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是由“洋鬼子”建立的？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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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教育大国，现在很多家长和孩子为了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也是挤破了脑袋，但在世界上，好像中国孩子们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学习特别好，应试能力特别强。不过，话说回来，正经的近现代教育在中国扎根，也不过两百年不到的光景。

在这个过程中，外国传教士们为中国教育的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许多著名的学校其实都是脱胎于原来的教会学校，比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燕京大学，民国时期著名的江南名校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等等等等，它们都是传教士办的学校。

◇ 1926年，司徒雷登与同事在燕京大学牌匾前合影

而这些教会学校也培养出大批文化名人，知名学者，比如著名诗人徐志摩，历史学家谭其骧，诗歌鉴赏家叶嘉莹，翻译家萧乾等等。可以说没有这些教会学校，中国教育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 某些文章中对教会学校的认知和定性

时过境迁，到如今，有些人则认为这些教会学校都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这些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者都是今天的“公知”。教会学校真如这些人所说是“文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教会在中国办学校的历史。

按历史课本中的说法，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被迫向西方打开了大门。而在教育方面，针对华人的教会学校历史其实比鸦片战争早。

◇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立的中英文学校英华书院

19世纪初，英国的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很热心地传播教义，但却碰了一鼻子灰。中国人对洋教是根本没兴趣，而且清政府也禁止任何传教活动。思前想后，马礼逊决定在南洋华人圈子里开学校，地点设在马六甲，他办学校，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义，但课程也包括了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可以说，至少教会学校和现代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没什么区别。

1818年，马礼逊的学校正式开学，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针对华人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培育的一些人才中，有中国第一个华人传教士梁发，林则徐对外交涉的助手袁德辉等人，可以说是大清那会儿仅有的开眼看世界的人才了。

◇ 梁发（1789年—1855年），又称梁亚发，字济南，号澄江。基督教第一位华人牧师，也是基督新教的第一位中国传教士和第一个参加近代化中文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人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设通商口岸，新的教会学校也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纷纷设立。到1860年以前，全国开设的教会学校有五十所左右，学生一千余人。这些学校大多属于小学程度，规模也很小，目的主要是“传教”，在中国人中培植一些传教助手以扩展传教范围，招生对象也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为吸引学生，早期教会学校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甚至还提供衣服和路费等。

这其中，位于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职业教育学校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上海徐家汇是基督教耶稣会选择建立教堂的地址，1851年耶稣会士夏显德神父在这里设立孤儿院，并开设印刷，制鞋和木工工场，以便让这些孤儿将来有一技之长，可以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 孤儿们正在工场内学习绘画技能

对于年纪在十二岁以下的孤儿，夏神父给他们安排的是全天的文化课程，而对于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夏神父则是要求他们上午读书，下午去工场学习安身立命的本事。搁现在看，这其实就是在小学教育之后继续进行中专教育，而在工场里，孤儿们为传教士们和外人生产衣服，公所的家具；用雕版印刷基督教的著作。这些工场的建立，抵偿了一部分花销，而对于孤儿们来说，在离开这个保护他们的家之前，已经掌握了一个得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技能。

土山湾学校孤儿们的手艺精湛，很快享誉上海，甚至全国。这个学校的工艺美术教育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影响很大，甚至奠定了中国油画最早的基础。著名画家徐悲鸿，刘海粟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土山湾学校的影响。

◇ 徐悲鸿1913年绘春夏秋冬月份牌四条屏之《采菊图》

当然，土山湾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工艺美术方面。在这里任教的中国传教士马相伯，系统地吸收了教会学校的教育理念，这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在于“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马相伯此后一直为建立理想的教育和理想的学校而奋斗，而最终，他建立的复旦大学，成了中国顶级的学府，马相伯所坚持的“中西融通、古今汇合”的教育理念，也成了中国历代教育家的追求。

◇ 图为1931年马相伯与学生于右任合影

土山湾学校是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的一个缩影。虽然早期的教会学校学生以穷人为主，但这些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先进的，这些理念很快也被中国的有识之士所注意，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声。另外，早期教会学校中还涌现出一批女子学堂，女子走出家门去学校求学读书，在中国教育形态下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教会机构游离于传统教育体系之外，但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传统教育的冲击和挑战。

◇ 晚清时期，福建泉州，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孩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队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不消说，在华教会学校的数量比过去增加了不少。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希望通过西方的技术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洋务运动牵涉到不少跟西方打交道的事情，包括外语，法律文书，西方风俗，等等等等。这样的需求，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科举考试里自然是没有答案的，许多饱读诗书的官员在跟洋人打交道时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与之相比，教会学校本来教的内容就有英文，拉丁文这类的外语，而且也让学生整天浸润在基督教的氛围当中，这样出来的学生从心理上，对西方的很多习俗并不陌生，他们同西方打交道时也更容易获得西方的好感，这样一来，教会学校的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陡然上升，而很多中国的商人和官宦子弟，也不再执着于送孩子去参加淘汰率极高的科举考试，而是愿意花钱让孩子去教会学校学点“经世致用的本事”。

◇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SCU)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图为1911年，东吴大学主楼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多数教会学校，特别是位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而是收取较高的学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会教育的影响力，还能在相当程度上获得经济利益，这时候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们生活比几十年前的先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过，这个时候各国在华的教会学校虽然多，但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教学课本，大家教什么，彼此之间并不统一，非常凌乱。1877年，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成立了“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当时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

◇ 益智书会由韦廉臣提议，委员会由7名传数土组成，包括:韦廉臣、丁题良、狄考文和傅兰难等人

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委员会成立后，即开会议决编写初、高级两套中文教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西方近现代文明成就的教材，其内容既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这类理科，也包括了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这类人文学科，更是有声乐、器乐和绘画这种搁现在看很多贵族才玩得起的东西。

有了这样的教材指导，中国的教会学校教学内容得到了极大的规范，这样的教学内容，比四书五经之类的更能贴近现实的生活，小到看病问药，大到救国救民，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似乎都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在当时，教会学校为代表的“西学”和四书五经的科举之路在中国并行生长，给了当时人们一个对比观察的机会。当然，大清帝国正经的官吏并非西学出身，而是一定要走科举道路。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给了当时的人们很大的震动，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教会学校和科举制的比较之后，发出了“改良教育，废除科举”的呼声。

康有为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严复认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有百害无一利。而教会学校的成功，也在倒逼清政府改良自己的教育，在科举考试中加了算学和经济科，但这样的改变只是治标不治本，考试要求变了，却没有相对应的培养学校，中国传统的科举改革举步维艰，终于，1905年，大清废科举，兴学堂，这当中固然有国家危难的因素，但也跟教会学校的成就密不可分。

◇ 1898年7月3日，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图为1901年丁韪良等人在京师大学堂前合影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崛起，很多爱国教育家纷纷借鉴教会学校的优势，主张兴办中国自己的教育，这个时候的教会学校，虽然还可以在中国继续办下去，但一则是传教的西方国家接连被两次世界大战席卷，自顾不暇，二则是民国政府坚定地扶植本国本地的教育，所以教会学校的影响相较于19世纪，是大大减弱了，直到1949年，过去的许多教会学校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教会学校的历史，很多人觉得传教士来中国就没干好事，充当的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是一种“文化侵略”，其实这个评价是非常有失偏颇的。

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曾如此说过：“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则尽可闭关自守，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李培恩校长说的这段话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诸位可以自行判断。

而从19世纪初期开始，很多教会学校从发展到壮大的历史，其实是许多心怀善意的传教士帮助愚昧的民众获得文明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教会学校，相信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会曲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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