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1月2日，我写过一首诗，名叫《柔软》。诗中写道：“弟弟在房屋边上种下一棵杏树/春天它的枝头上开出了花朵/夏天的叶子/一直到秋天才掉落。”我的主观认识是，房屋和果树就是家园，是家的符号与象征。这是一个抽象的体验，始终存在于我的个人记忆中。
在我的家，说果树具体指的是杏树，由四弟栽种。它长得很快，并且枝繁叶茂。我和小侄女坐在杏树下乘凉，一起为它取了个名字叫“翠翠”。杏树的花，一朵一朵，风吹雨打；一片一片，花瓣贴着地面，天上地下仿佛置身在一个花笼子里。我教小侄女唱《青春舞曲》：“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歌声里，小侄女开始向往青春，而我则开始缅怀像小鸟一样逝去的青年时代。
有一年，回家过春节。南方初春，春寒料峭，天亮了不想起床，只有被窝才是暖和的。三弟起床忙家务，把小侄女塞进我的被窝里。小侄女好小，还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进被窝就往我怀里钻。我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我可以是一个小生命熟睡的港湾。我轻轻地捉住了一只小鸟似的，抓得太紧不行，放松又怕它飞走了。
通过这棵杏树，我写到春、夏、秋。当然，我还要写冬：“冬天/我们离开了房屋与果树/有一些东西/并未被及时带走/似乎再也不会失而复得。”今年春节，我和小侄女一起回家。小侄女已长大成人，我们家也已经长满荒草。小侄女说：“我是在这儿出生的呀！”“我也是。”我说。我们伫立在家的废墟上，我想起了我的另一句诗：“我如今怎样去探望被拆迁的房屋？”
二
最早，我觉得家在一棵大黄桷树下，前面是山坡、稻田，后面是一块晒稻谷的大斜石坝。上小学了，老师问我，我会说我的家在毛湾。走出毛湾，我会说，我的家在仁和乡，我的家在长寿县，我的家在重庆市，我的家在四川省……我的家在中国。未来，我成为一名生活在地球上的世界公民，我会对太空人说：“我的家在地球。”
这是面对过去，或者，只是以过去作为一种认知参照。曾经，我不知道家在哪里。第一次租房，在涪陵，是城郊菜农盖的楼房。每天下班回家，我就去那儿。那是属于我的第一个家，但我不知道会住多久。当时，也许只有一张睡觉的床，也许不能做饭，我记不太清楚，我对那儿没有任何留恋。我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我的只有书和幻想。
家在哪儿？有人说，爱在哪儿，家就在哪儿，爱是我们的家。我对爱的理解，一开始非常浅薄：喜欢就是爱。谁喜欢？你喜欢。她喜欢吗？你能肯定她喜欢吗？仿佛，我在迷宫里行走，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只有路口，只有对与错，只有意识与直觉，只有判断，只有试错。即便走到了出口，爱也并没有在那儿等你。爱将我抛向荒野，向天发问。四周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原，沉寂、冰冷，脚步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
后来，我在北京结婚，妻子的户口在辽宁省，我的户口在重庆——似乎，我并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的家在北京。从出生开始，我在老家生活了二十年。1997年来北京，在这里也已生活了二十四年。而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个城市的“户口”。户口到底算一个什么东西？所谓的“人”“户”分离，对一个家意味着什么？似乎，我明白了，自由在哪儿，家才能在哪儿——家在哪儿？在权力那里吗？权力又在哪儿？
权力本应在每个人的手上。可是，权力在我们的手上吗？
三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跟我们四个孩子说：“一个家，若没有女人就散了。”母亲去世那天，是她三十九岁的生日。村里人来参加她的葬礼，端着米粮聚集在黄桷树下，派一两个代表，来跟父亲商量后事。父亲本来以孩子还小家里没有劳动力张罗不过来为由婉拒了，但终是受到感动，接受了乡亲们的这份盛情。
那是1985年，一个秋天的傍晚。村口广播通知全乡，母亲在新隆区医院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全家老小哭成一片。我哭着，对天号叫，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不公平！这太不公平！婆婆死死拖住我的手，让我不要那么冲动，人不能跟上天作对，但我要拼命号叫，永不停息。
从我们乡去新隆区，隔着一条长长的长寿湖。我们乡是原乐温县县城旧址，如今早已被长寿湖淹埋在水下。天要黑了，渡口上的船收渡了，巨大的寂静和夜色一同压了下来。我蒙蒙胧胧地睡在床上，不停地翻身。只听婆婆不时发出声响，驱赶窸窸窣窣在夜间窜动的耗子。我知道，婆婆是故意发出声音的，她要驱赶隐藏在孩子们心头的恐惧。
次日一早，我便随大人们赶到了新隆区医院，结果非常意外，我们的母亲还活着！原来是广播员误解了父亲的意思。没有公路，没有车辆交通，只有人力。我看见母亲被死神活活摁住，被囚禁在另外的一个世界，对我的问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应。她一生的命运就是一个农奴的命运，从小上山砍柴，一年四季在地里劳作，晚上操持家务至深夜，天不亮起床做早饭，饭后又要上山……一天到晚干着繁重的农活和琐碎的家务，从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病倒，因一种叫“脑膜炎”的病夺走了性命。如果家里稍微有一点点积蓄，这个病本不该致命。但没有如果，我的母亲甚至没有经历过正规的治疗。她是我父亲和乡亲们抬着走了十里八乡救助于巫医神汉之后未果才被迫送往医院的。乡村简陋的医院，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程。从那时起，少年的我曾一直梦想能当个赤脚医生，能让像母亲这样的生命悲剧不再上演！但自古以来，一己之力，何以救天下苍生？
我始终认为，用殖民时代左翼文学语言来描述母亲的农奴生活，是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的。她经历了政权更迭，经历了饥荒，经历了集体化生产，以及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在土地刚刚下户，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的时候结束了生命。
当时，我十五岁，最小弟弟十岁，中间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四个孩子在床边轮流扶着母亲的后背，帮助她维持着微弱的呼吸。直到我们都困了，睡着了，母亲才咽下最后的一口气。鞭炮声响彻夜空，把我们从梦中吵醒，我在长诗《陈家坪》里写过这些场景。我们几个孩子，高高低低地呆立在操持后事的人群外围，让人看得想要流泪。我们和村民走成长队，把母亲送到墓地。阴阳道师取公鸡的鸡冠血洒进墓穴，烧钱化纸，又洒米粒。米粒洒在我们四兄妹跪拜着的后背上，顿时一片哭声，就连围观的乡民也不免哽咽。
我心中血脉相连的“家”，就这样被安葬于九泉之下。
四
母亲去世以后，祖祖常常会说：“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嘛！”我来到这个世界，祖祖就是一个拄着拐杖、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活到九十多岁方才离开人间。她是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旧人”，把新时代出现的电视机——无论我们怎样纠正——都要称为“电视鸡”。一口提前为她准备好的棺材，一直安放在她睡觉的床头，成为我们童年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场景——米面油、鸡蛋等耐储存的食物，都会存放在那口棺材里。她每天移动棺材盖，从里面取出一些，供日常生活所需。又时常再补充进去一些，就像是在安排自己的未来。
爷爷去世的时候，祖祖还健健康康的，她知道自己要“活受罪”了。爷爷脾气大、性格古怪，外面的人和家里人都有些畏惧他。但婆婆说过，爷爷空着手出门，十天半个月，从来不会空着手回来。爷爷不偷不抢不行骗，却有“行走江湖”的本事。他上过朝鲜战场，想必受过很多的罪，所以总是告诫后人：“好男不当兵，那才不是人过的日子。”爷爷是一个杀猪匠，对于贫寒人家，他不收取杀猪钱，所以外人称道他为人仗义。爷爷喜欢喝酒，从乡场上醉酒回家，喜欢发火，还会动手打人——婆婆“首当其冲”，常要忍受这样的委屈，但却拿他没有办法。她也不是没有诅咒过爷爷早点死，但爷爷总归还是对我们 最负责任的亲人。
爷爷去世前，生活安稳，性格变得温和了许多。他每天可以不吃饭，却不能缺少一杯酒。他只喝酒，最多会就一个咸鸭蛋，小口小口抿进嘴里，小口小口地饮酒。酒杯不离手，爷爷仿佛握住了人间的虚空，直到深更半夜才歇火——也许是这个原因，爷爷死于脑出血。一日，他正在乡场上看人打牌，突然间就瘫软下来，不醒人事地从桌板凳上滑落在地，像一片秋叶，轻如鸿毛……
婆婆救过我的小命。两岁多点，我去水塘浮萍上捡东西，落水休克。婆婆一手堵住我的肛门，一手扶住我的小脑袋瓜，嘴巴含住我的嘴，一口一口地吸气吐气，直到我发紫的皮肤有了血色才停下来。我是长房长孙，是父母婚后三年，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很受婆婆疼爱，每天抱着我睡觉。但母亲不太喜欢，从我刚一出生开始，她看见这个皮肤皱巴巴，状如老头儿的瘦小婴儿，就像厌恶一个快要死了的野猫。也许，母亲年轻不知道，那是婴儿本来的模样。
母亲去世以后，婆婆又扮演了起了她的角色，帮助父亲扶持我们这个残缺的家。后来，离开家，有一段时间在成都安顿下来，我把婆婆也接过去住。有天晚上，两三个警察上门来检查暂住证，把门敲得山响。我非常愤怒，等把他们打发走了，四处不见婆婆的身影——这个经历过农村搞“四清”，干部群众互相揭发，在夜色中偷看过村干部被挂在树上吊打的婆婆，早在那时已被吓破了胆。而这一次，警察的突击“夜访”，对她来说，不啻文革重现——她吓得杏脸桃腮发抖，慌乱中躲进阳台的暗角，喊半天不肯出来……我内心更加愤怒，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爷爷去世以后，婆婆一直辗转在我父亲、二爸以及我三弟家，有点居无定所的意味。又过了几年，我在北京买了房，回老家想把婆婆接过来同住。但她仿佛还不能完全忘记在成都受过的惊吓，执意不肯。婆婆去世的时候，我准备回老家奔丧。临地前，内心反复煎熬——要不要把下个月还房贷的钱也带上？那一晚，夜深人静，窗门紧闭，没有一丝风，但房间的门却自动打开了，我知道，是婆婆的灵魂来看我。第二天，我带上我所有的钱向老家狂奔，没想到，在重庆的公交汽车上却遇到了打劫，一帮歹徒明火执仗地把手伸进我的背包，抢走了我一半的积蓄——另一半夹在书本里，他们没有取走。是不是宁肯被抢劫，婆婆也不愿我为她花钱？我报了案，并不相信真的能破案。
终于赶到了长寿县的火葬场，我见到了婆婆“最后一面”。从她面容上看，她死得并不安详。
婆婆去世以后，我的家好像变得四分五裂了。父亲有了新的家庭，妹妹和弟弟各自成家，各自为生活奔忙，一大家子没有了一个核心人物。当年，爷爷的治家算是有方，但父亲性情温和，没有家长的威严。全家经过改革开放的年代，四弟从乡里走出去，又从区到县，一直在不停地搬家。要是母亲在，至少可以为他照看孩子；三弟一心想走出农村，进城打工，孩子更是无人托管。大家小家，动荡不宁，在各种事务和矛盾中，情感渐渐显得疏离起来。婆婆在的时候，我们围绕着她，逢年过节至少还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而后来，则各有各的生活，如果还能用“音书”这样的形式来彼此牵绊的话，也只能用“寥寥”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了。
这样过去了很多年，我在北京有诸多不便，回家次数渐少，一年一次的春节团聚也不能保证，节日也显得越发平淡。我本是长子，父亲日渐老去，对我们这个大家，我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我却是自顾不暇。家人零零星星来京，而北京的家也不可能有故乡的家的感觉。自从离开老家，我就成了一个移民，一直在自己的祖国流亡。
五
第一次离家出走是上初中的时候。那一年，大舅给电力公司架设电线，爬上了高高的电线杆。那时候的劳动保护不够，一不留神，大舅上面的电工从电线杆上摔了下来，先是砸到了大舅身上。大舅给了他一个缓冲的力量，他落地一点事儿也没有，大舅一开始觉得没事，一走路身体就稳不住，想迈开腿却发现不行。送到垫江县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尾椎骨撕裂，骨油都流了出来。大舅瘫倒在病床上，我想去看望他。
终于放假了，我去同学家，陪他去河沟放牛。我们一起在河里打捞鱼虾，很新鲜，可以作为礼物带给大舅。第二天，我提着鱼虾去白家乡，跟大舅娘一起乘坐长途汽车去垫江县。大舅娘问：“你妈知道你来不？”“不知道。”我说。我喊妈，只发一声，听上去像是有事要找她。喊妈妈，发两声，听上去对母亲有一种亲昵的感情。但我从小就没有发两声的习惯，只叫一声妈，妈，干干脆脆的，有时候还把母亲吓一大跳。私自离家出走，我知道回家肯定会挨揍，但如果事先跟她讲，她不一定会满足我的愿望。
到医院，一看见大舅我就哭了，表姐说我真像一个女孩子。她作为大舅的女儿，都还没有哭过。所以，她赞美我心慈，很有感情。表姐这样说，我感到害羞。那时，垫江县城满大街流行唱《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母亲的娘家在垫江县白家乡，爸爸是长寿县仁和乡人。仁和乡后来延用了乐温县城的名字，称乐温乡。乐温，乐温，快乐又温馨。白家乡和乐温乡是垫江县和长寿县的交界地区。
第二次离家出走，是我初中刚毕业的时候，去的是长寿县城。那时，我还约了一个同学。他后来当了兵，又读了军校，毕业工作后转业回了长寿县，在县公安局工作。但那时，我们年纪尚小，为讨论如何出行，两个小机灵鬼彻夜难眠，天刚亮，就悄无声息地爬起床来，向码头飞奔。直到渡船过了河，我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在这之前，心脏狂跳不止，生怕听到爷爷从后面追来，叫唤我的名字。要是那样，我们初中毕业远行的计划就全完蛋了。
我们先到了新市乡，那儿有一个刚认识的女同学，她的闺蜜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加入了毕业之后从这个同学家去那个同学家的“串访”，在这个过程当中结下了深厚的少年友谊。面对我们的突然到来，那个女同学深感吃惊，同时又特别兴奋。她父母对我们也非常热情，买了啤酒招待我们。随后，那个女同学又带着我们去了长寿县城，因为她还有一个闺蜜，家在长寿县师范学校。在县城里，我特意到县医院去“故地重游”——十三岁那年，我从黄桷树上摔下来，手摔断了，就是在长寿县医院救治的。那是我作为一个乡巴佬的第一次进城。
这一次，爷爷发现我离家出走，非要父亲把我从外面找回来不可，可父亲怎么知道上哪儿去找我呢？待游玩尽兴回家，还未走到村口，就有人告诉我：爷爷己经死了，正在往山坡抬，准备在那里下葬。我赶紧跑到那里，追上了发送的队伍。在爷爷的坟头，我跪下来，并为他添了一把新土。明知找不到，爷爷非要父亲把我找回来，难道是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世吗？
六
我有一首诗叫《浪子夜歌》，写我从县城连夜赶路，中途露宿野外。不是天亮了才打开家门，而是天亮了才回到家门前。父亲为我开了门，我要求他找一下村委会主任，帮我开一张“乡通讯员”证明，这样，我就有资格参加县政府公开招聘的“八大员”了。八大员包括乡文化站站长，我想，这个职位应当适合我发挥个人才能。父亲一听就慌了，因为我并不是什么乡通讯员，政府也没有这个编制，是我自己编造的职务，是弄虚做假。他是我们乡最好的木匠师傅，凭借一副好名声，父亲违心请求村委主任帮我在一张假的职务证明上盖了章。我拿着这张职务证明到县政府去报名时，被视为无效——父亲那一颗不安的心，反而因此平安落地了。
那年，过完春节，我随亲戚去渡舟塑料厂上班。春雨打湿路面，街道上随处都能闻到一股煤烟味。我听到这样的歌声：“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的工作，是把刀片在砂轮上打磨锋利，并安装到粉碎机上。我不知道螺丝帽是否扣紧，我永远都会担心它在旋转中脱落。深夜，一个人在空旷的车间，打开电闸，满世界只有机器的轰鸣。我把废旧的凉鞋、拖鞋、皮鞋的鞋底，统统捅进机器。每捅一次，机器都会发出一阵怒吼，像两排门牙失去了理智，正在不停地疯狂磨损——我仿佛看见了满口的血和肉泥。
那一年，我十八岁。上卫生间时，里面走出来一名女工。我进去以后，意识到要把门反锁起来。但不一会儿，就听见一阵敲门的声音。等我办完事开门岀来，发现是厂长，他一直守在卫生间的门口。当天开会，厂长在会上说：“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大小伙子上卫生间，还要把门锁起来。”
我不能忍受机器的血盆大口，也不能忍受那些奚落我的声音。所以，干到一个月，我就辞职回家了。父亲非常生气，认为我才从学校出来，还没有真正领教过干农活的艰辛，所以才会轻易放弃城里的“铁饭碗”。第二天一大早，他负气把我叫起来，命我拿着水盆，赤足下田，给稻田舀水、育秧。过路的村民笑着说：“这个‘工人’也回来种地了吗？”
1989年，终身难忘。于我个人，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我重新进城，在长寿县的一个百货商店找了一份采购工作。没干多久，我回家，请父亲陪我进一趟城，理由是工作单位要正式聘用我，需要父亲在用工合同上签字担保。儿子终于在城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父亲非常高兴。他并不希望我一生务农，怕我吃不了那份苦，反而被人瞧不起。为了陪我进城，父亲脱下干农活时沾了许多泥点子的破旧外套，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跟着我渡河，又坐上了长途汽车。到了长寿县城，我在饭店点了一些父亲平时吃不到的菜。父亲叫我不要浪费，要节俭。我叫父亲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吃饱了饭，我领着他到街心花园转了转。那儿有一尊长寿老人的石头雕像。长寿老人拄着拐杖，脸上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我鼓足勇气，告诉了他一个真相——我帮百货商店采购商品时，骑自行车在临近长寿河街的桥头，把一个中年妇女闯死了。
我能感觉到，父亲的头一下子就炸开了。他一股脑地发问：“天啦！人命关天啦！我的命咋这么苦呀？我为什么不像你妈那样早点死了算了呀？我为什么从来出门就没有开心过呀？人命关天，你要坐牢呀！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完了，哪个女的愿意跟坐过牢的人结婚呀？大街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你闯祸了呀……”
七
1998年，我去了新疆，2000年春节回重庆老家过年。那一年，我30岁，一心想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重新回到故乡生活。人生三十而立，自初中毕业踏入社会，从长寿县到涪陵地区，到重庆市，到四川省会成都，再到首都北京，又去了新疆，我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大大的圈，此刻，又回到了农村老家，回到了我生命的起点。那时，婆婆还在，总担心我这个长孙，老大不小了，还单身一人，不免为我的前途担忧。夜里，我守在婆婆床头，摸着婆婆皮包骨头的手，突然感觉自己终将还是要远行。而这一别，亲人之间，该是生死了无牵挂了吧？而这一次，我突然回家，一无所有，仿佛是为了还愿。家人、亲人、乡亲，长寿地区绵延起伏的丘陵……谁也不知道我成天在想些什么。我每天晚睡晚起，太阳要落山了才起来，到村头村尾，田间地头，四处走走，随意闲逛。望着一动不动的老屋、山坡、坟头，我像是一丝游魂。有一天，拿着但丁的《神曲》，走出门，我要到荒地上去阅读。我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仿佛看见了文明的种子，飘落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
我用心去体会，想象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从法国徙步漫游到故乡的情景——他最后不也是身无分文？在现代社会，只有浪漫主义诗人才会真正地用脚去丈量大地：神圣、荒芜、空洞、迷茫、愚笨、执着、疯狂……如果我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唯一可以生活下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那时，文化界正广泛讨论着“边缘”和“中心”。而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流浪汉——故乡，已然是异乡。
我走过一片青杠林，来到悬崖脚下，在白纸上写下几个字：“醉卧良石，笑看人生。”然后，把纸揉成一团，塞进了崖壁下石头的缝隙里。有一年回家，我曾取出来看过，纸的边缘已风化出一些小孔。今年春节再回家，居然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悬崖已经被高速公路劈开，崖边的石洞更是荡然无存，纸条化为乌无。这是我无法想象的结果，这是我曾经召唤过的现代文明吗？
那一半年的乡居生活，我重新阅读了《水浒传》，重新体味了一群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好汉的激荡人生。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个个怀才不遇。我意识到，一切都在逝去——这么多年，我写了那么多的诗，也只能是记录一些生命的遗迹而已。2011年，我把这些遗迹编辑成一本诗集，取名《吊水浒》。这是其中一首诗的标题，也是我读完《水浒传》之后的一声长叹！
八
婆婆是传统女性，一直盼望我能早点结婚成家，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仿佛是她活在世上最后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去了阴间，仿佛，她无颜去见我的母亲。母亲去世之前，最担心的，也是怕她这么小的三个儿子将来找不到媳妇。女儿不用担心，因为“女儿不愁嫁”。后来，我生活在北京，婆婆在电话里头说：“你不带上媳妇就不要回家来了。”终究，我没能满足婆婆最后的心愿。她去世的时候，我和亲朋好友带着她的骨灰一起回家，并请来阴阳道师为她举办了葬礼。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能在有生之年见证了我们这个家庭最后的谢幕——葬礼之后，老屋再无人居住。好多年，地坝都长满杂草、墙面脱落、窗格结网，大门上挂着一把锁，沉重如山，拖拽着老屋日渐佝偻的身躯。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透过窗格向里面张望。屋子里面透露出来的阴气，特别适宜蛇虫盘踞。
婆婆在世的时候，三弟家己盖上新房。新房修建在公路旁边，十分敞亮，因而人气旺盛。因为婆婆要照顾三弟家的孩子，所以，自然也跟着在那里住了一阵。直到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三弟媳妇不免担心婆婆会死在这里。婆婆有所察觉，硬气地搬回老屋居住。那时，上小学的侄女会在那儿陪她过夜，听到她每晚咳嗽得喘不过气。小侄儿随父母在河北保定打工，我和三弟一起给婆婆打电话，叫小侄儿过来，让他跟病中的祖祖说几句话。他不过来，但婆婆却以为是他在听，急切地说：“孙儿，你再不回来，我就要走啰！”我听了，心里五味杂陈。在此之前，婆婆曾经问过我：“要不我还是来北京跟你一起生活吧？如果死了，就在附近的山坡上把我埋了，不用带回老家。”我告诉婆婆，北京的山坡不像我们老家的山坡可以随便埋人，这儿山坡上的地比活人居住的房价还要贵。不意说出了一句大实话，我恐怕是断了婆婆的念想。那个时候，我是房奴，一心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完全无力对婆婆尽孝。倘是刚买房时，我真的接她过来，我们一起安排新的生活，相信婆婆肯定会多活几年。
但这些都是假设。自打婆婆过世，再回家，我就成了客人。爸爸要留住，三弟要留住，我只想着归期——我的家己不在故乡。四十三岁那年，我在北京结婚，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老婆跟我一起回乡，她要跨越北方和南方的路程，跨越气候、饮食、习俗、语言。老婆忙着给家人准备礼物，我非常感动；老婆和家人在一起，我非常开心。在心里，我告慰母亲和婆婆，去她们坟前跪拜！妻子说，“我以后死了，也埋在这儿。”我们客居他乡，最终，也不过是在人间客居。
九
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注定的，或者是从一出生就被注定了？即便如此，一次一次，我的命运又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呢？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云朵聚散离合，变成各种图像，产生无穷的想象和期待；坐在黄桷树下，望着遥远山坡的轮廓，幻想一个另外的世界；看太阳上山，夕阳落山，黄昏来临，盼望大人从坡上早点回家……一天下午，我赤脚背着油菜籽壳，倒进水田里积肥。经过房屋，我的脚板心重重地踩在一颗石子上，立马瘫倒在地，低吟不止。我和房屋边上的水田，远处的天空，躺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特殊的视觉，我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了一组词语，先是“水天一色”，接着，又冒出了“白茫茫”。由“白茫茫”想到内心和未来命运，又冒出了“我心更迷茫”……我在大地上行走，这是诗神给我的第一次启示。诗，打开了我的心灵世界。除了眼睛所看见的世界，我还可以看见词语所展现出来的世界。
我经常看书，周围的人觉得奇怪，一个农村人看什么书呢？仿佛，农村人一辈子就只能务农，大家也普遍接受了这个命运。父亲见我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想着怎么挣钱，不想着干农活和做家务，不由得有些恼火，他恨恨地说：“看什么时候，我不一把火把你的书烧了！”我说：“这些书就像是我的家，您烧我精神的家，我就烧您物质的家。”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我这样说，也许只是在打一个比喻，让父亲明白书对我的重要性。
那年七月，我二十岁，组织了一次“长寿湖诗会”。我请县文化馆的老师参加，他们不相信我能办得起来，因为我手里没有钱。但毕竟还是有二十多个诗友参会，他们都是自费。由于费用透支，无法安排晚上的住宿，我们去长寿湖鱼场借了一条船，把大家拉到我家里去。当时是农忙季节，家里在收割玉米。父亲问：“来了这么多人，吃什么？”我说：“吃粥就可以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吃。”父亲说：“不是为了吃，也得吃呀！”我说：“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吧。”在那个季节，家里有玉米、四季豆、南瓜，父亲为我们准备了简单的晚餐，大家吃得很高兴。夜深了，还在一起商量，我们以后的诗会怎么继续办下去。
我和朋友一起办的第一份刊物叫《三原色》，联络了一大批重庆市、县、乡的文学青年。那时，我们一心只想写作，结交诗友，别的什么都不担心。朋友到我家，我们趁中午吃饭的时候，一起审阅诗稿。周围的人都在忙着干农活，抢收地里的庄稼，而我们却在做编辑，跟农忙的环境格格不入。父亲说：“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人像你。”我想，我做自己。迟早，我得离开这个环境。可是，对外面的世界，我一点也不了解。天地之大，我何去何从？
十
那一年，在云南旅行。突然觉得，老家的房子是人生旅途的一个落脚点，我可以把它打造成民宿，或邀约朋友，偶尔回去住上一段时间。在遥远的云南，我给重庆老家的父亲打电话，把心中这个美好的愿望告诉了他。父亲告诉我，老家的房子卖给政府了，如今己推成平地。
我离家久矣。作为户口本上的一员，作为父亲已成年的儿子，在拆房卖地这样重大的事情上，父亲也觉得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我的伤心是多方面的，但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生命的根真的就断了。我想，“老房子留着也是一个纪念啊！”朋友劝导我：“那太奢侈了，你就最后一次听你爸爸的话吧！”
老房子卖了，父亲才有买养老保险的资格，他希望不依靠我们子女就能颐养天年。从离开家的那一天起，父亲就告诉我：“我不需要你拿一分钱回来，你在外面怎么发展，我也没有钱来支持你。”仿佛，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份契约。
父母结婚，分家，一心为我们三兄弟盖房子，做家俱。结果，只有三弟留在老家，享受过老屋和老家俱。老屋是土墙房子，石匠造地基，土匠筑墙。筑墙的时候，一个傍晚，我放牛归来，经过搭在墙上的木梯。牛挣脱牵在我手上的绳子，去木梯上擦痒。工人挑着土上墙，因木梯晃动，一下子滑倒，手还死死拉着扁担，因此被吊在半空中。我放牛闯下了大祸，所有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结果有惊无险。
1983年，结束了点洋油灯的时代。新房盖好，安装了电灯。从此，夜晚亮得跟白天一样，我们失去了乡村的黑夜，失去了月光和萤火虫。一天夜里，在窗台上，我们看见了一条菜花蛇。妈妈说：“老先人，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先人，请不要呆在屋子里，吓我们后人。你各人走吧，逢年过节，我们给您多烧一些钱纸，保您在阴间大富大贵！”言罢，只见原本盘成一团的菜花蛇缓缓舒展，滑下窗台，从打开的门缝间缓缓离去，无声地消失在室外无边的夜色之中。
十一
2016年，距离我出生的年代，似乎是跨过了一个新世纪。婚后三年，我带着妻子回家，并在诗里写道：“亲爱的妻子/我带你回家/不是要来看这一片废墟/它不美/不是我的描述。”妻子在城市长大，儿时的记忆是崭新的幼儿园，洋气的工人文化宫，宏大的厂房和插入云霄的机器与火炬。她曾随着父母迁徙，后来离开家，独自一人去别的城市上大学，又去另一个城市工作，家越搬越大，城市一个比一个发达。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妻子的生命被长短不一的时间段分割，并不能够明确地感受到哪儿是故乡。她对故乡的情感，只是一些记忆片断，没有任何依托。回到我的故乡，因陌生而新奇，因爱使她内心安宁。面对南方的青山碧水，妻子欢天喜地。即使是站在老屋的废墟上，即使是天空下起细细密密的小雨，春雨好像真的是“贵如油”。我的诗所表达的是，“请听我无法说出的缘由/并理解我一路上的沉默。”感谢，妻子给了我一个家，但我的内心还是会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站在这一片空地上”。我问：“人类的迁徙故事是不是太过明了？”因为，一切清晰而真实的生活，在故乡，在黄桷树下，在这一片曾经充满欢声笑语和争吵叫嚣的空地上，全部的世界似乎都变得烟雨蒙蒙，“雨下个不停/我们不可久留/回到车上/万物连成了一片”。可能，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儿，只是我的生命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让我误以为一直在远方。
母亲去世以后，我做过一个梦。下午放学回家，屋子黑漆漆的。走进母亲睡觉的房间，只见她穿着寿衣躺在床上，我既感到吃惊，也觉得欣喜，连忙喊：“妈妈，妈妈，原来您没有死呀？”母亲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她仿佛永远都不会理我。母亲生病期间，我从外面玩耍回来，走到母亲房间门口，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没有回应，又喊了几声，一声比一声没有信心。母亲可能是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她知道我胆怯，知道我怕人死以后变成鬼，便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进来吧，我还没有死。”我做梦，我去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村子里看见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她可能是在给人家做月嫂，有一种像是见不得人的卑微。我感到疼痛和忧伤，于是大声说：“妈，我是您的儿子啊！您认得出我吗？我己经长大了！”我还梦见过，我的婆婆，我的爷爷，我的祖祖，每次醒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睡在哪儿。
当我的家不在了，在任何地方，我都能感受到家。当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我会问他的老家在哪儿。如果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我就不能确定他的方位，就不能真切地辨别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在老家，黄桷树下是一条大路，赶场的人在路上来来往往。祖祖逢人会问人家：你家住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担心她这样问，对人不礼貌，会讨人嫌，总是劝她不要这样——人家是过路人，大家萍水相逢，人家爱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可以了。我似乎能够理解，祖祖还是想了解人，通过了解人来了解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十二
春节，回家，像是一个咒语，但对我已没有什么魔力。我越来越觉得，只是不巧，我出生在这儿。我是地球上的生命，我是宇宙中的生命。既然是生命，就要自由飘荡。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公民，都应该享受世界公民的一切平等权利。在此之前，我尚且以为，至少在“飘荡”这个意义上，我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权利。直到2020年春节，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去日本度春节假期。结果，到了机场，托运好行李，进入安检以后，我被海关以“对某种安全造成威胁”为由限制出境——也就是说，我不可以跨出国门——至少这一次是这样的。我真的有能力“对某种安全造成威胁”吗？我并不认为。但我无从辩解，至少一时还不知道找哪一个部门来辩解。最后，妻子和女儿只能和我告别，通过边检登上了飞机。因为时间紧迫，她们匆匆离开之前，妻子将包里的手机充电线掏出来给我，并重重地拥抱了我一下。目送她们的身影离去，我转身订了一张回老家的机票。
站在老家最高的烟坡岩上，望见我的家，在一片丘陵之中。野草覆盖着地面，一缕缕炊烟升起，隐约能看见一户人家。因公路不畅，几十年过去了，老家基本保留着原始蛮荒的自然生态。我就是一颗在这一片自然中生根发芽的种子，我的生命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人生半百，我越来越清楚，我将随时随地离开这个世界。往后，不是我要回家，而是家伴随着我。我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家。
后来，通过努力，女儿开启了她赴德留学的生活。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就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但妻子却因此有了新的生死观，她说：“有一天，如果我死了，骨灰可以交给女儿，拿去作为某一件艺术作品的材料。”其实，如果我们死了，并不能带走什么。而我们留下的东西，也微不足道。也许，骨灰是一个比较好的纪念吧！
我曾带女儿回老家，在坟前跪拜，在老屋张望，并不是希望她认祖归宗，只是想把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分享给她。尤其是我每一次站在老屋的废墟上，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有所不同，我将把房前枯死的杏树，我和小侄女的“翠翠”，连根拨起。带着树根独特的造型，我回到了北京的家。我打算找一个艺术家，把杏树根设计成一座奖杯，而我，是这座奖杯天然的收藏者。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真心喜欢这座奖杯，谁就可以收藏它——就当这是自然给生命的奖励！
2023.1.1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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