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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后，永昌元年（689）十一月，武则天君临明堂，发布诏令，改行“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所有月份都依次往前挪两个月。
如此一来，永昌元年的十一月初一，就成了载初元年的正月元旦。天下，从此进入武则天时代。
为堵住悠悠之口，武则天在改元的同时，也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武曌。日月凌空谓之“曌”，这是想要借用“君权神授”说事儿。
随后，她又将目光放在了科举制度上。
载初元年（690）二月二十四日，武则天在洛阳诏令天下，开贤良方正科，召天下人策对，举行殿试。消息传出，天下诸州上万名考生蜂拥而至，规模空前，持续数日之久，影响远远超过此前任一时期。武则天以称制太后的身份，驾临洛成殿，亲自下场策问士子。
在这次对策中，年仅23岁的庶士张说脱颖而出。他挥笔如刀，写下了一篇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策文。
虽然观点是批评自己的，但武则天并没有生气。她对张说的对策推崇备至，当即判为天下第一，命人昭告天下咸使闻之，并令人将策文张贴至尚书省，让那群日常替皇帝起草诏书的官员们好好学习。
这场“殿试”过后，张说一举成名，此后三十年间，三任宰相，号称一代文宗。无论《通典》还是《资治通鉴》皆盛赞，此乃中国科举史上殿试之开端。
▲女皇武则天。图源：网络
事实上，武则天这次殿试算不得是“破天荒”的创举。
早在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就在一次进士科考试后，驾临长安武成殿，召对天下诸州举人。据说，唐朝这次殿试开科八门，一次性录取了逾900名举人。其中，郭待封、张九龄等5人成绩优异，得皇帝赞赏，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不过，唐高宗在世时，科举殿试只举行过一次，并未因此形成制度。而武则天重开殿试，不仅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形式，更让举子们有机会与执政者面对面探讨国家大事。对于科举改革而言，这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新与完善。
▲唐高宗李治。图源：影视剧照
唐沿隋制，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除了每年一次以明经、明字、明算、明法、秀才、进士为主的常科外，还有以玄学为主的道举、以史学为主的“一史”“三史”，以通晓唐朝礼仪为主的开元礼等。这些科目无一例外都与汉朝以来的经学、儒学关系颇深。譬如常科里的“明经”，其考试形式在唐朝被称作“帖经”，说白了就是经史子集填空加注释题。考官事先从任一儒学经典中抽出一句，令考生现场将上下文默写出来，然后再结合上下文语境，将这篇经文的注释一并写出来。
全文默写加注释儒家经典的难度有多大，想必经历过中小学教育的人都清楚。但，若让一名官员全盘复制前人的理论来治国，肯定会出现较大的偏颇，这显然不是武则天这位“开国之君”所愿看到的。
另一方面，不管是考“明经”“明字”“道举”还是“开元礼”，它们的理论基础通常都被记录在各种藏书里。唐朝印刷术并不发达，有藏书流传的书香门第，大多数都是前后绵延了数百年的门阀世家，比如六朝以来久负盛名的“五姓七望”以及南方四大士族“王谢桓庾”。如果科举考试一直以背诵默写科目为主，则显然对世家子弟更为有利，也违背了当初科举制取士的初衷。
制举就不同了。
为了让君主快速找到合适的理政治国人才，自唐太宗时代起，每逢制举，朝廷就会临时组织考官，安排考场，并向天下发布考试邀请。无论是已取得进士名分的官身，还是一身短打的白丁，只要觉得自己有能力，皆可自荐报名参加。一旦制举考试顺利通过，马上就可以当官。这样一来，选拔人才起效快，能真正达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效果。
于是，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做太后时起，制举考试平均一年半举办一次。这既为武则天夯实了外廷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也为制举日后贯穿中国科举史提供了必要助力。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权力晋升之路注定不好走。自她“二嫁”唐高宗为妃开始，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为首的朝中老臣就对其产生了诸多非议。
唐太宗在世时，为了给唐高宗李治即位铺平道路，替他娶了出身关陇大贵族家庭的太原王氏女为妻。王皇后与唐高宗的结合，在一些有关陇集团背景的臣子眼中，相当于唐太宗肯定了关陇集团与皇室间不分彼此的合作关系。于是，当唐高宗提出“废王立武”的想法时，关陇贵族的代表、唐高宗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坚决表示反对。他举了两个令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其一，武则天过去是唐太宗的才人，若立之为后，恐有乱伦之嫌，对高宗、太宗两父子的名声都不好；其二，武氏并非令族，其出身根本无法与太原王氏等名门相比，恐有损陛下声威。
长孙无忌发话，朝中自然有不少大臣随声应和。
这时，唐朝另一位开国元勋、出身庶族的李勣站到了帝后一边，在被唐高宗问及相关问题时，他圆滑地表示：“此乃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
李勣的话，无形中打了长孙无忌的脸，也给了唐高宗足够的勇气。最终，唐高宗成功废后，并打击了关陇贵族集团。
▲名臣李勣画像。图源：网络
而李勣的点拨，也让掌权后的武则天意识到，在门阀贵族之外，中低层地主及庶民的力量不可小觑。武则天掌权后，一面大力打击长期把握“上层建筑”的门阀士族，另一面则对科举提拔士庶才子之事颇为上心。
然而，因现实制约，即便武则天年年开制科，朝廷各方面需员的缺口仍不断扩大。为此，武则天只能在延续制科取士的同时，将重点转移到常科考试上。
朝廷科考方针的转变，也导致了士林的风气变化。当时有御史张瑰兄弟八人共同登科，被传为佳话。但，因为其余七人均为进士出身，唯有张瑰是制举出身，平日聚会他们都不跟张瑰坐在一起，并嘲笑他为“杂色”。而社会风气的转变，令武则天不得不加快对科举常科的改革。
自设立以来，唐朝的科举常科考试就不是一成不变。
譬如六朝以来就久负盛名的“秀才科”，其出题范围只在官方限定的五道“方略策”中任选，可这个科目却让绝大多数士子名落孙山。因为，秀才科选拔的标准是“才能秀异之士”，即便你文章写得再好，若在考官眼中仍有瑕疵，就不得及第。从隋末将“秀才科”纳入科举常科考试以来，得中秀才者，屈指可数。除此之外，根据报考要求，“秀才科”实行推荐制。正式开考前，州长官需向中央推荐候选人参加考试，万一候选人落第，州官也得负连带责任。
由于秀才科录取难度过高，自唐高宗时代起，就逐渐趋于没落废止。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武则天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进士科和明经科之上。
唐初的进士科考试只考“时务策”，也就是要求考生按题陈述政见，发表对时政的个人看法和主张。虽然多数时间只要求“对策者，应诏而陈政；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但用文学粉饰当朝统治是封建朝廷的天然需要，因此，要求策文辞藻华丽变成了应试文章的“潜规则”。
如贞观元年上官仪在考试时给唐太宗上的《对求贤策》所写：“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灵应，道叶冥通，类霜降而钟鸣，同云蒸而础润。”开篇一大段，除了能看到上官仪以极致的文工对国朝、陛下的吹捧外，基本看不到他对于朝廷求贤的应对之策。
▲上官仪。图源：影视剧照
应此弊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吏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上疏朝廷，要求日后在常科考试时，明经科的考生需加试对策，而进士科的考生则须在对策之外加试杂文，以显示他们有学而致用的本事。
按刘思立的说法，如果进士科出身的举子都是“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之辈，那即便策论文章抄得再好，也不过是空有虚名的草包，于国选才不利。他建议，日后但凡开科考试，当以“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从中再进行一次人才筛选，必能选出于国朝有用之才。
刘思立所言的“杂文两首”，具体何所指？清人徐松在其《登科记考》中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也就是说，新加入进士科的杂文，既可以是长篇大论的铭、赋文章，也可以是原创的一诗一赋，没有定例，旨在考量举子们的作文能力。
刘思立的建议，正中武则天下怀。毕竟，咨询时政一直都是进士科考“时务策”的最初动机。而加试杂文，一来可以替武则天筛选出宣传型的政治人才；二来也可让应试者在完成对策的同时，光明正大地追捧、赞美国朝。
于是，“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自此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定例。
在科举考试变革新风的影响下，进士科很快成为唐朝科考的“大热门”。无数知识分子对以进士试策入仕抱有很高的期盼，甚至在这项政策出台后的几年时间内，还诞生了许多“极言时政，言多抵忤”的士子，成为当时士林议论时政风气的代表人物。
对此，武则天始终保持笑容。她将目光投向士子的试策策文，关心士子提出来的时政观点，并以此评判该人理政能力的优劣。她的识人之明，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提携后来的名相张柬之。
据说，张柬之63岁那年曾入朝报考进士科参加策问，考官认为他写的策论观点虽好，但文律不通，遂将他的策文遗弃一旁。后来，武则天怪当年中第人少，遂命人从未被选中的文章中再行拣择。就这样，张柬之那篇被嫌弃的策文便递到了御前。武则天只看一眼就认定张柬之是个大才，遂命人召其前来对策。由此，开启了张柬之封侯拜相、平步青云的传奇历程。
▲张柬之。图源：影视剧照
武则天对人才的取向，逐渐影响并改变了整个士林阶层。由于她主导下的制科与进士科都得考“时务策”，因此，自载初之后，社会上已经很难再见到像张瑰那样被人歧视为“杂色”的例子。反之，随着朝廷对进士科策问的持续关注，试策获得及第者不仅“光宗耀祖，雁塔留名”，更被世人视为“王佐之才”。
武则天改革进士科和制科，为自己在朝廷、在天下间争取更大的舆论支持，但要想撼动李唐江山，进而顺利开创“武周”帝业，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在武则天废中宗，立豫王李旦为睿宗时，以徐敬业、骆宾王为首拥护李氏的大臣便打出讨伐武则天、勤王救驾的旗号，在扬州起兵。叛军声势浩大，一度攻占了江南润州（今江苏镇江）。武则天发兵三十万，方才完成平叛。尔后，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又于垂拱四年（688）八月在封地举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与之遥相呼应。武则天遂分遣丘神勣、魏崇裕击之。尽管李冲、李贞等宗室在起兵数日后即身死，但这几次叛乱依旧沉重打击了拥护武则天的军事势力。
而贞观之后，特别是唐高宗时代以来，吐蕃、高句丽、突厥等相继为患，唐军一再出塞平叛，兵源、兵力方面都面临着捉襟见肘的窘境。
因此，为了充实国家军队，也为了手掌军权，武则天成功夺权后，便于长安二年（702）敕令全国：“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武举，至此应运而生。
作为唐代科举新增的常科项目之一，武举一经面世就在朝野形成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为达到为朝廷储备军事人才的目的，武举从报名、选拔，到举送、报到等程序均远比文试里的乡贡要来得严格。
武举的考试内容侧重武艺，自府试乡贡起，考生就要参加长垛、马射、步骑、平射、筒射、马枪、举重、负重等七项考试。譬如“马枪”，按照《通典》的记载，考举之人必须要达到“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方为及格。“踣”，也就是跌倒的意思。此外，七项考试皆通过的武人还得通过言语、身材、年龄、德行等多方面的资格审查。按照武则天的规定，府试通过的考生，进入省试的基础条件要身长六尺以上（唐制，六尺约合现在180厘米），应试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否则，将失去考试资格。
如果政审和考试结果都没问题，武举人才能参加由女皇主持的殿试，考政事和文学。只有文武兼通者，才有可能被录用。在这个过程中，凡通过殿试的武举人，皆可获得官方给予的一张类似毕业证书的“告身”，意为获得做官的资格。但之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这群新届武举人才会被授予实职，指挥千军万马。凭借这种选拔方式，武则天很快将一批忠君爱国的武人培养成“天子门生”，并为此后历朝历代的军事人才储备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武则天首创武举只是为了收拢天下武人为“大周”所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这份私心却是挽救大唐国运的救命稻草。
神龙元年（705），这位成功挑战男权制霸体系的女皇驾崩，享年82岁。在她驾崩的半个世纪后，安史之乱席卷大唐，盛世顷刻崩塌。两京沦陷，玄宗跑路，为国挺身而出的，便有当年在武举考试中“过五关斩六将”杀入仕途的郭子仪。
郭子仪联合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大将消灭了造反者，彻底平息叛乱。此后，凭借“再造王室”之功，郭子仪系天下安危于己身逾三十年，替大唐续命150多年，堪称中唐守护神。
▲唐朝名将郭子仪。图源：影视剧照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则天当初的一己之私。
唐亡以后，女皇的这份“私心”被无限放大——进士科及武举逐渐成为往后一千年帝制时代最重要的取士途径。那时，曾为女皇忌惮的门阀世家尽数土崩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在痛骂这个女强人，但也都在无声地继承她的政治遗产。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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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1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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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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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宏韬：《唐代武则天科举改制的政治动因》，《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贾丹丹：《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江淮论坛》，2009年第2期
崔荣华：《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
王伟：《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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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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