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座难以被方言、食物、甚至户口定义的城市，「深圳人」给人们的印象具体多过抽象。或许，「深圳人」让人想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在快节奏工作中燃烧青春的新移民；说着普通话、几乎和城市一样年轻的深二代，抑或在有关改革开放的历史中被一次次提起、曾赌上一切「下海」、开风气之先的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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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育才中学门口，参加夏令营的学生，
张新民 1994 年摄于深圳。
但对 50 后摄影师张新民来说，这些关于深圳人的印象，只不过是一些不连贯的历史切片。1988 年，张新民来到深圳，因拍摄「深圳股潮」、民工潮，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蛇口工业区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为公众熟知。他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沙飞摄影奖等多个奖项，出版《包围城市》《流坑》两个大专题，被哈佛大学永久收藏。长时段、多主题、数量巨大的拍摄，使张新民的摄影成为了解改革开放和深圳的珍贵档案。作为纪实摄影师，他的影像和深圳在历史中成就了彼此。
张新民的人生和这座城市的成长早就难以区分，但正因如此，在深圳 30 余年的日常生活，使得他对这个城市的身份认同「一言难尽」。
1988 年初，深圳蛇口的青年与 3 位青年思想专家就关于特区「淘金者」是否符合当时以集体主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论战，即著名的「蛇口风波」。
这一年 8 月，还在四川国企工作的张新民在《人民日报》读到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言论依赖媒体和权威的年代，蛇口自由的氛围吸引着他。那时，深圳建立特区不到 10 年，百废待兴，资本刚在那里落地，还未发芽，没人知道未来会如何，但谁都对变化充满期待。不久后，张新民便辞去四川德阳的稳定工作，只身南下，寻找自己的摄影大梦。
他把自己放弃无虞的生活自嘲为「豪情万丈」。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前，「下海」的概念尚未出现，「国企」是最受欢迎的出路，单位负责生老病死，在国家的保障下，生活稳定且局限，闯深圳仍属于相当另类的选择。
正在开大会的领导，
张新民 1982 年摄于四川德阳市，
当时他还在四川国企工作。
辗转来到深圳时，张新民已经 36 岁，在《蛇口通讯报》任美编和摄影记者。作为「改革开放试管」的蛇口充溢着欲望和朝气，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聚集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打工 —— 在「搞钱」是否合乎伦理尚待被确认的年代，他们被媒体称为「淘金者」。早先来蛇口的移民，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而是蛇口人，去罗湖被他们称为「去深圳」。
当时，张新民独自住在单位低价租下的四海社区的宿舍，位于蛇口工业区东北角。几十栋类似单身宿舍的楼中，租住着外资、合资的公司约 1.6 万多名打工者。刚调进蛇口的外地干部，不论级别和出身，都被安置在四海社区，成为一名「英雄不问出处」的蛇口人。这一做法冲击了中国当时多地实行的单位分房模式（指根据干部的级别大小来分房）。「那种在内地会有的优越感，到了蛇口基本上就没有了。」张新民回忆说。
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带给了张新民很多新鲜的体验。在《蛇口通讯报》上，有对包括蛇口之父袁庚在内的领导层的投票结果公示，有单身职工的生活满意度调查，有主题为「如何做个快乐的单身汉（单身女）」的新闻沙龙 …… 这是张新民从前在内地很难感受到的文化氛围。
1993 年，张新民拍摄的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模特。
在张新民居住的四海社区，打工者近的来自惠州、潮阳，远的来自湖南、江西，女多男少，平均年龄也只有 22 岁。与故乡环境的断裂，迫使大家只能用普通话交流。「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说普通话的时候，就代表对这个地方的认可。」他认为，语言是身份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只要一说话，你是哪来的，就有了一个概念。」
这种概念和身份的关系是什么呢，张新民也说不清。尽管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户籍制度开始淡化，人口流动频繁，但面对方兴未艾又前途未卜的深圳，「真的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最合适的落脚点，至于是不是深圳人，没有人去想这个事。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但他马上又说，「但 80 年代末大家都在唱那首歌，心里肯定希望明天会更好」。
1988 年，夜幕中的深圳，下班的年轻人聚集在四海社区的露天影剧院、卡拉 OK、青年俱乐部。与彼时聚集着外国人的海上世界、金山别墅一带的酒吧街相对，成为早期打工者在深圳夜生活的主要场所。这些热腾腾的生活场景，后来也成了张新民摄影中的重要主题。彼时，历史尚未揭开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这座城市「民工潮」的一章，日后规模浩大的城中村也尚未出现。
来深圳的第二年 ，张新民所供职的报社停止运营，生活境况突变，成为触发他再次思考自己在这座特区城市中身份何为的拐点。还在内地的时候，是在相对稳定的国企，如同身处一个什么都有的小社会，不用想太多。到了深圳以后，一切都变得不稳定，再后来，「失业了，还得重新去找工作，真正意识到自己跟在各地涌入深圳找工作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开始觉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都是到这边来找出路的。都是打工来的，来混饭吃的，挣钱来的。
他对摄影的看法也因此剧变。在此之前，他曾追随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时兴的沙龙摄影风气，拍摄唯美的风光、人像。但现在，他认为摄影必须回到更具体的历史现场和人的境况。那段日子，他帮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蛇口纪录片《明天会更好》，但又觉得镜头对准的都是一群光鲜的人。在他的感受中，深圳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是平等 —— 底层和光鲜的深圳人一样，有同样「改变命运」的追求，有对明天的希望。
1996 年腊月二十六，
住在四海社区的打工妹等待长途大巴回家过年。
他开始将镜头对准身边的工人们。最开始，他拍摄在四海社区与自己租住同一门楼的打工妹，被《现代摄影》发表。此后，张新民开始了十余年对打工者的拍摄，记录了招工市场、外资工厂流水线、港资工厂食堂、女工宿舍、家庭旅店等无数深圳在改革进程中珍贵现场。
直到今天，张新民最常被摄影史提及的作品，依旧是被收录于《包围城市》一书、贯穿 20 世纪 90 年代拍摄的打工者形象。在互联网上搜索「深圳」「老照片」「90 年代」等关键词，很多图片便出自其中。有人称他为「农民工代言人」，认为他的作品寄托着对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但在张新民看来，从四海社区开始的纪实拍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一种上世纪 80 年代的理想主义 —— 对人格平等的自觉 —— 在市场面前，职业没有高低，只有分工不同。这些在如今都难免显得理想化的想法，与深圳当时强调打破铁饭碗，提倡公平的革新姿态产生了共鸣。这是 80 年代的深圳给他留下的，也是今天，他依旧觉得这是自己对袁庚时代的「蛇口人」身份更有归属感的原因。
《一港资工厂的饭堂》，张新民 1991 年摄于深圳，
上千人进餐，所有人都站着吃，为了节省时间。
作为深圳发展的记录者，张新民对深圳的情感也和职业经历息息相关。在当时，摄影记者受到被拍摄者信任，他也在意这种信任，认为摄影对社会的介入是记者的职业操守。现在的位于深圳蛇口的南海意库，上世纪 90 年代初是三洋、华丝等一大批外资企业集中的厂区。张新民注意到那里的饭堂只有桌子，没有板凳，上千人吃饭都是站着，这样一来，工人吃饭的时间就缩短了很多。张新民拍下了这些场面，获得很多工人的认同。后来，这些工人和他越来越熟，有什么事都会提前招呼他过来拍照片。甚至工厂要去内地招工，也约他一块走走，这才有了后来的「深圳打工妹」系列。他还曾和洗墙工爬到二十几层的大厦，拍摄蜘蛛人眼中的城市。这些打工者虽然大多属于深圳建设的过客，和有着稳定工作单位的记者境遇不同，但他们愿意对为自己说话的记者敞开心扉，甚至还会邀请张新民去宿舍拍照、喝啤酒、唱卡拉 OK。
1991 年，张新民从填海处再次遇到「老K」，
他拍下被城市化粗暴丢弃的柱头，以《刑场》为题发表。
但张新民和这座城市的连接远不止打工者，他认为摄影也是影响城市面貌的一种力量。1990 年，张新民在一次采访中发现，中瑞公司院子里卧着的 4 块花岗岩雕像，像是被从某处切割下来的扑克牌老 K 的头。经过打听，他得知石头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立柱上的雕刻，20 世纪 70 年代末拆旧楼被切了下来。80 年代初，香港老板投资蛇口，这 4 块石头也被装船运了进来，一直闲置。张新民想要拍摄，但再来时柱头已经被拉走用于蛇口的填海运动。再后来，他在海边的红树林发现了柱头，便赶快拍摄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也感到辛酸和不解：蛇口真的阔绰到用花岗岩雕像填海的程度了吗？《深圳特区报》转载了他的摄影报道，市政公司后来把 4 位老 K 柱头挖了出来，迁移到四海公园的草坪上，张新民也因此为深圳的急速发展保留了一个有些突兀又情理之中的历史见证。
《小两口》，张新民 1997 年摄于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在棚户区，夫妻、恋人、亲戚是主要的房客。
可是，正因纪实摄影对现实的深度介入，困境也相伴出现。1997 年，张新民到深圳沙井镇万丰村的棚户区进行拍摄。上世纪 90 年代，很多公司在这个和东莞交界的地区投资建厂，工厂附近，沿污水沟搭建的棚户区成为外来打工者艰难容身之处。张新民发现，其中一个 10 平米左右的棚屋里，蜗居着 10 户人家共 20 位男女，他在那里拍下了著名的《10 平米 10 户人家》。
张新民免费给居民拍照、拍全家福，居民也信任他。但两个月后，当张新民制作好扩印片送去沙井的时候，他发现棚户区已被拆除，再也找不到之前被拍摄的家庭。他惶恐是因自己的摄影引发了地方对棚户区进行了简单处理，一直为此感到感到痛心和后悔，那也是偶尔让他信念松动的时刻。时至今日，东海扬尘，沙井工业区早已高楼林立，那一包想给棚户居民的照片，仍被张新民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家里。
除了拍摄城市进程之外，家庭也是张新民和这座城市的另一重连接。1990 年，在四川德阳的妻子携双胞胎儿子从四川老家来到深圳，一家四口家人终于团聚。那段时间，他们先是租住在四海社区、后借住朋友房子、还租过廉租房。3 年后，他们终于结束漂泊，在四海社区附近的商品房小区拥有了自己的家。和如今很多北上的城市新移民把购置房产作为身份归属感的一大标志不同，张新民并没有因为稳定的住所而产生对身份的额外认同：「只是觉得终于有了自己的窝，没有考虑身份的转变。因为当时每天想的还真不是身份，是摄影！」
或许是因为负担了更多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张新民的妻子对身份变化的感知似乎更加敏感。她回忆初到深圳，从租住廉租房到买房的艰难日子，几乎是从集体经济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她至今仍清楚记得同一蔬菜在德阳和蛇口的相差悬殊的价格，清楚解释公房、福利房、微利房等已经有了年代感的概念。她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生活的把握感相关，在逐渐站稳脚跟后，她也感觉距离「深圳人」的身份近一些。
1998 年，张新民在深圳蛇口的家中拍摄的全家福。
妻儿的到来，丰富着张新民的创作内容，也打开了对深圳记录的另一维度。从孩子出生以来，他坚持每年为双胞胎拍摄合影。这些合影中的一些后来被收录在《我和我的双胞胎儿子》系列中，时间跨度从 1979 年中国开放元年开始，到 2007 年两个儿子结婚为止。在这组摄影作品的背景中，有 1991 年刚通航的深圳机场，有还是一片工地的滨海大道，和见证张新民立足深圳的四海站。30 年的社会变化，在两个孩子的衣着、玩具、生活环境、学校、婚礼等细节中得以显影。对 90 后、00 后的深二代来说，这算得上张新民摄影中最容易找到回忆和共情的作品。在更宏大的叙述中，它们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历史在家庭视角中的记录，曾获全国大奖。
伴随 1992 年南巡讲话、民工潮兴起、港澳台制造业向广东大规模转移。1992 年，这座城市的外来民工有 4600 万，两年后增加到了 6000 万。深圳从蛇口开发区时代资本和思想竞相涌动的天涯海角，逐渐转为更加成熟的资本掘金地。张新民的孩子在这一时期来到深圳，在同一城市中，却获取了和父辈不同的城市记忆和文化氛围。20 世纪 90 年代的深圳，已经告别了 80 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经济水平越来越成为衡量成败的社会标准。
2022 年，回到四川老家后，
张新民在路边遇到直播的年轻人。
后来，张新民的孩子双双进入互联网行业，没有留在深圳生活。退休后，因为远离了对城市生活场景的大规模拍摄，张新民也开始想到落叶归根。在深圳担任新闻摄影记者的多年，他很少回四川德阳老家，拍摄的大部分场景也是有关深圳的变迁。退休后，张新民反而每年都会回去。德阳地处川西，城市化远不及深圳剧烈彻底，张新民回到故乡，喝四川酒，说方言，寻找没有太大变化的老路，他感到「讲话、吃食、走道，全部如鱼得水」。现在，张新民热衷拍摄老家的风土人情，朋友圈里最多的照片，定位几乎都在德阳。
但事实上，大多数时间，他都和老伴两人居住在蛇口。他怀念四川的亲友，但又不想再忍受那里的冬天。他享受大城市便利的公共设施，却也会担心自己如何独自应付健康问题。老年的到来，似乎再次让张新民重新思考自己在这座年轻城市的身份：「深圳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只能聊一聊，我还是很难定义自己的身份。到了老年，感到越来越多和深圳有关的东西离我而去。」3 年疫情也张新民感到心力变得不如以往，他关掉了自己的暗房，老两口开始考虑和孩子团聚。这次，他和 35 年前意气风发地追求理想不同，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再次适应陌生城市的生活。
2023 年的一个傍晚，在一次漫长谈话之后，张新民在蛇口的家中回答了我关于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说，「我是四川人，四川人到这儿来工作，在这儿来生活。但是我也是深圳人，我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这个城市。我还是觉得深圳是中国最有活力的，最活跃的城市，它的活力在于欲望。」他用新闻摄影师 Sebastião Salgado 比喻，「Salgado 肯定他是巴黎人或者法国人。但是他还认同他是南美人，所以他最后一部摄影集《Amazônia》讲的是混沌，是祖上留下的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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