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堪称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生活得如此艰辛还要写诗？也许正因生活艰辛，文字才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必需品。
作者｜
维舟

主编丨萧
轶
凤凰网风声出品
世界读书日前夕，在快手写诗的“老铁”们成了大家关注的群体。据粗略统计，有超过60万人在快手写诗；他们可能是玉米地里的农民、送外卖的小哥，也有可能是摆地摊的老哥或流水线上的打工人。
快手选择了52位创作者的214首诗歌，为他们的作品集结成了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出版。
哪怕是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如果得知对方是“诗人”，你会是什么反应？有的人或许第一反应是肃然起敬，也有人会加以揶揄“哟，还诗人呢”，更多人则会相当冷淡：“我既不写诗，也不读诗，照样活得好好的。”
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诗人”这个身份几乎很难不引起误解，因为人们普遍觉得那是一些与自己生活距离很远的怪人。
在此之前，像这样的“素人写作者”在近些年大量涌现：2014年，“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自杀，让许多人从他留下的诗行中发现了一个打工人的内心世界；2017年，育儿嫂范雨素写的自传体《我是范雨素》火爆全网；2019年，矿工诗人陈年喜出版首部诗集《炸裂志》；2020年，80岁的杨本芬处女作《秋园》卖出7万册；同年，河南农妇韩仕梅在网上发表诗作一举成名后，受邀去联合国演讲。今年，王计兵诗集《赶时间的人》、快递小哥胡安焉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陆续问世，再度引发对这一特殊文学群体的关注。
由此可见，这一写作群体早已在其他各个行业出现：许多底层的普通人也在写作，而正是这些作品，不仅重新激起了公众对作品本身的兴趣，还引发对其人生经历的好奇，进而关注和他们一样的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处境。
为什么不和别人打麻将，而要去写诗？
确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人怎么看都不像世人印象中的“诗人”。朱玲玉在《我去了12个县城，寻找在快手上写诗的人》中说，她寻访了12位这样的写作者，发现他们的身份各异：外卖员、牧羊人、盲人按摩师、油漆工、菜农、地摊小贩、钢铁厂女工、小镇无业青年、农妇，也有电台主持人、高中生、历史老师。
可想而知，能出名的只是碰巧被舞台的聚光灯照到的极少数，在幕布背后还有无数人都在默默写作。
长久以来，能从事这种知识活动的似乎都是高雅的“文化人”，在有闲之余才会去做阅读、写作这样“无用”的事，但现在，文化活动看来也“下沉”了。
虽然有人说，“写诗就和周围人爱打麻将一样，都只是个爱好”，但两者恐怕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打麻将是一种娱乐消遣，没人期望它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意义，写诗就不同了。
实际上，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堪称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生活得如此艰辛还要写诗，但也许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正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辛，文字才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必需品。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前普通百姓仅为谋生就耗尽了力气，但到了现在，倒是那些过着“996”生活的打工人，密集的劳作让他们除了专业领域之外贫乏得有如真空。此时，反而是那些游离于这些内卷游戏之外的人，变得比其他人更亲近文化了起来；这些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坚持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普通写作者都很闲，文化创造也并不是有闲了就能自然冒出来的，更不代表创造出来的就是好的。
如果写诗只是因为“闲着没事”，那就得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和别人一样打麻将，而是写诗呢？
最早表达出这一群体心声的，应该是陕西农村妇女、“平原上的娜拉”刘小样，2001年她在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里说了一番震动国人的话：“我觉得生活也需要知识，在家里也需要知识，她的生活才不空虚。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
在韩国电影《诗》中，66岁的女主角美子是一个钟点工，但却酷爱诗歌，不仅积极参加各种诗歌朗诵会，还不时写诗。虽然她所经历的都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但惊心动魄之处正在于背景事件的沉重衬托之下，对他人痛苦的完全漠然——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当然也写不出诗。
在这里，“写诗”不如说是一个暗喻，导向对生活的感知、自我的醒觉和对他人的移情，片中所说的“现在再没人写诗”，就是暗指人们都已活得麻木。
诗不止是消遣，而是一种内在的苏醒。一位48岁的摆摊者说，他之所以写诗，是因为“心里有些东西压抑着，很沉重，写一写，人能够填满。诗歌算是生活的一种填充剂”。
“外卖诗人”王计兵更明白说过，是文学拯救了自己，“几十年来，除了父母，没有任何人比文学陪伴我的时间更久。文学是我心里的一口人，是我最亲密的人，无话不说的人”。
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是闲暇之余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像作家写稿那样是一份工作，甚至都不单单是“精神食粮”，而是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他们是作家还是打工人？
这些人究竟应该算是“干底层活计的诗人”，还是“写诗的普通劳动者”？ 这两者有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他们原本就有天赋，只是“投错行的写作者”，而后者则认为打工人才是他们更本质的身份，只是业余写写诗罢了，甚至多少有点附庸风雅的意味。
作家邓安庆明显赞成前一种观点，他说：“陈年喜之于矿工，胡安焉之于快递员，不是因为职业成就他们的写作，而是他们本来就会写，只是恰好选择了这个职业。简言之，写作者本质上是因为写得足够好才打动读者，职业只是一个提供认知他们的入口而已。”
他这么想是很自然，也完全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自己就做过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等各种活计。对他来说，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技能，顺便也获得生活经验，但对写作本身而言不是最重要的。
尽管胡安焉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我不算素人写作者”，但不必讳言的事实是：人们之所以对这些作品感兴趣，很大一个原因正是写作者的特定身份。如果胡安焉不是一个快递小哥，而是一个去快递行业体验生活的研究者，公众的观感将迥然不同，因为后者不管怎样，写的是“他人的生活”，谈不上是一种自我表达。
这一群体之所以能涌现，也离不开时代潮流：不单单是网络大大便利了其作品的发表、传播（以前要想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可是极难的），还因为人们越来越看重这种本真的自我表达和日常生活。
他们共有的特点，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仍然坚持写诗，甚至也没人想过能成为“诗人”，只是用文字记录与自身生存有关的事情。这正如朱玲玉注意到的，他们“无所谓远方，也无所谓流量和围观，更像是把它当作了一个日常记事本。他们没有心思或者多余心力去精心打造一个句子、一个词语，既没有文学包袱，也没有被人认同的心理诉求。”
这种做法与网络文学的逻辑截然相反，更像是“回到了文学原点”，那就是抒发自我和书写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在现代化的阶段上更接近19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文学也开始重新发现日常生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主旨就是全景式地呈现它：“书写那些普遍、日常、隐秘或明显的事件。”
为什么边缘的“日常天才”引起共鸣？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非科班出身的业余创作者逐渐获得了一种特殊意义，不仅因为他们终于能表达身为普通人的日常感受，也因为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质朴的、不加修饰的本真性越来越受到推崇。
电影《莫娣》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先天患有关节炎的民间艺术家莫娣，没受过任何美术训练，生活窘迫，也遭受到许多误解，但她通过画笔表达自我，那就是她的全部寄托。这是一种典型的非主流艺术：局外人身份、民间的、自学的，并且往往疾病缠身，深陷困境。
对于这类作品，收藏家和观众往往不是“为了艺术去购买艺术”，他们购买的是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这被称作“青蛙王子寓言”：受害者通过他的艺术找到了慰藉，也给予了他人慰藉。正如《日常天才：自学艺术和本真性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艺术填满了自我，并提供了一种自我满足，满足了人们对美和意义的欲望。收藏反映了我们在消费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的身份将物品转化为心灵和思想，对于我们所说的人性有很大贡献。”
不过，欧美这些非主流艺术的创作往往源于一些特殊的生活变故：家人的死亡或疾病，本人生病、受伤、抑郁或退休，而他们所选择用以表达自我的往往也是绘画、音乐等表现形式。
明显有所不同的是，国内的这些“素人写作者”都是正常的普通人，似乎也没有遭遇特殊的生活变故，相比起绘画，也更偏爱文字创作——这是一种成本更低、也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形式。
通过这样的参照，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普通人的“本真性写作”，乃是一种现代个人主义的日常实践，写作为他们生活的精神向度开拓了可能性，并在公共领域中塑造了独特而纯粹的个体感受。
绝大部分这些写作者甚至没想过自己能出名，遑论以此为生，他们之所以坚持下来，完全是自我表达的内在需要，这又使他们因此而具备了在这个时代罕有的非功利性。
他们把阅读、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这不仅稀缺，甚至令人羡慕，恐怕这才是其作品激起无数人共鸣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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