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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自我学术总结
（修订稿。本文最早发布于2021年11月7日何新老家伙微博。）
我想说的是：我的研究在某些学术领域的确具有超越性。
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我提出的若干命题一直在引领人文学术领域的诸多思潮。一些话题由我而开以至首创，后来被广泛跟进成为热点。
已有一些人（倪阳、黄世殊、方堃、冲击力、路漫漫等网友）对此做过研究及论述。其实我心知肚明冷看所谓热点。我的理论包括谬论，不断有人抄袭和跟进。有的精彩超过我，有的荒谬到极点。
这里不谈这些，只谈我认为我的学术中有长远性研究价值的若干东西。
例如，我对泛演化逻辑的开创性研究，解释了分类概念和抽象逻辑结构的本体论起源。我提出的概念演化历史树，被钱学森大师深刻理解而命名为“何新树”。
在政治学领域，80年代末我在主流报刊发表一系列言论，指出“形式主义的选票民主”是西方的战略工具。我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一系列政治概念，提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人权是生存权和温饱权。这些新理论成为遏阻当时西方汹涌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重要论点。
（参阅马德普主编《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天津出版传媒集团，2016）
在经济学领域，80—2000年代我即提出了反对斯密古典自由主义，而承接重商主义和李斯特主义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我曾经孤身而出，直接进言高层，抵御和阻遏90年代根据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欲令国企彻底瓦解，破产改制的私有化浪潮。为此被下课政协委员一届（第10届）。
在语言文字学及古文经学领域，我80年代有一系列重大发明。我承启章黄声训及《尔雅》学说之余絮，奠基了新训诂学理论，为汉语语源辞源及语族研究奠定了基础。（黄陆弟子王宁教授对何新此学有所论述可参看。）
我80年代出版的《诸神的起源》，将民族学及人类学研究引入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资深学者钱钟书、陈原、戴家祥、杨希枚等赞以为别开生面。
在史学领域，80年代初我最早发起冲击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五阶段发展论。90年代我重新解读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人物，例如秦昭王、屈原、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以及王安石，现代的张春桥等。我的《孔子年谱》、《汉武帝年谱》等等为史学新考证主义提供示范。
我粉碎了80年代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例如《河伤》派的黄色蓝色文明对立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以及中国文明落后论等等。
2000年出版系列《何新古经新考》，引发了后来的古典翻新浪潮。
我在经济学领域有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知，例如提出产能过剩危机论、市场有限律、汇率逆变律、庞氏集资规律以及价格由资本决定律以及提出金融资本决定论等等。
我的佛学研究世俗化解读了几部经典，根据佛经解读中古历史，提示了佛教起源及宗教哲学认知的某些新区域。
我忽略我的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
实际上我在80年代初乃是国内地缘政治理论的最早研究者。我当年首创而被主流无视的地缘战略观点，后来成为诸多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论点。
但是我现在认识到，我90年代的国际认知视野有很大局限性，某些片面观点影响广泛。不利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未来的观察研究及政策选择。
实际上，很长时间中我不知道秘密的金融共济会的存在。我仅仅以国家为单位观察国际关系和国际斗争，以为美国霸权是依据其一国之力，依靠武力和暴力而建立。由此发生的观点具有片面性。
近15年以来我最重要的发现，一是揭露希腊罗马印度等等西方编撰的主流世界史言说基本上都是伪史，二是揭露了共济会等世界性暗黑组织，构成世界资本主义深层核心deep state的存在。这两项发现石破天惊。许多国际认知不得不据此改变。
但是，我一直遭到文人圈子猛烈的攻击，实际上是群狼围攻。
这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多次挺身而出，冒天下之大不韪，藐视及挑战知识精英多数人的成见、定论和主流思潮。侵犯了学术界的利益集团的圈子，因而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及谩骂之声。
最有趣的且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个“知乎”平台把早年的大帅哥何新，描写成一个丑陋虚拟的蜥蜴人。
但是那些下流文人不知道，我面对他们咬牙切齿的骂声以及束手无策的无奈，一直是何其快乐。
我经常调戏或者挑逗他们，故意危言耸听，然后笑看他们如何疯狂地跳起来骂。
我并不认为自己卓越。但是我认为自己确实在智商上以及知识占有领域上，大大优越于那些自以为知乎的文人蠢货。他们给我N多机会，经常可以嘲弄而戏谑之。
实际上，我充分知道自己认知的局限性。人文领域没有绝对真理。
就人生历程而言，我少年不是一个好孩子，中年不是一个好学人，老来是一个游戏老顽童。
我取得的一些成果多数出于天赐与幸运，
时代给予了机会，早年得以际遇几位老革命家贵人。当时我抓住了机会。
相对而言，我也的确曾经很努力，下过苦功，所以能颠扑不破。如此而已。
但是其中是是非非，见仁见智。往事已已，不足为训。
时过境迁，年轻人绝不可效法我。
（202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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