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轻佻的态度对待历史。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任意裁剪取舍历史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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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听了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历史作家的讲座,听完不太爽,写了一篇文章。《我对写历史读历史的一些看法》。之后针对这位作家的观点,还写了一篇,但当时没发。这两天,又看到一位大V的文章以同样轻佻的态度玩弄历史,把唐朝灭亡说归结于计划经济(均田制和府兵制)。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还是觉得还是再说几句,先把旧文发出来,啥时候有空再写写均田制的问题。
这位历史作家的另一个观点是:草原游牧民族之所以要进攻劫掠农耕民族。因为农耕民族不愿意与草原民族自由贸易。如果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自由贸易,草原民族能获得所需的货物,就不会抢劫农耕民族了。举的论据是明朝隆庆和议,开放互市之后,明蒙之间就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了。
从隆庆和议这个案例,确实是这样。隆庆互市之后明蒙就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一个例子根本无法支持上面的观点。上面的观点用逻辑解读,可以解读为两个等价命题:1. 如果开放自由贸易,就不会发生草原民族的入侵;2. 如果发生了入侵,就是因为没有自由贸易。这两个命题互为逆否命题,是等价的。
推翻这两个命题,理论上找到一个反例就够了。而中国历史上反例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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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汉朝讲起:
白登之围后,汉朝无力抗拒匈奴,只得采取“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每年赠送大批的财物,并开“关市”互相贸易,以缓和匈奴的入侵。但匈奴并不满足于获得公主和贸易,仍经常“绝和亲,攻边塞”。汉文帝年间匈奴就三次入侵,最远打到了渭水北岸的甘泉宫。
南北朝期间,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入主中国北方。北魏虽然是游牧民族建立,但进入中原后同样面临草原游牧民族柔然的不断攻击劫掠。著名的“六镇”就是北魏为了抵御柔然设立了北部防线。木兰辞里面花木兰作战的对手也是柔然。北魏作为游牧民族创建的王朝,虽然与柔然屡有征战,但仍然保持了互市关系。互市并没有阻止柔然的南下劫掠。为解决柔然问题,429年,北魏太武帝以举国之力讨伐柔然。443和449年太武帝又发动了两次对柔然的讨伐,大幅削弱了柔然的力量,柔然求和,恢复了对北魏的朝贡。然而,柔然的威胁并没有解除。470年开始,柔然再次发动了对北魏的进攻。470-475年,北魏发动了九次对柔然的讨伐,在475年再度达成和议。五十年后,523年,柔然借北魏六镇大起义的机会回光返照了一把,但最终被另一个草原民族,突厥所取代。
唐朝初年,为了集中力量争霸中原,李唐王朝的对突厥策略是怀柔隐忍政策,“倾力交好”,努力保证边境的稳定。不但开放与突厥的互市,还向突厥称臣纳贡,给突厥进贡金银绸缎。
公元 618 年,李渊在长安登基建立唐朝,也就是武德元年,东突厥使节来贺,行止狂妄傲慢,"使者每来多横骄",李渊都特别容忍,不仅隆重款待,甚至奉为上宾,与自己并肩而坐,"引升御座"。就在同一年,突厥及其支持的割据势力入侵唐朝边境六次。武德二年(619 年),东突厥可汗去世,李渊特为其在长安奉行哀悼祭祀之礼,停止朝会三日,命文物百官前往突厥驻大唐所在处吊丧,并派官员出使东突厥汗国,赠送葬衣绸缎三万匹。同年,突厥处罗即位,发动对唐边境多达二十四次的侵犯。
唐朝对突厥一直是交好,怀柔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唐朝的边境却始终也没有安稳过。李渊本以为如此交好,突厥应该会保证边境安稳,民族融合。但是突厥觊觎唐朝的富庶,更加猖狂的烧杀抢虏,,一度以40多万军队直逼长安,迫得唐朝中央政权十分狼狈。
贞观元年,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侵唐,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御驾亲征,双方于长安近郊的渭水便桥遭遇,形势凶险。李世民"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遂请和"。给了突厥大量财物,换取突厥撤军。
如果自由贸易就能让草原民族和游牧民族和睦相处,李渊都向突厥称臣纳贡了,为啥突厥还再三进攻李唐?最终,和汉武帝/北魏太武帝一样,唐朝解决突厥问题还是靠武力,靠李靖出兵大破突厥,生擒颉利可汗。
汉唐两朝,对草原游牧民族一开始都是隐忍怀柔政策,和亲,互市,进贡,做得远不止自由贸易,唐朝甚至向突厥称臣。但这些隐忍怀柔政策,并没有换来边界的和平,相反,草原民族贪得无厌,一次次入侵中原。解决问题的最终都是靠强大的武力解决。
宋朝建立后,宋太宗不顾辽国的威胁,亲征北汉。灭掉北汉后,宋太宗作出了一个非常轻率的决定。他不顾所有将领的反对,也没有给已经精疲力竭并过分展开的军队任何休整和巩固的机会,就转而向东,穿过太行山诸隘口,企图收复937年被契丹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高梁河宋军惨败,一战打怂了。从此宋军失去了进攻辽国,收复燕云的信心。二十多年后,辽军南下入侵,在澶州受挫,也无力灭亡北宋。最终,两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实现了百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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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明代。与汉唐不同,明朝靠的是“驱除鞑虏”而得国。对草原游牧民族一开始就采取极其强硬不妥协的政策。从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九年,明军北伐草原十三次。其中第七次捕鱼儿海之战打崩了北元的中央政权。朱棣即位后,五次亲征北伐。
然而,由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聚散不定的特性,农耕民族很难彻底消灭草原民族,北伐的大军一走,草原民族就会死灰复燃。
为了削弱草原民族,明朝采取了严格的贸易禁运手段。蒙古高原物产稀少,盐、铁两样尤其紧缺。明朝的禁运措施十分严格。就连蒙古人想要买一口铁锅都不行,怕你拿去融化了做兵器。
禁运战略给蒙古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以至于兵器箭头都无法用铁制,只能用兽骨制作。明初,确实蒙古进攻中原,求封贡求贸易是蒙古可汗反复挂在嘴边的理由。
但真的有了自由贸易,草原民族就不会入侵中原吗?汉唐例子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在对待草原民族方面,汉唐两国是一个模式,就是先隐忍和亲积蓄力量,然后再反击。反击胜利后维持一段时间和平。从白登之围到马邑之谋,汉朝的隐忍期经过了接近七十年的四位皇帝。唐朝的隐忍期就比较短了,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就反击灭掉了突厥。
宋明两国是一开始就比较强势,都强硬北伐。只不过宋朝一开始就被打崩,明朝强势期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为什么宋明两朝一开始都比较强势,与游牧民族一开始就生死对决。因为宋明两朝面对的游牧民族政权都更加成熟,是中原政权的潜在竞争者。宋面对的是立国时间更早,疆域更大,政体官制都很成熟的辽。而明朝面对的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原政权。相比之下,匈奴和突厥在汉唐都是比较纯粹的部落制游牧政权,没有入主中原建立中原政权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开不开互市,有没有自由贸易根本不会改变游牧民族的行为。和亲、纳贡、互市,都不会阻止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决定游牧民族行为的,是双方力量对比,是武力,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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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和议,俺答封贡之后,确实蒙古和明朝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这个结果是很多原因导致的。互市/贸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隆庆和议,本身就是一件有很大偶然因素的事件。当时的蒙古可汗俺答抢走了孙子把汉那吉的女人,把汉那吉一怒之下降明。借助这个契机,明朝的官员企图用把汉那吉交换明朝的叛徒赵全,同时借此与俺答谈判。但谈判得以达成,真正的原因是双方实力的变化。谈判的支持者,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说:“蒙古的情况已经不能与往日相比了,蒙古诸部连年进犯内地,虽然对内地居民烧杀抢掠,但是他们的伤亡数量也与内地伤亡数量没有多大差距。我军对其军事行动也对他们造成了很大损失,蒙古的军事实力也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了。”( 今虏情实与昔殊虏连岁入犯固多杀掠乃虏所亡失亦略相当又我兵出境捣巢赶马虏亦苦之是虏固非昔之强也)
蒙古实力衰弱,入侵劫掠中原,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自然就有求和以及贸易的需求。俺答的妻子,其后对蒙古有极大影响力的三娘子,又是和议的主要支持者。其后蒙古内部分裂衰弱,更没有力量进军中原。
隆庆和议之后的和平,主要原因是蒙古的衰弱,而不是什么自由贸易。
在农耕民族弱小,游牧民族强大时,不论靠和亲还是进贡,都无法阻挡游牧民族南下劫掠。
在农耕民族强大且有进取心,游牧民族弱小时,不管是不是有互市,游牧民族也根本没有能力南下劫掠。
只有在双方实力相近时,自由贸易才能减少双方的冲突,实现和平。
宋辽之间的和平,靠的是双方都没有能力灭掉对方的国家,而不是互市和贸易。
明蒙之间的和平,原因是蒙古的持续衰弱,也不是什么互市和贸易。
我喜欢读历史。历史是复杂多面的。并不能简单的能用一两句话就总结出什么历史定律。我看不惯有些人对历史的轻佻态度,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任意裁剪取舍历史素材。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千年来的恩恩怨怨,互市与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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