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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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证义（繁体横排）

〔明〕王肯堂证义，倪梁康、许伟校证

2023.7，布面精装，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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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Philosophia 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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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门鸣谢

后现代思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现代性的问题也因后现代思潮的这些批判而愈发彰显出来。「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想流派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产生的，它经过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发展，渐成气候，到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包括传播到中国，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热门话题。

本文大部分内容整理自陈嘉明教授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一书。此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强烈推荐读者们前去购买。

/ 产生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在西方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到了70年代，法国的后现代思想家们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以及植根于人本主义假设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包括福柯对「主体」概念的解构以及惊世骇俗的「人的死亡」命题的提出；鲍德里亚则宣称主体已经落败，客体的统治已经开始，在消费社会这样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受到物（客体）的包围，为它们所诱惑与支配；利奥塔对形而上、以大一统「元叙事」为标志的现代性进行的抨击，以及对以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为范式的后现代状况的描绘，等等。这些学说进一步丰富了后现代思想的内容，使之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着它的影响。不过，虽然这一思潮普遍存在的事实已为人们所认可，但对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学者们却有着一些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1. 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1968年的5月风暴，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活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整体这些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得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相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破晓，同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决裂已经出现。他们要求进行革命，企盼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大多数的后现代思想家皆出自于这样的思想背景，包括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加塔利、詹姆逊、哈维等。

2. 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于1958年提出的。从1973年起，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后工业社会并不否认传统重工业的存在，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工业生产模式。贝尔认为这一社会的特点是，「理论知识」居于首要地位，社会的「轴心原则」正日益根植于这类知识之中，并以之取代资本与劳动，这一结果带来了社会形态的根本变迁。就像当年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取代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一样，现在，以服务业为基础（它构成主导性的经济门类）的新社会、亦即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正在形成，它逐渐取代着工业社会。在信息社会中，远程通讯和计算机将是经济和社会交换方式、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方式、人们的工作和组织特征的决定性因素。「信息社会」概念为「后现代社会」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认识基础，它引导着思想家们从「知识状态」的角度来思考后现代的问题。有如利奥塔所言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都已经承认，知识是主要的生产力。……知识以信息的商品形态出现，成为生产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争夺中，已然成为最重要的筹码」。基于这样的判断，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成了后现代主义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

3. 消费社会说。这种解释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其中消费文化盛行，它支配着社会的成员，成为全新的、公认的社会状况。这种消费文化的典型状态是，人们吃麦当劳汉堡，喝可口可乐，游玩迪斯尼乐园；购物成了一种休闲，知识成了一种电视游戏；信用卡诱导人们超前消费，网络购物则诱使人们超时空消费。消费主义对一切对象都一视同仁，它把所有东西都当成相同的消费类别，包括意义、真理和知识。它以生产影像和时尚为己任，以此来取代现代叙事赋予事物以意义的任务。广告超越了真和假的差别，就像时尚超越了美与丑。它通过消费者对其预言性的话语的认同，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真实事件。这体现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科学成了一种游戏，它不仅无力为其他语言游戏提供合法性，甚至也无法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宗教也成了一个包装完好的消费项目，与其他商品陈列在一起，买与不买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选购旨趣。

4. 文化反叛说。这一解释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声称“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由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体系已被摧毁，从宗教、文化到工作的意义都已经丧失，这使得整个文化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因此型塑现代时期（包括它的人类行为与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观念）长达200年之久的资产阶级观念已经结束，并且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曾经支配西方的符号表达长达125年之久的现代主义也已经完结。西方社会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贝尔看来，后现代文化是对传统的激烈攻击，后现代时期是对本能、冲动和意志的解放，表现为反叛传统的价值和文化、反资产阶级、无道德标准、享乐主义等各种冲动的扩张，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正当性已经为享乐主义所取代。

5. 叙事危机说。利奥塔写于1979年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以「高度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况」为研究对象，尤其是以「叙事危机」为切入点，来探讨当今信息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亦即科学、文学、艺术的语言游戏规则的全面变化。他用「后现代」一词来指称当今的这种文化状况，尤其是用来表示知识与文化的游戏规则发生变化的状况。所谓「叙事的危机」，利奥塔指的是作为现代性的标志的一些「元叙事」的危机，诸如启蒙时期的「解放叙事」、「辩证法」、「人类的自由」等。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整体性的话语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预设，它们在现代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赋予社会观念与行为以合法性。某一观念与行为，假如符合于这样的元叙事，就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否则则无。这样，元叙事实际上是一种专制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一权力的集合体，它们决定着一般叙事、观念与行为的合法性。利奥塔认为，随着当今知识的本质、状况与地位的改变，也就是知识成为一种商品化的、能够像资金一样流通的信息，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力的要素时，现代的「元叙事」的知识状态必然发生危机。而后现代的标志，正是在于反对这种元叙事，也就是反对现代的知识观念与方法，寻求对知识的性质与思想的「方法论导向」的重新解释。利奥塔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来进行这项工作，论证各种叙事乃至社会规范的合法性都产生于自身的语言游戏过程中，不假外求，从而也不存在某种君临一切、享有特权的元叙事。这意味着叙事话语是多元的，各种叙事都是平等的。对知识（叙事）的性质在认识上的这一变化，显示的是现代与后现代在思想方式上的不同，前者追求的是整体性、统一性，后者追求的是差异性、多元性。利奥塔以“语言游戏”的思想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在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化将在何处安身？追求差异性、多元性的思想方法，体现的是后现代在知识、文化乃至社会规范在游戏规则上的变化，前者的游戏规则是一元的，后者的游戏规则是多元的。这就是利奥塔所认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根本差别。

上述有关后现代思潮的起因及「后现代」性质的诸种不同解释，足以表明后现代理论是一个覆盖文化与社会诸多方面的思潮，它源于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它表明，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与消费社会，社会与文化的形态，包括与之相伴随的思想与观念形态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甚至包括对现代性的游戏规则的改写。

/ 思想渊源

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可以说尼采、海德格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构成后现代话语的思想渊源。

尼采对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主要源于他对现代性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现代人”的观念的批判，对作为现代性的「特点」的虚无主义的批判，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并提出他的「视角主义」的认识解释模式。

尼采的现代性批判的基点，是立足于他对「现代人」的本质的认识之上的。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在于生命意志力的衰微导致「本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人缺乏意志，奉行一种驯服的奴隶道德，成为颓废的人，因此现代的精神在根本上表现为「生理颓废」的「虚无主义」（Nihilismus）。尼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了。」这一点可说是尼采对现代性的基本判断，它决定了尼采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这就是用“铁锤”般的猛力对它进行批判，力图扭转时代的精神状态，使它立足于生命的权力意志的根基上，并借此改变时代的价值观念系统。

对尼采而言，生命及其意志是人的本质，而非传统哲学所认为的「理性」。因此归根结底，虚无主义来自于「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之所以要批判理性主义，从根本上也是与反虚无主义联系着的。尼采把理性主义同样看作压抑生命的东西，因为它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逻辑，把逻辑思维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世界本身具有逻辑性，并且把人视为理性的动物，认为人在本质上也是受逻辑支配的。理性主义虚构出逻辑的、理念的形而上学世界，并以之作为真实的世界，来贬抑生活的现象世界，使后者反倒成为虚幻不真的世界，这造成了一种根本的倒置。

提升逻辑，张扬理性，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反对本能，破坏生命的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尼采断言要使人的生活具有真正的价值，就必须摧毁理性，并以一个「理性的他者」，即艺术的「酒神」精神，来取而代之，作为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希腊神话中，酒神象征的是醉狂、激情、音乐、想像、生命、本能、矛盾。尼采借用「酒神精神」来表示对生命的肯定与张扬，对生命的激情与欢狂，其目的在于摆脱理性与法则的束缚，达到生命的解放与完满。尼采并提出「超人」的概念，作为权力意志的肯定与实现，这是对以往的「人」的观念的否定，特别是对其「理性」本质的否定。理想化的「超人」寄托着尼采的希望。超人之所以能够超出常人，乃在于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力意志，冲破现有的包括基督教道德在内的观念束缚，来重估现行的一切价值。尼采以此来鼓动对现代性的观念与价值系统的反叛。

传统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表现，是主张认识在把握真理上的必然性与确定性。尼采同样对这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进行了冲击。他所提出的认识论乃是一种「视角主义」，即某种意义上的「解释学」。它否认客观事实与真理的存在，宣称认识所进行的不过是出自认识者视角的某种解释。「符合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拿某个概念、语词或符号同一个外物进行比较，而只能同别的符号相比较。并不存在所谓认识对现实的精确描述；认识所能做的，只能是「陈述」，并在其中放进「意义」。不存在所谓「事实」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我们特定的「解释」。想确定所谓事实本身的做法，不仅不可能，而且毫无意义。世界的「无数的意义」依靠我们来置入，而我们对事实、对世界的解释，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益来进行的，为我们的需要、利益服务的。它根据自我创造的目标来设置一个目的，形成一个自我的、多维度的世界。总之，世界的价值在于我们出自自己不同视角的解释，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思维。由于任何知识都必然与某些利益相关，因而知识永远不可能是无利害的。与这样的知识观相联系，尼采反对存在着客观的真理，他声称「根本没有真理」，因为一切不符合需要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虚构」。这样，所谓「真理」这个概念就成为「没有道理的」东西，「尊重真理」也就不过是「一种幻觉的结果」。强调认识乃是一种「解释」，「意义」是解释者所置入的东西，并且意义是无穷的，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解释学」。它属于较早提出的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批评，为后现代的解释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同尼采一样都是基于对现代欧洲的精神危机的认识，都把这种精神危机归结为「虚无主义」的结果。不过与尼采不同，海德格尔把虚无主义的根源认定为「忘在」，即对人的生存意义的遗忘，以及相应的在主体性形而上学支配下形成的主客体关系，它表现为技术对世界的统治，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海德格尔对现代世界的判断，是将它视为一种「图像」的时代。对他而言，现代性的本质就在于世界成为「图像」，或者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这意味着世界作为一个存在者整体，是在一种被人所表象化、所“摆置”的意义上存在的。不论是被表象化还是被摆置，总之，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作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和谐的关系，而是人统治、征服自然的关系。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人通过计算、计划以及在这种征服中所培育起来的暴力来施行他对自然世界的征服，并且在这种征服中进一步确认他的主体性，即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和准绳的地位。

在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上，以上二人的形而上学批判直接为福柯、德里达等人所发展。如福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便集中在其「人本主义」的方面。福柯信奉尼采的视角主义的认识观，寻求从另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对「人」以及它所包含的「理性」、「主体性」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就此，他以「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提问方式，来质疑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并以「人死了」这样的震撼性的命题，来延宣告「理性」意义上的、以「主体性」为标示的「人」的消亡。人并不是一座孤岛。在一个包括学校、医院、监狱在内的严密的社会规训系统里，处于无所不在的权力话语的掌控之下，先验设定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只能是通过权力话语所规训出的产物。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符号。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在思维方式便从「概念的同一性」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突破，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它走得更远。它否定概念所表达的是某种「同一」的东西，而认为这只是某种「家族相似」性，就像出于同一家族的人，虽然长相、身材、性格等不能完全一样，却有一些相似与关联之处，但却没有一种共同点一样。按照这一学说，一切的语言现象、「游戏」现象，都不存在一个「共同点」，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用一个同样的词来概括一切」。这也意味着并不存在所谓的事物的共同本质。试图追求某种共同性质、同一性，追求把握某种十分确定的东西的认识，乃属于「本质主义」的做法；相反，认识应当在现象的差别中重视其多样性，例如各种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多样性，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用法的多样性，以及字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追求把握事物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后来构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思想方式上，维特根斯坦还促使人们注意日常生活形式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语言的「意义」的形成过程中。概念、语词的意义是在日常的使用中形成的，因此重要的是要观察概念的「用法」。概念总是「具体的」，它不以抽象的方式出现。想把握先于一切经验的「世界的先验秩序」的企图，乃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幻觉」。维特根斯坦这种否定先验的语言与社会秩序，从具体的生活形式中考察语词等意义如何产生的方式，意味着哲学必须放弃传统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放弃理性、「意向主体」建构意义的思想方式，而走向一种语境主义、历史主义的思维。这一转向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是根本性的，从理性主义转向语境主义，从同一性思维转向多样性、差异性的思维，这正是后现代思潮的趋向及形成的特点所在。

这种语境主义、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进一步体现在语言游戏的「规则」概念上。不言而喻，语言的用法是由规则所约束、所规范的。但规则同样也不是理性先验建构的产物，而是来自于语言游戏的活动本身，来自于这一游戏的历史过程，来自于构成游戏语境的「生活形式」，亦即相关的文化、教育、风俗与习惯这类背景。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是：「命令、询问、叙述、聊天同吃喝、行走、玩耍一样，是我们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就像人们不可能随意改变语言的用法一样，人们也不可能随意改变文化，改变传统。因此文化不是理性的先验建构的产物，而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历史性的经验积淀（游戏）所形成的。对于思维方式的转换来说，维特根斯坦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出一套足以替代这种逻辑的解释理论，来为一种新的思维提供足够丰富的概念框架，从哲学的根本上为新的思维提供指导。这里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正是在概念的意义、游戏规则、生活形式等根本的思维方式概念上，为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解释框架，从而成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在第十讲里，我们将看到在利奥塔那里，他用以反对元叙事、论证叙事以及社会规范的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正是来自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

作为后现代话语的思想源泉，尼采、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三者的哲学虽然思考的问题不同，但却有一些共同之处，这表现在它们都反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反对先验的思考方式。此外，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意义，否定理性为人的本质，把认识视为一种诠释，强调认识视角与意义的多样性，这些都开辟了后现代思想的先河。

/ 概念辨析

「后现代」本身尚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东西，因此「后现代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样的问题都还处于诠释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理解与争论。要澄清这样的混乱，关键在于区分清楚几种不同的概念：一是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时代」概念的「现代」与「后现代」（历史分期）；二是作为文化艺术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三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假如将这几种不同范畴的概念区分清楚了，我们就不至于在混沌的「后现代话语」中陷于混乱，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思想内涵。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采用一些权威作者的说法，以便借助他们的洞察力，来使我们对「后现代」问题能够有较可靠的了解。

后现代主义及其类型

我们已经知道，当前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思潮。有关它的理论阐述，美国的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可作为一个代表。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把它作为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的基础上的。他接受曼德尔对资本主义的三分法，把它区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下的「垄断式资本主义」，以及以「后工业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相对应，詹姆逊亦将文化阶段作了「三分法」的划分，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詹姆逊也曾提到在他的用法里，后现代主义「也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不过有如他紧接着说明的，这一「时期」的概念的作用，乃是要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上的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而并非要将「后现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之意。在詹姆逊那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被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在于它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文化形式」。作为一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概念下试图把握的，是西方这一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他的「文化」概念，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主要指文学、艺术这一类东西，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文化审美观念与艺术表现特征。作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的这种后现代主义观念体现了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具体说来就是，他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伴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所产生的特定文化形式。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它在整体上「早已被既存的社会体制所吸纳，跟当前西方世界的正统文化融成一体了」。因此，就像垄断资本主义曾经带来了现代主义一样，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相适应，出现了新的消费类型（消费至上、非意识形态化），放弃了单一规范的多元、放任的社会，跨国公司的经营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它所产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心理结构，代表了与之相关的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或文化逻辑。

对于詹姆逊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对现代主义规范的反叛，不过他显得对后现代主义并无好感。在他的笔下，后现代主义被描绘成在表现形式上是「艰深晦涩」的、在性欲描写上是「肮脏鄙俗」的，而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时是「明目张胆」的，以至于詹姆逊惊叹这种文化甚至「超越了现代主义在其巅峰时期所展示的最极端、最反叛、最惊人骇俗的文化特征」。此外，他还用「空间化」「平面感（无深度感）」「断裂感（愈趋浅薄的历史感）」和创造上的「拼凑法」等大都带有贬义的用语来刻画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至于为何会产生这些后现代主义的状态，詹姆斯给出的解释是：「在当前的西方社会，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被商品化浪潮所吞噬的思想的继续演绎。

「后现代主义」如今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思潮与思想流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统一的思想（虽然有其共同点），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倾向与理论主张。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因此，国外一些有关的研究著作进一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例如区分为「极端的」与「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对抗的」与「游戏的」后现代主义，以及「怀疑论的」与「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等等。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强调后现代与现代的激进的断裂，声言西方社会如今已进入一个新的、不同于现代的后现代时代。他们通常在总体上拒斥过去的现代性理论和话语，这一类型以鲍德里亚及其追随者为代表。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不赞成与现代性的彻底决裂，而是把后现代解释为是现代的一种样式，是在现代性内部的一种变化，而不是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他者。在贝斯特等看来，利奥塔、福柯、拉克劳、墨菲、哈维与罗蒂等属于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

对抗的后现代主义对抗的是现存的社会与文化，它寻求对现代社会的新形式的批判和反抗。对抗的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新的社会运动和反对现存社会的冲动的一个产物。与此不同，游戏的后现代主义是完全冷嘲热讽的、戏谑的和折衷主义的，它提倡一种多元论的「怎么都行」和过分的相对主义及主观主义。游戏的后现代主义者中也有不同，有的积极面对当今现实，而有的则走向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持有一种悲观和消极的立场，断言后现代是一个解体的、无意义的、抑郁不安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缺乏道德标准、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后现代面临着的是人口过剩、种族灭绝、环境的破坏、大灾变，等等。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所持的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它们赞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同的是，它们对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化持的是赞成的态度，对价值作出自己的选择，肯定一些价值的优先性，并赞同后现代社会运动的构想、信念以及生活方式。

以上我们介绍了几种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分类，目的在于使读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复杂现状有一个总体性的了解，认识到就像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差异性一样，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各种不同主张的共同体，尤其是对于一个正处于生成中的思想流派来说，更是如此。当然，共处于一个旗号之下，它们也有其共同点，这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多元化思维的追求，等等。这些共同点，实际上构成所谓的「后现代性」之类的东西，它被福柯解释为某种认识与思想的「态度」。

作为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后现代性

福柯在谈到有关现代性问题时曾经说到，他倾向于把现代性想像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的「态度」，他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们所作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福柯并且认为，与其致力于区分「现代」「前现代」或「后现代」，不如注意找出「现代性的态度」，发现它与「反现代性的态度」的争斗何在，这是更为有益的。利奥塔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界说，虽然话语与福柯不同，但实质内涵是共同的。利奥塔将「元叙事」、亦即某种统一性的整体话语，如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辩证法、人类的自由解放等，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将后现代界定为就是反对元叙事。这意味着利奥塔在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解上是与福柯一致的，这就是将它们看作某种观念意识与思想方式，只不过利奥塔更强调它们作为一种「游戏规则」的改变所具有的意义，例如，从追求「统一性」、「整体性」的思维，改变为追求「差异性」与「多样性」的思维。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同，就在于两者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不同。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的形成说成是一个它对自身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从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依照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塑造现代性的合理形态。吉登斯把这种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用另一个概念来加以界说，即「自我反思」。他并且认为，现代性的最根本的风险就在于它的这一自我反思性，也就是说，人们依照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与设计来构造未来的社会与文化，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构想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经济上是走向市场化，还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政治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还是走一元化的中央集权道路？道德上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是自律的，还是需要依赖于某种超越的信仰？总之，不同的现代性构想，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这些不同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与确证，或谓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启蒙以来，就不再来自于神，而是被认同为来自理性，来自理性对前现代的批判与对现代的设计。

在经历了现代性的近 3 个世纪的构建过程之后，如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现代性本身。类似的问题重行开始。社会规范的基础来自何处？假如来自理性的观点被证明是不恰当的，那么它应当来自何处？现代性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假如不是来自理性的标准，那它又来自何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假如以「主体性」作为客体的价值之源、意义之源是错误的，那么主客体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在现代性的观念中，人被认定为以理性为本质，被尊为世界的「最高目的」。假如这样的观念被证明有误，甚至认为这种意义上的人已经「死」了，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凡此种种，对此类问题的新解答，构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思想态度的转变。现代性既从思想对它的理解与解释开始，那么这种理解与解释的变化，不排除会带来一种从观念到行为、直至到现实的变化，不论它是叫做后现代性也罢，或是其他的叫法也罢。

对后现代性概念的这种理解，或许能够解除人们心中的一个疑虑：既然后现代社会未见得已经到来，权威理论家们也并未明白肯定它的存在，那么何来「后现代性」？不过，如果我们把它诠释为这类思想对时代的理解与反思，那么它首先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应当」，就有了与现实割舍不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