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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有位专家说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刺激农民工消费。
凡是看到在刺激经济的议案上，打农民/农民工主意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喷他。
不过再仔细看一下这位专家的建议，发现他说的居然很有道理。
他认为，现在农民工的消费能力被抑制了23%，理由是他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他有后顾之忧，要存钱，所以消费意愿被严重抑制。
而户籍制度就是解决农民工进城的一个方式，这样农民工就有了社保，以后退休也不用担心没有退休工资。
专家认为，如果把这部分潜力释放出来，1.8亿农民工大概每年可以产生2万亿以上的消费。
言外之意是，户籍只是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的一种方式，如果不给户籍，依然给他们相同的社保待遇，或者直接把现在100块/月的退休工资提高到1000块/月，效果也是一样的。
这才是专家说出来的话，要站在底层人民的利益说话，要代表底层老百姓。
其实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位专家的意见，它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纯粹的数学问题，而且还是个小学数学问题。
因为钱不会无缘无故变出来，想要农民工每年产生2万亿的消费，那么必然需要对他们有2万亿的保障。
这个保障的钱哪里来？
现在主流的做法是“以工代赈”，就是刺激供给端，比如加大房地产投资，然后通过房地产拉动上下游产业链，相关公司再去吸纳就业人员，提高收入水平，这样就业人员就有钱消费了，那么消费也就拉动起来了。
然后通过消费再增加企业产能，企业再度扩大就业或者提高工资，这样良性循环就起来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用这种“救民先救官”的模式在刺激经济。
逻辑上看好像挺有道理，但为啥这两年却不凑效了呢，你看M2增发那么多，资金只在金融机构空转，企业连贷款的意向都没有。
因为通过银行——企业——个人这个传导链，最终个人拿到手上可用于消费的钱，已经不足以覆盖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成本。
与其贷款了生产堆库存，不如裁员压缩生产，那么恶性循环就来了。
换言之，“救民先救官”的根本逻辑在于，钱是通过社会发展得来的。
相反，如果像欧美国家那样直接给民众发钱/消费券，尽管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内需，但也会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可控因素。
如果想抑制通胀，就要像美国那样加息，但是一加息企业又扛不住，房地产又扛不住，地方政府的债务更扛不住。
现在是进亦忧退亦忧。
所以专家的确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他却没有说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的钱到底哪里来，这个才是最致命的问题。
不过对于钱哪里来这个问题，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观点。
根据2021年胡润财富报告的数据，目前全国资产达亿元人民币的家庭大概有13.3万户，资产达到3000万美金以上，也就是折合人民币2亿人民币以上的家庭大概是8.8万户。
如果对资产5000万以上的部分征收财产税，税率3.5%，那么每年就能增加5500亿税收。
据中金公司2021年的一份报告，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每个月可以给他们发200元，虽然不多，但是可以大大地改善生存环境，刺激消费。
感觉这位仁兄提出的观点确实可行，但又有点天真。
就算我们可以非常客观公正地把这些超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给收上来，你怎么保证钱就能分到这2.2亿低收入人群手上？
过去十几年来，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收了那么多钱，最终分配到低收入群体头上又有多少呢？
你看看最近郑州花34亿给河道挂大理石砖那事情，听上去就很荒谬，因为就在同一个城市，有无数烂尾楼嗷嗷待哺，整个河南保交楼的交付率只有11%。
这是钱的问题不？
不是呀，从头到尾都是分配问题，跟钱多钱少几乎没啥关系。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让既得利益者承担起一部分社会责任，又可以把这些资源合理地分配给底层的人民，这个才是需要我们真正考虑的问题。
因为底层人民基数大，只要很少的资源就可以撬动很大的消费，你看拼多多不就是这么起家的么，现成的案例。
就不谈社会责任，哪怕就从经济角度分析，让利于底层人民，都是可以大大促进消费和内循环的。
这个逻辑早在100年前福特就提出来了。
如果我们现在可以用上，恰好可以缓解经济下滑的窘境，何乐不为。
也只有收入上来了，才能继续接盘房地产，才能提高生育率，这些事情都是一脉相承的。
要不然针尖对麦芒，谁都得不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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