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到浙大读博士之后不久，浙大团委向全校学生发起一场关于大学生活与人文精神的征文比赛。我兴致一下就来了，结合亲身经历，花了好几天，写出了这一篇参赛文章。结果，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参赛者全部获奖，至少都有一个鼓励奖，就我一个人连一个鼓励奖都没有得到。
复旦、北大、武大几个中文系教授读了之后都说，这篇文章有文采，有思想，有学识，写作技巧也十分精湛。以下是我的参赛原文：
从“剑桥”到“斯坦福”：老愚的麦田守望
“剑桥”代表的人文传统，让位于“斯坦福”所象征的实用主义，浙大办学理想的改变，折射出这个时代精神力量的苍白。
一  
陈鼓应来浙大了，老愚却错过了那场讲座。
在“浙大往事”的茶座上，老愚透过桌上那杯绿茶不断冒出的淡淡的热气，看着玻璃窗外的水池。雨滴落到水面上，击起阵阵的水花。
我们那天下午的聊天，是从陈鼓应在浙大的讲座开始的。老愚为自己没能听到这场讲座而遗憾叹息。
197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高压尚未解除。那是一个社会力量尚未成熟，思想和言论的号召力十分微弱的时代。
一群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激情满怀地创办了《大学》杂志，在岛内掀起了一股青年学子的革新热潮。
陈鼓应当时是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也是这股热潮的主要推动者。老愚很想亲眼一睹这位古稀老人的风采，看看台湾那个激情燃烧的转型岁月，在他身上刻下的精神印记。
中国大陆现在也有一本类似的《中国大学生》杂志。1994年，还在小镇工作的老愚接触过它。
当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刚刚启动，理想主义尚未完全退潮。该杂志参与了当年知识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深厚的人文底色一下子吸引了老愚。在乡下工作的他，每个月都要坐车赶到县城或托朋友买。
现在，我旁边的一个茶座上正好放着几本近期的《中国大学生》，花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毕业了我们不分手》、《实习迪拜七星级酒店》、《31天玩转29城》。
这本杂志已经不复当年的内涵和品位，几乎就是一本关于考试、出国和求职的工具书。它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大学校园过去二十多年来精神风向的流转。
老愚是我的老乡，也是我在浙大最谈得来的朋友。在年龄上，和周围那些八零后的同学之间，有着比较大的落差，因此，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浙大是一个另类硕士生。
老愚是在文革中出生的。1970年代初，台湾的《大学》杂志引领的政治革新运动曲终人散之时，在彼岸的中国大陆，文革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1976年，这场历史闹剧结束时，三岁的老愚还无法理解周围的世界，文革只是因为几个让他受到惊吓的、激烈的街头武斗，而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若干模糊的碎片。
最让老愚津津乐道的是八十年代，那是在他的内心植入文学梦想的时代。
文革刚刚结束，文化经过多年的压抑后触底反弹。因为有大量的悲愤情绪需要宣泄，文艺成了重要的载体；整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实都需要重新思考，历史、哲学一度炙手可热。
那几年，电视还不普及，大众文化尚未兴起，文学和电影关注的都是严肃的时代主题。《花城》和《收获》象今天王菲的唱片一样畅销。作家像今天的歌星、影星一样备受追捧。到处都是文艺青年。那些年，中国的象牙塔内弥漫着强烈的剑桥式的人文气息。
高二文理分科时，在阅读《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中度过少年时代的老愚，为了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似的高考中，增加胜算的机会，他不得不搁置刚刚点燃的文学梦想，选择了招生人数更多的理科。结果成绩一落千丈。
高考落榜后，老愚只好去读了一所技工学校。毕业后，老愚被分配到了一个山区国企工作。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资源双重匮乏的、四面环山的小镇，同事们大多以麻将和扑克来打发无聊的时日，老愚却把读书当做唯一的消遣。
那几年，80年代的文学热仍然余温尚存。小镇书店也可以买到一些那几年反思文革与极左路线的严肃文学作品。
这些书既为老愚填补了农村生活的空虚，也让他从文本中捕捉到了很多被主流教科书遗漏的历史细节。它们既引发了老愚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也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比文学更能帮助人们理解和表达自身的困境。
于是，老愚尝试自己写作，只是投出去的稿件，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书读得越来越多，他感到自己与周围环境越来越不协调。每当看到同事们为了几十几百元的蝇头小利而对领导点头哈腰，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他就对生活的前景感到无比的恐惧感。难道就这样没有尊严地过一辈子？
2001年，单位要下岗裁员了。在主动离开和考试竞聘之间，老愚毅然选择了前者。
他决定到厦门去。在外企工作，或许，人可以活的更有尊严一些。同时，也可以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人生体验。说不定还能积累创作素材。
他内心潜藏着一个作家梦，渴望有朝一日，成为继安子之后的又一个打工作家。
安子的文字太平淡了，老愚渴望超越她。 
二
2000年，当老愚怀揣文学梦想来到特区时，当年名噪一时的特区“打工皇后”安子已经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1984年，初中尚未毕业的安子，年仅17岁，就孤身一人，从广东梅县的偏僻山区，来到深圳闯荡。
她长相平常，眼睛不大，身材略胖，再加上衣着朴素，一看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子。如此平淡的外表，注定她只能从繁琐的手工活做起。
从偏远的乡村来到喧嚣的都市，安子感到十分的茫然。她和周围那些打工姐妹一样，每天只能在流水线上挥洒青春年华。特区的繁华与富足与她们无关，这里不过是她们的青春驿站。几年之后，她们都得离开都市，回归乡土，工作又由新的打工者接替。
倔强的安子不甘心接受这种宿命般的轮回，她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一边参加夜校学习，一边把自己的苦闷、彷徨、梦想和几年的打工经历倾注笔端，由此所凝结成的一篇篇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在各个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
1990年，《深圳特区报》连载了安子的系列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打工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寻找安子”的信件如雪片般从四面八方的打工人群中飞往报社。
安子，这位当年最著名的特区打工妹，随后又成了第三届中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和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20个历史风云人物之一。　
然而，安子的出名与其说是因为文学才华，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因为从她开始，特区打工者有了自己文学上的代言人。当这种文学题材越来越普遍，打工作家越来越多的时候，安子作为作家的光环逐渐暗淡，她的创作力也随之枯竭。但是，这已经不要紧了，因为她的名气已经足够的大，大到可以不用靠文学吃饭了。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风向逐渐变了。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意识形态的松动，文学在逐渐失去政治的宠信之后，又被不断膨胀的娱乐空间和消费欲望挤到了时代的边缘。
作家们要么纷纷下海，要么放弃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追问，越来越沉溺于个体情感的表述，甚至干脆直接为下半身写作。
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文学，安子也放弃了文学。她的名气成了无形资产，为她的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启动资金。她创办了一家“成功训练营”，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打工者前来接受培训。
成功似乎不再是来自能力、机遇和韧性努力，仿佛只要经过安子设计的一道道“工序”，一个又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将从机器生产一样的流水线上脱颖而出。
作为作家的安子已经被人遗忘，作为“励志教练”的安子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讲座上，向台下那些急切地渴望成功的人们传授实用“秘诀”。
如今，已经成了大企业家的安子是4家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旗下员工达到5000多人。
近年来，她仍然笔耕不辍。但是，写的已经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是关于成功和交际学的励志书,如《魅力女性的完美修养》。她的目标定位是成为亚洲著名的“激励天后”。
初到厦门特区时，生活的窘迫、求职的艰辛几乎压碎老愚对文学的梦想，却没有减弱他阅读的欲望。利用找工作的间歇，技校学历的老愚一没事就往厦大附近的书店里钻。
如果说在乡下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直觉和经验，那么，此时在城市接触到的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学术著作，则深化了他的思考和判断。
那几年，徐友渔、朱学勤、王元化等等学者的著作和文章，陆续进入他的阅读视野。这些文字代表着这个时代残存的理想主义。当文学对公众的影响日渐式微的时候，它们让老愚看到了文字之外的另一种力量：思想和学术的力量。
老愚内心突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渴望：将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学术与现实之间言说和思考。
2008年，费劲千辛万苦，技校毕业的老愚，经过多年自学，终于以面试第一的好成绩，考上浙大公费研究生。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异常激动。他暗暗发誓，将来要尽到一个读书人的责任，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出一份绵薄之力。
三
廖可斌去北大了，包伟民去人大了，林来梵去清华了，孙笑侠去复旦了……哲学和政治学本科由于选读学生太少，几乎办不下去。浙大的文科还有救吗？这是浙大很多文科学生和教师的担忧。
2008年，当老愚踌躇满志地来到浙大读硕士研究生时，浙大已经在一年前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并把办学理想从“东方剑桥”改成了“东方斯坦福”。
这背后似乎蕴含着无穷的深意。“剑桥”代表的人文传统，让位于“斯坦福”所象征的实用主义，浙大办学理想的改变，折射出这个时代精神力量的苍白。    
第一次走进西溪校区，老愚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一所学校，更不用说名牌大学。
这里看不到几个学生，只有小车在来来往往。如此冷清的校园、如此衰败的校区折射出文科在浙大的尴尬处境和逼仄的生存空间。
玉泉校区倒是有很多学生，更像个学校，却严重缺少一所综合性大学所应该具有的人文底蕴，连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
1997年，四校合并后，浙大成了号称“全国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可除了量化的指标上去了，对杭州大学的兼并，并没有给浸淫工科传统的老浙大，注入人文气息，相反，杭大原本强势的文科，在合并之后，被分散到了几个校区，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相互之间，既没有了交流与互动，也无法形成整体的学科氛围与工科抗衡。
在文理严重失衡的环境中，人文精神不断退守，实用主义逐渐贯穿到一切领域，包括大学生的灵魂深处。
他们的心灵被专业切割，他们的精神空间被物质欲望挤压成了平面。作为一流大学的学生，他们的人文素养却乏善可陈。
在他们的眼中，历史无非就是一个王朝接替另一个王朝的宏大叙事，个体的尊严和命运全都微不足道。
文学无非就是几本世界名著。古华的《芙蓉镇》、老鬼的《血色黄昏》太长了，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太沉重了，且名气不够大，不足以用来装扮和点缀自身，还不如读点轻松实用的东西，如《人性的弱点》，或玩玩电脑游戏。
哲学学来做什么？正是因为放弃了形而上思考和对抽象价值的追问，中国才创造出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繁荣，商店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些商品正等着他们这些精英去消费呢。多挣钱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即使读文科，也要读管理类或新闻学。前者教会他们如何获取财富，后者象征着记者手中的“第四种权力”。
眼前的现实不时让老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之中。在陈鼓应年轻时代的台湾社会，知识分子反抗的对象明确、具体，只有一个被国民党垄断的公共权力。如今，在大陆，过分讲求实惠、追求名利的实用主义，正泛化成全民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无处不在，你想反抗它，却无处发力。
有些学者在丧失了道义立场和人文关怀之后，一头扎进了全球消费体系。他们对金钱的热情远远超过对社会正义的寻求。大学生们，被对财富的欲望，抽干了灵魂之后，身上几乎褪尽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只剩下融入现实的智慧。
他们的灵魂现实到根本无法相信，有人像老愚这样，为了学术和社会理想，过了而立之年，还放弃外企的工作，回到学校，读一个根本不能挣大钱的文科硕士。
面对他们武断的逻辑，老愚百口莫辩。他内心经常陷入无边的孤独感之中，为什么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在周围人的眼中，却一文不值呢？
雨停了，茶喝完了，短暂的聊天也要结束了，老愚心头浓重的阴影仍然没有消散。
快要离校了，由于忙着赶论文，老愚毕业当年博士没有考成。周围的同学都已经陆续签约了，他们大多数都从事与本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老愚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不想去公司，不想做公务员，只想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然而，在有车有房成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代，基础文科越来越受冷落。很多大学出于就业率至上、实用主义导向的办学思路，也在不断地压缩人文基础学科的办学规模。硕士毕业要进入高校谈何容易。
一时间，他掉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之中......
（老愚就是我本人，本文算是我的个人精神史。为了彰显叙事技巧，特地虚构了作为老愚聊天对象的“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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