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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凯特·沙利文·德·埃斯特拉达

编译| 许丙南姜波

审校| 陈安澜

编辑|陈欣雨穆祎璠

编者按

本文分析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和战略，特别是它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关系。作者认为，印度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理解和承诺是灵活和有条件的，反映了它的身份和利益，以及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部分和工具性的接受。作者进一步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所强调的“自由和开放”不仅仅在于“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性，更是为了弥合印度同美日澳三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体现在它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结盟主张以及印太地区“包容性”的各异态度。应该说，本文对于四方安全对话的态度是较为客观的，揭示了该机制所存在的内部张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印度对于本国自主性的追求很可能阻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这种追求本身又深嵌于印度的国情和战略传统之中，短时间内很难被改变并且需要得到美日澳三国的宽容与谅解。因此，随着莫迪在国内大肆推行“印度教特性”，西方对于印度民主倒退的批评也将显著影响印度同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2022年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乔·拜登、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班尼斯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东京官邸举行会晤（路透社）

2023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集团（Quad）外长会议以一个熟悉的说辞开始：“我们今天的会议重申了四国集团坚定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但什么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呢？在四国集团成员国的语境中，谈论“自由和开放”不仅仅是为一种务实的安全伙伴关系披上一层修辞的外衣。 “自由和开放”是这些关键地区行为者使用的修辞框架，以质疑中国在该地区的角色和行为的合法性。将印太地区描述为“自由和开放”的，意在将那些遵守并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国家纳入这个空间，而将不遵守规则的国家排除在外。

印度通过四国集团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显而易见：通过印太架构和这个排他性的四方组织，印度近期迅速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印度对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理解，比起表面上看起来更复杂一些。无论是通过其领导人的话语还是政策，印度都对四国集团共同目标中的“自由和开放”的内涵有着独特的理解。

印太地区所体现出来的，以及印度所支持的是一种模糊的自由秩序，其具体定义不甚明晰：这种模糊和灵活的自由秩序使印度能够更好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目标，同时避免被美国及其盟友所主导的自由秩序框架束缚。在这种自由秩序中，印度能够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其中的规范和价值观，以更好地适应其自身的国内政治和战略环境。

这并不奇怪。自冷战结束甚至更早以来，印度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保留性拥抱，旨在吸引一个广泛构想的自由主义国家社群，作为寻求认可、地位和物质回报的一部分。

从经济上讲，在1991年经济危机和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进行结构调整之后，印度更加充分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在政治层面，印度在公开演讲和多边倡议中强调了几十年来大体成功的民主经验。

借鉴自由安全秩序（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印度在21世纪初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民用核合作协议。印度和美国在2016年进一步升级防务合作，并从2017年开始通过四国集团发展一种模糊的、非约束性的安全合作形式。

尽管印度与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导规范有显著的趋同，但用印度和国际事务学者迪帕·奥拉帕利（Deepa Ollapally）的话来说，印度的承诺仍然是“工具性的和片面的”。鉴于印度在自由国际秩序方面的经历并不总是积极的，印度领导人对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的关键要素提出了质疑。对印度而言，自由国际秩序更多地起到了一种规范和物质资源的作用，而非一种根据需要有选择地使用的信仰条款。

这种战略方法持续存在，但印度的回旋余地可能比以前更大。美国作为印太地区和四国集团中最重要的自由行为者，继续在定义印太为一个自由安全秩序方面拥有特殊的社会权力。日本和澳大利亚，在近期领导层变动中，也曾不同程度地倡导四国集团作为一个基于特定自由价值观提供共同安全的共同体。

相比之下，印度正在努力保持关于什么是合法的自由主义身份和行为的可塑性既定观念。这使得印度能够追求其自身的独特利益，避免沦为美国及其盟友阴影下的一个“自由社会化者”。

四国集团成员国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进行更细致精确的分析，便凸显了印度与四国集团接触模式呈现出特定的战略和政治意图。

首先最重要的是，印度一直不愿意采取公开集体遏制中国的战略。自从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以来，印度对战略伙伴关系的兴趣越来越大，对战略合作，特别是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已经没有先前那么谨慎。

然而，印度战略精英仍然抵制四国集团沿着硬安全线路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化。例如，印度没有加入美国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巡航行动，并继续与俄罗斯开展高层次防务合作。后者限制了印度与美、日、澳之间的互操作性，而美日澳之间的联盟关系则允许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先进技术交流。

当然，自2017年以来，印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四国集团部分制度化，包括首脑会议和工作组。但是，印度与四国集团的关系仍然有所保留。

印度领导人曾质疑四国集团设想的区域逻辑。在2018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印度不把印太地区视为一种战略或者是一个有限成员的俱乐部，”并且印度更重视该地区的“包容性”，特别是承认“东盟在印太地区的秩序和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印度在2019年推出的《印太海洋倡议》也传达了一种包容而非排他的方式，以基本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规则而非共享价值观为中心，并且没有制度化的计划。

其他一些表面上看似共享的区域自由价值观，在深层次上也存在分歧。四国集团领导人承诺“优先考虑国际法在海洋领域的作用，特别是反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中的作用”。

然而，印度在航行自由方面的立场与中国相似：印度主张在其专属经济区内限制外国军舰的活动，反对美国对习惯法的解读。因此，印度一直是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长期目标。

重要的是，对于这个由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四方伙伴关系，国内自由主义身份也备受关注，隶属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人党政府的部长们也对来自美国民间的公开批评进行了反击，他们称印度在莫迪领导下非自由主义日益抬头。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没有正式提出对印度民主倒退的担忧。四国集团各方持续、共同庆祝他们作为民主国家的共同身份，这在该组织内部产生了一个悖论：四国集团对印度内部的非自由主义和民主侵蚀保持宽容态度，同时也容忍了该地区不同治理模式的多样性。

而在印太地区之外，四国集团的一些利益趋同并不等于印度直接接受美国、日本或澳大利亚的承诺。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作为印度坚持战略自主的标志变得尤为突出。正如苏杰生在2022年11月所说，“四国集团从来没有被视为四个国家在所有问题上都持相同的立场。”

在秩序转型时期，对合法形式的身份和塑造行动的价值观的争论是可以预料的。由于印太秩序仍处于萌芽阶段，我们期待印度能够以符合自己身份和利益的方式塑造四国集团的参与条款和印太秩序的性质。当前的动荡局势和印度在该地区发挥物质和意识形态平衡作用的重要意义，赋予了印度更大的影响力，可以决定什么样的身份和行为可以被认为是自由空间中的合法行为。

归根结底，在印太地区，印度对自由身份和价值观的模糊态度，对印度提升自身地位和应对中国影响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无论是在四国集团内部还是超出四国集团范围，相对于美国和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拥趸，印度拒绝组件传统联盟、抵制正式机构、坚持区域包容性以及拒绝接受外部对其民主身份的评价，已经在印太地区的秩序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它们证实了一种模糊的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和开放”这些术语的使用和理解存在较大灵活度。在区域秩序转型期间，这是一种弥合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三个条约盟友之间差距的手段。

作者简介：凯特·沙利文·德·埃斯特拉达（Kate Sullivan de Estrada），牛津大学南亚国际关系副教授。

本文编译自scroll.in网站2023年3月15日文章，原标题为：Superficial sailing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avea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India’s Quad membership，

原网址为：https://scroll.in/article/1048692/superficial-sailing-in-the-indo-pacific-the-caveats-and-contradictions-of-indias-quad-membership。本文首发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先进印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出版物《转型中的印度》（India in Transition）。

本期编辑：陈欣雨穆祎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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