外，以种族/族裔作为社区分界线的一个结果就是，种族/族裔本身是连接社区感情的纽带，无论要不要政治正确，大家因肤色感觉是“自己人”而亲近的想法很天然。

无论是政府、社区，还是微小到机构，如果管理阶层和大众因为肤色或族裔有距离的话，会造成一种微殖民现象。

殖民现象是说管治/领导阶层与普通民众的疏离，一方面会造成上述各种分散的知识不能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会造就双方不互信。管治阶层会相对冷血，普通民众会怀疑，这样很容易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发生悲剧。历史上比如英帝国之下爱尔兰及印度的饥荒，近期比如明尼苏达发生的弗洛伊德被杀的悲剧——很多人指出那个警区治安每况愈下，是由一条法律的修改开始的，这个法律不再规定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警察必须住在城里，因此实际情况是，由居住在城郊每天通勤到城里上班的警察来管治住在城里的居民，警察不是当地社区走出来的，处理问题时不会想着这是我邻居，所以下手特别重。

如果我们想维持社会稳定，就要尽量减少这种微殖民现象，从大学录取来说，学校可以通过多元化去开通管道，让受过各层次高等教育的人才去做各个社区的领袖。

所以，如果从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角度去考虑，学校实行Affirmative Action就很容易理解。即便如很多华人认为的那样（虽然这种认识未必正确），我们华人在升学这一小块吃一点小亏，但换来的是社会更稳定，更能抗拒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的大便宜。

投资都知道分散才能抗风险，一个国家对自己未来的人才储备为什么不能分散、多元化？

而且“信任”在整个社会上的重要性，不能低估。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疫苗在非裔社区推行比起其他社区明显要困难，其原因在于白人医生曾经用非裔做人体实验，最残忍之一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的结束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很多人记忆犹新。如果医学院培养出来的都是白人或亚裔医生，政府高层卫生部缺乏能深切感受这种历史伤痕的黑人代表的话，非裔社区对各种公共卫生政策的不信任，其代价很可能会让百万千万人失去生命。其他族裔同理。

我还意识到一点，对华人来说，我们除了做社区服务外，还要提醒自己不可太自大，应该认识和解个体的认知极限。认为知识、经验和判断力完全能通过书本学习以及蜻蜓点水式的义工服务而获取，甚至觉得仅凭这些就可代替十几年沉浸其中的生活经验，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对某个社区的判断力的养成，除了道理外，还需要例子，除了书本记录的例子，还包括亲身经历过的各种微妙环境带来的直觉。所以说，能总结道理并抽象化是件好事，但认为万事只能抽象，否认某些身份带来的生活体验，那就难免狂妄了。

现在很多预测模型，都是上十亿的参数，即便如此，效果都很差，仅凭SAT、GPA和课外活动、得奖这些单薄的材料就能预测“对未来社会有贡献甚至能拯救世界”意义上的才能，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最近对高院判决而引发的关于Affirmative Action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既然美国很多大学都能受很好的教育，就没有必要挤名校，普通学校毕业也可以上升阶层，那么非裔也不需要挤进名校。

这种说法针对个体而言也许是对的。但对一个族裔群体而言，在精英学府有一定代表性是极为重要的。名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文化资本的浸淫，学习用精英的方式去疏导底层社区的委屈和怨气。如果非裔领导只能从普通大学毕业，他们仰仗本地文化能领导社区，但是不懂如何用精英手段疏导社区的情绪，引领改变很可能就没那么有效。所以精英学府的少数族裔，作为一个自己社区和精英阶层的链接桥梁，更有可能促使社区之间得到有效的理解及和解。

Affirmative Action和大学录取多元化，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太广泛太深远了，个人的短暂的得失与社会和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告倒哈佛，是否真能提高华裔录取比例，还是未知数，推翻平权法案，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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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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