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震云在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混淆一些词汇,例如,把固执当作坚持,将抄袭说成借鉴,把迷信当作信仰,将放纵标榜为自由......其中,有一组词,混淆最严重,争议最大,它就是聪明与智慧。

聪明是否等于智慧?我们见过很多天资聪明的孩子误入歧途。我们也看到,最聪明的知识精英群体,恰恰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祸的始作俑者。
我们还看到,现代文明(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的诞生地,不是聪明人遍地的国家,而是那些貌似愚蠢的国家。
在作家刘震云看来,聪明与智慧真正的分野是,是否肯下笨功夫。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担当、甘做“笨人”的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恰恰是笨人、笨方法。以下来源自2017年7月1日,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毕业生的演讲。
▲北大求学时期的刘震云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
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
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
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
▲作家刘震云面对近千名毕业生演讲
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
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
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日本东京的地下排水系统犹如宫殿一样宏伟
▌真正的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
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
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
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
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
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
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刘震云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
“刘氏幽默”已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签,在这幽默的背后还有发人深省的思辨。
他被王朔称为“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读他的小说,如同听一个高水平的人在唠嗑。能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过日子,用最鸡毛蒜皮的事儿,讲得通透无比。
他对中国人的人性有着深刻洞察力,就如《一地鸡毛》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职场、官场的是是非非中,每个人似乎都能看到身边影子,看到那些曾经的人生困惑、扎心真相。
有人喜欢刘震云的幽默,称他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但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我不幽默,真正幽默的是生活”:
·《温故一九四二》——幽默的严肃悲剧:当年逃荒路上,老李饿死前,没有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其他。老李想起好朋友老张,3天前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3天,值了。
·《我不是潘金莲》——用荒诞解说荒诞现实:普通妇女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从镇里到县里、市里、省里……打了十年交道,没有纠正过来,李雪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行为大赏:每一句都是戏,一句话后面憋着一万句别的话。嘴里说的是东,心里想的是西。还有各种官场关系……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以至看他的故事,总是既舒适又难受,舒坦的是文字,难受的是他描写的太真实了。
王朔: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人。
张旭东: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写到神和鬼,动物也开口说话了。
冯小刚: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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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ID:bimba-p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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