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北京逛公园，一不小心就会撞见历史。
不少公园往前倒一倒，是皇宫禁苑，是私家花园，是寺观坛庙。历史人物的身影也一层层叠加其上，有被西洋公园深深震撼的晚清士大夫，有向动物园捐赠猴子的慈禧，有在中山公园吃包子的鲁迅……
从晚清到新中国，北京的公园见证着一个古老国度现代化的进程，也一直与政权对一个首都乃至一个国家的设计蓝图紧密挂钩。
学者林峥对北京的公园有深入研究。让我们跟随她的讲述，逛一逛北京的公园，开启一场穿越之旅。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播客「声东击西」节目。更完整对话，请收听本期节目。
代表时代精神的公共空间
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开始关注城市议题，发现在晚清到民国文化人的北京书写中，公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后来写博士论文时，我和导师陈平原聊天，说想做北京公园这个题目，他很高兴，说自己曾打算退休后写一本书，叫《来今雨轩的过客》，现在就把这个题目送给你吧。
来今雨轩位于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曾是北京著名的茶座。民国时期，中山公园叫中央公园，也是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公园之一。
▲中山公园老照片。| 图源：网络
不同城市有代表各自时代精神的空间，巴黎是咖啡馆，成都是茶馆。北京是什么呢？就是公园。
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多在内城。内城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多在内城居住，于是很多演讲、集会、社团活动，就在公园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举行。比如，当时重要的青年学生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提倡现代社团需要社交修养和团体训练，北京的公园就成为他们团体训练的场所。
公园当然还是闲逛的好去处。如果我们翻看胡适 1920 年到 1924 年的日记，就会发现他频繁出入公园，除了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文学活动，也会和朋友聚会，去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长美轩吃吃饭，喝喝茶。
鲁迅也经常去来今雨轩。鲁迅当时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同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住的地方离中央公园也很近。他从教育部下了班，经常去中央公园坐一坐，再去女师大上课，或者回家。
鲁迅还特别喜欢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他的学生许钦文写过一篇文章，就叫《来今雨轩》，回忆他和鲁迅的交往，其中写到鲁迅点了一盘包子，自己只吃了一个，剩下整盘推到他面前，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自己一个就够了，剩下的就由你包办吧。这真是来自导师沉甸甸的爱。
不过对于大多数民国时期的普通民众而言，逛公园还是件奢侈的事。一则门票并不便宜，二来在格调和趣味上，公园也和普通民众有些区隔。如同我们今天去逛奢侈品店，多少有点不自在。
朱光潜就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提到他日常并不经常逛北海公园，好比乡下姑娘惟一一件漂亮衣，是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逛北海的都是时髦人物，个个衣冠楚楚，如果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怎么好去逛公园呢。连著名的北大教授都有这种感觉，更不要说普通人了。
▲北海公园老照片。| 图源：网络
一个舶来品的本土化之路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诞生于东渐的西风中。
在晚清士大夫的海外游记里，能看到很多对公园的描写。比如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时翻译成海囿，囿就是园子的意思。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出现在很多士大夫笔下，民众公开发表意见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是非常新奇的。
晚清士大夫大概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访欧美。当时欧美国家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之际，污染问题严重，卫生学兴起，学者认为城市就像人的身体，公园就是城市的肺，建造公园可以净化民众的身心，起到教化启蒙的作用。
士大夫们被西方的市政建设深深震撼，也被公园所吸引，希望把公园引进中国。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报告了 4 项「导民善法」，也就是引导人民的好方法，其中一项就是公园，另 3 项分别是图书馆、博物馆和万牲园（动物园）。后来这 4 项新鲜事物在中国付诸实践，都被统摄在公园的脉络里。
现代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公园，是晚清的万牲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万牲园是慈禧下令筹建的，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她和光绪皇帝亲自过问。万牲园在当时非常「洋气」，引入了大量异域风情的建筑和现代设施，比如园中来远楼第三层有一个旋转式楼梯，里面设有番菜馆，也就是西餐厅。园中还有咖啡馆，叫「西洋茶馆」。
▲万牲园里的来远楼。| 图源：网络
进入民国，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为首的朱启钤发起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改造清朝的皇家园林和坛庙，作为公园开放。这样做不仅更加经济，重新占有前朝皇家遗迹，改变其功能，也有政治上的象征意味。
由此而来的第一个公园，就是社稷坛改建成的中央公园。此后又相继开放了先农坛、天坛、北海、地坛、颐和园，等等。这也是北京公园非常独特的地方，其强大的历史传统，是其他城市的公园难以比拟的。
民国时期的人们，刚刚经历改朝换代，进入这些公园时会明确感知到，这是原来的皇家禁地，不同人就有不同感受。
前朝遗老会特别悲愤；新文化人，特别是新女性作家，则会有自由出入的自豪感；一些西方旅行者出于对帝国的强烈兴趣，很喜欢逛这些公园，却又觉得这些公园的开放有损于皇家禁地的神圣感和神秘性，认为中国应该保留原来的样子，这其实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乡愁，是殖民者非常傲慢的潜意识。
当然，就像前面所说，在民国时期，公园基本还是属于中上阶层的空间，提倡公共性和国民性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实现。
直到新中国成立，很多公园取消了门票或门票变得非常便宜，公园的游客数量才大幅上升。新中国对于公园也有自己的设想，希望它成为人民群众狂欢的空间，民众特别是小朋友在公园中休憩玩耍的场景，象征着新中国美好的现在和未来。我们小时候去公园春游秋游，现在阿姨们在公园跳舞，都与新中国对公园的定位有关。可以说，公园面向大众的理想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的。
通过国人与公园关系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公园从舶来品，到慢慢本土化，再到真正为我们所用的过程。
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国外的公园里，我非常喜欢美国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这个公园由弃用的高架铁路轨道改造而成，完全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走在上面可以看到不停变换的城市景观。
高线公园对我来说，还有一点特别之处，我看到它就会想起 100 多年前康有为对中国城市的设想。那时他去欧洲游历，在游记中反复提及西方的公园，特别是巴黎的林荫大道（Boulevard），道路中间有花坛，种着树，还有里斯本的自由大道也让他非常震撼。他想象说，中国某一天也要把街道和公园合二为一，要把街道修得像公园一样。
半个世纪后，梁思成提出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希望保留内城，保护北京的城墙。他对城墙有非常具体的规划，就是在城墙顶上植树、种花、设公园椅，打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立体环城公园。
▲梁思成构想的立体环城公园图。| 图源：网络
我看到梁思成的设计，就觉得它呼应了康有为合公园、大道为一的想象。数十年之后出现的高线公园，冥冥之中又与梁思成的设想非常相似。
沈从文也对北京有过公园化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写了一篇文章《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天马行空地畅想应该如何重建北平。他把整个北平看作一个大花园，提出应该按管理花园的方法建设城市。
他还具体谈到，在濒临北海的大草地上，应该摆放怎样的雕塑；也谈到大学，说大学应该被设计成花园的样子，学生在阳光里读书谈诗。那时北大还在沙滩红楼，后来迁到西郊燕园的北大，其实就非常符合沈从文的想象，整个校园就像一座花园。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趣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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