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室友小张是个失业的程序员。在揭不开锅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士。第一天出发的时候，他这么告诉我。
“1962年，我国数学家管梅谷提出并研究了如下的问题：邮递员从邮局出发，经过他投递的每一条街道，然后返回邮局，邮递员如何找出一条行走距离最短的路线。这便是著名的‘邮差的问题’。”
他伸出食指指着屏幕上的地图。
“我已经搞明白了，快递员的本质就是一次关于‘邮差的问题’的数学竞赛。解决得越好即可获得更多的奖励。地图和算法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辅助工具。一旦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你就会感觉送外卖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的。“
两个小时后，他站在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底下给我发了条语音。
“他X的，邮差的问题怎么还要挤电梯的。”
自古以来，深圳就是外卖员的龙兴之地。
这座城市几乎就是由外卖喂养出来的，随处可见物美价廉的隆江猪脚饭和煲仔饭，简直可以称之为这座城市毛细血管里的细胞。深圳的“单王”基本就是全国的“单王”。除此之外，在关于“各个城市外卖员的平均收入”的统计中，来自深圳的外卖员经常取得断层式的领先。
*数据来源红网

“征服了华强北，你就征服了全国。”一个有经验的美团师傅这么告诉小张。
假如真的有着成为一名伟大外卖员的梦想，那么华强北一定就是他最伟大的航道，赛格大厦就是最伟大航道里的“新世界”。
这里有着60多层的高楼、3000多家商铺，以及十几分钟一趟的电梯。“上去一趟没有半个小时下不来。”
“你要是在楼下等，百分之百超时的。”
但是机遇与挑战共存。
也许有圈里人会争执，深圳外卖最大的金矿到底是南山还是这里？但是绝对没有人会否认，一旦身批黄袍站在高新区密密麻麻的大楼底下，名正言顺地说出“我来、我见、我征服”，华强北赛格、科技数码广场或者是高新区哪里都是金子。
但那些地方终归是算法的边缘，也是无法数字化的“邮差难题”。
平台也许会告诉你，每一条小巷子作为捷径的跑法和拥堵情况。它甚至能通过每一个骑手的接单习惯来计算最优的派单方式，但是当它的最后一百米是竖直商铺，或是密密麻麻的写字楼和永远满载的电梯。
不论是平台、算法、制度，甚至是一个处于壮年的数学家，都没有办法把那碗冒着锅气的煲仔饭，送到那些写字楼里的数码狠人手里。
于是人们自己想到了解决办法。
那些写字楼下面三五成群的大妈，她们会突然从外卖员手里接过保温箱中的十几份外卖，随后二维码收完款疾驰而去，成为了整条供应链中的最后一棒。
一个冷知识是，外卖员年龄的最大限制是50周岁，但是这样一群年龄超过了这个标准的退休大妈，最终攻克了外卖行业中难以被翻越的大山。
 “那一刻她们是深圳的神，是外卖员的妈祖。” 
一单外卖，外卖员需要付给大妈2~3元，但在某款新手机或新3C数码产品要上市前，风浪越大鱼越贵，计的都是时价，与写字楼电梯的忙碌程度有关。 
没有人统计过整个深圳猪脚饭的销量和中国数码行业繁荣程度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这个城市的基石，每一份送到写字楼里打工人手里的外卖的速度，也许决定了你手上某个耳机设计里有倾注多少的热情。
而那些大妈拎着数十个外卖袋子，直接坐电梯冲向最高层，然后一路向下狂奔的身影，无疑与之相融，成为了这个城市大生产中的一环。
这种的繁忙和凶险终究是让最优秀的外卖员们都望而却步。但是大妈们，她们会是冥河渡口的摆渡员，珠峰大本营上的夏尔巴人——征服最危险最困难的一段旅途，就是她们唯一的工作。
“说真的，一天6、7趟，每次10份外卖小30元，一天两三百块洒洒水，挣得比我还多。” 
但对于外卖员，这又是合适的，毕竟和耽误的时间相比，多接的单费早就把这些“众包后的众包”支出挣回来了。
深圳人对于兼职的理解超乎常人。‍
“你永远无法在认知之外的领域挣到钱”，这些大妈大多来自写字楼的保洁或周边社区的退休职工，“组装过60万部手机都没出过错，更别说一份饭了”。
 “从我手里接到外卖后，她们先给外卖标注好楼层和位置，然后迅速盘算出中间楼层，让食客通过消防通道下几层楼或爬几层拿餐，如果楼层相对集中，就挨个送。”
所有商业上的问题都可以用外包来解决。
劣质的外包孕育了复杂的官僚体制，而真正的外包的只会让这个系统更加高效的运转。
在华强北赛格、科技数码广场或者是高新区，她们对每条街道的风吹草动都了如指掌，她们是能穿透所有人际壁垒的深圳马里奥，每个黄色的安全帽在她们眼中，都是行走的金币。
没有团队与你配合，没有组织的呵护，你将寸步难行。这是深圳的规矩，连这些大妈也不例外。 
“你已经有10个单了，可以走了。”
“低层的拿一个好不好”，偶尔她也会放下狠话，“姐姐你再不走不给你单了。”
有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她们并不是一个人，同一个电梯厢内的大妈，也会在接触的短时间内，迅速相互勾兑、交换一下手里的货源，25-30层的给到同一位大妈，另一位大妈拿低楼层，每位大妈都尽量保证手中的外卖楼层相对集中”，他小声补充道，“比我们经理都靠谱”。
不仅如此，她们是大楼的百事通，还是社会与办公室结界之间的润滑剂。
 “一栋楼四五百家公司，比工商还清楚经营情况的，恐怕就是这些大妈了。”
有的大妈甚至能从一家公司近期员工订的外卖情况，来推测出它是否有上市的可能。
“平时吃黄焖鸡的，突然搞上牛扒了，这是要业绩爆发；顿顿喝汤的都是广府人，做生意稳得很，不会出什么大错；湖南人会让外卖员捎带着加包摈榔，小费红包给的大方；如果从沙县降到了杭州小笼包了，这说明公司快完蛋了。” 
细心的人还会发现，这些大妈似乎比大众点评还要准确，对食物的见解如电梯井一般深邃。
 “我节食吃素餐，大妈连送了五天，那天中午，大妈嘱咐我说，‘你其实好靓的，要注意身体，15楼有位女生和你吃的一样，昨天饿得住院了，中午吃点肉，唔事的’，我突然好感动，她好像我妈妈。”
 “base高新区，一天大妈送完餐正准备走，听我小声嘟囔‘也没个正宗瓦罐汤，只能吃平替’，结果大妈回身告诉我了几家老赣开的馆子，是外卖看不到的隐藏菜单，她说还能安排手底下的外卖员到店现订，好家伙，咱就是说，这不就是咱身边的‘大妈点评’。”
这一切都意味着产业升级意味着Pro和外行之间出现了除了技巧之外的信息壁垒。
每一个中途因为意外，走上这个快递这个行业的人都总有一种放弃了生活、也放弃了事业的感觉。“赚两个月快钱，然后跑路继续做自己白领”所有带着这种心态的圈儿外人都会被这个行业打击地鼻青脸肿可能连车钱都赚不回来。
直到上班第一天的时候站里的前辈端着半碗米饭，一边眉飞色舞地给你着，什么叫做“单王”、什么叫做“大神”，怎么才能成为队长、什么站长。他们听说了深圳一哥曾鑫浩的故事。
“每天都是100多，不是偶尔，是固定，有时候一天两百单都有过。我看过他的收入，每个月都是3万起步。”
怎么做到的？他带着疑惑来到了赛格楼下，他发现了分包的大妈们，他突然明白，这个逻辑和他上个月在互联网大厂里面跑业务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想挣到大钱，首先就是得善用供应商。
当毛细血管向下蔓延，当整个行业的上下游都能吃饱，‍而这个系统也变得更加高效地运转。
于是成为一个职人的标志就不再是一腔热血、体力充沛，而是打通了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供应链。
这种专业性不依赖于之前系统的运转，算法、平台派单在这里都纷纷失效，变得寸步难行；它也不依赖于那些坐在楼上格子间里的小白领这样子的念头，“他们上来一趟不容易，我还是不要点超时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同情不具备任何的可持续性。
那个时候，在算法和同情照顾不到的角落，新的Pro就会这样子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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