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202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新年会上，一场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传承与发展”为主题的企业大咖成长对话举行。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同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与在场企业家展开精彩对话。英才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立新为本场对话主持人。
以下为对话实录：
宋立新：我们先掌声欢迎亚布力论坛成立23年来，亚布力论坛理事长和轮值主席的第一次同台对话。
 俞敏洪：同台“拆台”。
宋立新：我们以“拆台”来拆解中国企业家精神，因为竞争、竞合一直伴随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两位嘉宾不仅是著名的企业家，也是亚布力论坛重要的推动者，虽然这个形式很像《老俞闲话》，但敏洪从发问者变成了被访者。这两年，敏洪对谈了上百位财经、科技、人文、教育、文化、艺领域术的精英，你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什么样的共性？
俞敏洪：前几年大家很少出门，我和朋友有时会一起喝酒、聊天，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其实除去不合适的部分，我们私下对话的内容是可以公开化的。我认为，我们的聊天内容在传递一种正能量，在传递自己的成长历程、思想，以及面对苦难所采取的态度。于是，我就把这种聊天发展成了公开访谈。
和这些朋友聊天时，大家都在想如何组织语言、如何能够把心中所想用一种真诚的态度传递出来。我的整个平台是公益性的，它背后没有功利，而且自由自在，大家聊到哪儿算哪儿。没想到很多网友也挺喜欢听我们聊天，从头跟到尾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我意识到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和我聊天的嘉宾的共性在于，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不买账”的精神。这里的“不买账”指的是面对困难，面对自己人生的起起伏伏，他们总有一种希望和热情保留在心里，他们总相信自己的未来。到目前为止，我访谈的嘉宾有不少人已经到达五六十岁的年纪，但他们依然能够为社会服务，能够创造出让他们自己感到欣慰、感动的事情。我认为，不管是企业家、作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慈善家，他们都可以说是“面对现实不买账、面对未来有希望”。
宋立新：敏洪特别说到，企业家精神就是相信自己会为这个世界创造不一样的价值。接下来想请问东升，您和俞敏洪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陈东升：最大的不同就是相同。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还是以50年代、60年代的创业者为主体，当然40年代、70年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也在同时托举这个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我称为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孩子，把学习的东西变成正能量，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家国情怀。邓小平时代，我们考大学、接触西方世界，全世界的思想像浪潮一样扑面而来，我们应接不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到现代经济学，从而有本事为国家做贡献。这么多年，从模仿创新到如今的自主创新、从当时只看西方的商业案例、商业文明，到如今亚布力论坛这些企业家的创业历程成为中国商业文明、商业创新的一部分，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企业家就是为困难而生、企业家就是迎着困难上，企业家的特质就是解决问题，这没什么要炫耀的。
大概25年前，我说了一句话，“中国历史上出了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就没有伟大的企业家，当有了伟大企业家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了。”
宋立新：两位嘉宾所表达的关键词都是直面困难、不买账、不认输、不躺平、不服老。敏洪写了很多书，他总用幽默串联起他的知识，其实，他也是经常自省的人，所以我想问敏洪，你认为自己和东升的区别在哪？
俞敏洪：如果真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认为是东升做事情、布置业务的格局比较大，看得比我更长远。我们做事情都有激情，但他是偏内在的，我是外露的。
还有一点区别是，我们关注的领域不一样。从创业到现在，我几乎天天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在新东方体系内外，我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基本没有隔阂。我总试图把自己放在这些年轻人的状态中去判断他们对一件事的看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会迎合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尽管年轻人想的可能不周到，但长远来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对的。当然，我也可以帮助他们变得更加成熟一点，当我发现年轻人在产生想法或做事情时有极大的可见风险，但他们看不到时，我就可以加以提醒。在新东方，我可以用权威让年轻人照着做，但在外面，那些被我提醒的创业者可能不一定认可我。不认可也没关系，我认为，想知道荔枝的味道就得亲自去尝尝，让他们自己尝了以后再决定，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我对的。
总体来说，我应该比大部分企业家跟年轻人打交道都要多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身上会有一种童真、天真的气质。跟年轻人打交道多了，心态会不自觉变年轻。
宋立新：两位嘉宾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相融合，只不过敏洪幽默童真的色彩更丰富，东升更显睿智，更有战略家的气质。
他们两个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拥有跨界的思维。这个特点在其他企业家身上其实很难显现出来。东升把嘉德做成中国拍卖行业第一，把泰康做成中国第三大保险公司；敏洪的新东方和东方甄选也都在各自领域不断发展，尤其是东方甄选，已迅速做到行业头部。
两位嘉宾都属于“九二派”，当时的创业机会其实有很多，成长起来的企业都是机会驱动、资源驱动，创业者们似乎都可以创办出和自己专业不相关的企业，因为那时的技术门槛、科技门槛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我想请教两位嘉宾，你们是否认可当前“非专业不创业”的观点？
陈东升：我还是不鼓励大学生创业。年轻人创业跟我们筛选第二赛道是两回事，按照今天的理论，这也被称为“第二曲线”。
泰康所做的养老、医疗看起来是在跨界，其实它是产业链相关的深耕。人寿保险是超级成熟的金融行业。原来人们认为，人寿保险就是解决人们生老病死的金融风险管理方案，就是客户在交保费后会拿到一笔钱，至于在哪里看病养老跟保险公司没有关系。但现在社会变了，客户全价值链、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出现是新时代商业的进步，为了适应这个时代，所以泰康结合了实体的养老、医疗，打造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的服务体系。所以还是要跟随社会的进步，洞察社会发展的方向。
ChatGPT、AI是脑力的延伸，其实还有寿命的延伸大家没有意识到。人们总认为老龄化时代来了，老了要进养老院，而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长寿时代”是中性的，未来，人们可以平均活到100岁，生命尺度会变长。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40岁是中年人，60岁老年人，但当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时，40岁就会是年轻人，60岁才是中年人。如今，60岁群头退休后被划为老年行列，被社会边缘化，这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要颠覆它。在长寿时代，老年人也要创造价值。
上面所说的，就是我的观念、认知，和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趋势的洞察。当坚持这个观念时，就要坚定所做的事。2007年泰康做养老业务时，有记者说我在拿养老搞房地产，当时我很气愤被人误解，但现在我成熟了，不用过多解释，因为我的行动就是答案。
我认为，创业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后，可以再进行创业。其实大部分成功创业案例都属于这种类型。所以，我鼓励大家在一个好的赛道里积累好的人脉、关系和技能，这样，创业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俞敏洪：我认为任何人创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时代大背景。我们这些人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天赋异禀，而是因为我们刚好处在了改革开放那个机会非常多的时代，而且，当时祖国还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每一次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商业机会。我们非常感谢那个时代。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创业机会，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世界和中国融合的深入，有更多的机会在被创造出来。我认为，如今，年轻创业者面临的机会其实比我们当初面临的机会还要多，只不过这些机会多样化、多元化，容易让人们眼花缭乱。
其实，在我们创业那个年代，有很多人进军房地产，我的一只脚都已经踩进去了，但后来又退出来了，退出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所讲的：做自己热爱并且自己内心认可的事。就我本人而言，在房地产和教育之间，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教育，因为这就是我内心所热爱的事情。当我面对学生时，我可以进入非常忘我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当然，大家也可以学会喜欢。比如张文中当初是搞计算机系统研究的，他根本没想到要做物美，他做物美只是因为他研究出来的系统没有人用，于是自己开了个商场用自己的系统。到今天，他还在把研究系统的能力和物美相结合，而且还在学习新鲜的事物。
我们这些企业家要么就是已经学会了热爱自己的企业，要么就是在做之前就对这件事足够热爱。总而言之，一是时代，二是你本人是否热爱。
我认为，“非专业不创业”这个想法是错的，专业人士可以创业，但是专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也必须跨出专业之外才能做出大公司。比如，张一鸣是搞算法的，他预料到短视频在今天可以这么繁荣，这个预料肯定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是非专业人士，也可以慢慢学习。比如，马云是外语出身，1995年他去美国后看到互联网想到了要做阿里巴巴，他不一定懂阿里巴巴用到的技术，但这并不影响阿里巴巴发展壮大。所以，我认为大家可以从专业入手，最后扩大，也可以从综合入手，最后专业，我认为只要懂就行。成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要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依靠某一项专业能力。
最后我再谈谈关于“困难”的问题。企业家不是为困难来的，而是为了发展，为了推动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来的，做企业的过程中，不管顺利还是波折，企业的定位都不能改变，这个定位就是做良心事业，推动社会进步和祖国繁荣。企业是通过企业的运作逻辑和市场规律，与社会共同进步，同时社会带动企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不要有为了困难、艰难而生的执念。当然，这不否定我们做企业时会因为不断进取遇到悬崖峭壁，深山峡谷。在我看来，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战胜困难，而是为了无视困难，因为我们的目标在远方，风雨兼程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宿命。
其实，困难有时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新机会，比如新东方遇到了巨大困难后，我做了东方甄选。客观困难来临后，就要想出路，如果真有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不是躺平或对外界进行抱怨，因为抱怨改变不了客观事实，而是要想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在办公室至少喝掉了30瓶白酒，因为不喝神经放松不下来，思路打不开。我把新东方骨干力量召到办公室喝酒两天，然后聊出了一个卖农产品的思路。事实证明，条条大路通罗马，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有可能同时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只不过你要有能看到那扇窗的本领。
我相信，随着祖国的发展，我们的机会还在，困难也永远不会消失，如果你想把路走下去，路一定还是存在的。
宋立新：敏洪和东升都认为，现在创业的机会仍然很多，同时敏洪也给出了建议，要找到你自己内心燃烧的激情和你认知的敏感，才能够抓住机会。
俞敏洪：我再补一句，作为企业家，除了坚守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外，一定要“不务正业”。所谓不务正业，就是要去学习、抓住新知识、新信息，有在不同领域做新事情的朋友，就得一起聊聊天。为什么我们这帮企业家（说起来算老企业家了）愿意在一起聊天？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在一起，有时候突然就会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产生灵感。为什么我们要做“成长对话”？就是为了要跟年轻人接触，听听年轻人在想什么。所以，企业家一方面要坚守事业，一方面也要“不务正业”。   
宋立新：刚才我们谈了个体差异、年代差异，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地域差异，即不同地域在塑造企业家精神上有什么差异和影响？最后还想问问你们，如果让你们共同创办一间公司，你们分别承担什么角色？
俞敏洪：这个非常简单，陈东升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嘛，这还用说吗？难道我能当董事长吗？我当董事长怎么管得了陈东升？
陈东升：竞争上岗嘛。
宋立新：等一下再具体说在公司的角色，现在先回答地域差异问题。你们都是南方人，一个湖北人，一个是江苏人，都在北方创立了事业。唯一不同的是，东升一直是主动选择，敏洪一直是被动挨打——你创立新东方是因为离开了北大，你创办东方甄选是因为新东方受到了影响。但你们都是南方人到北方来成就事业，所以请你们谈一谈地域对塑造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精神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俞敏洪：湖北人比较厉害，蛮霸，或者是霸蛮，你别看东升兄表面上慈眉善目，其实可蛮霸了，他没有那种精神怎么干得到今天？
陈东升：这个话题有点得罪人。其实湖北人就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还有一个特色——东西南北中，四面透风，所以它留不了什么东西，湖北人也是走南闯北。再有，湖北人是“南人北相”——南方人的精明、北方人的彪悍，这是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甚至中国人的特质。
我经常想，中国像欧洲，江浙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呢？他们是两者都兼具。长三角大概从隋炀帝开运河之后才逐渐开化，后来南宋都城迁到杭州，从此才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此之前，长安、洛阳才是经济和文明的中心。从南宋到现在，江浙人是中国的法国人、德国人，是文明的中心。过去我觉得湖北人很牛，因为湖北也叫“鱼米之乡、千湖之省”，我们湖北天门市历史上出了一个状元就到处吹牛是状元县。但是到了江浙，看见这个乡出过状元，那个乡出过院士，形成了一个超级传统。
真正的现代经济、市场经济，要素必须要流动。今天的中国经济版图很清楚，北京、上海、深圳是三大明星城市，再加上长三角、珠三角，长江流域未来也有希望（合肥、武汉、郑州、西安、重庆、成都）成为重心。与是哪里人没关系，最核心在于创业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是因为优秀人才流到那里，在那里创业。所以我感谢北京，北京给了我这样一个宽阔的舞台，让我创业成功。
俞敏洪：首先，我觉得中国人民都是同样聪明、勤劳、勤奋，不分南北东西，中国人都有做生意的潜质。为什么南方人做生意做得好一点，而北方人做生意成功的概率好像相对小一点？主要还是在于地域，比如在我们小时候，中国不允许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小农贸市场也是很发达的，但是北方就没有。
就是刚才东升兄所说的，我们即使在小时候，中国不允许做生意的时候，我们江阴老百姓的小农贸市场都是很发达的，但是北方就没有。
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商业文化发达，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并不看得起商人，商人会组团请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教育后代，让下一代去考举人、考进士、去当官，不再做生意。但是他们没当上官的子孙，继续在做生意。
于是南方就形成一个现象，一个家族里最有钱的人会聚集起来办一个私塾，把所有孩子都放在私塾里读书，最终只要出一个进士，整个家族就翻身了。这种商学并进的文化，到今天为止都还有一点遗留。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当官，还是北方人多，因为他们不做生意，就是争取当官。
从商业环境的成熟度来说，南方确实比北方成熟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能够先从南方开始，从广东一直蔓延到福建、浙江、江苏，再沿着长江往上游走。
为什么东北经济有点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那里民营企业太少了，这不是因为东北人不会做生意，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和当时的集体所有制导致老百姓产生了一种不自觉的依赖，希望有一个体系能保障他们的生存、安全和机会，最终导致老百姓主动冒险、主动拼命的精神相对来说比较少，而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官僚体系依然很强大，这样也会形成一个做生意的环境相对需要改善的局面。
所以，并不存在南方人做生意聪明、北方人做生意不聪明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大环境在逐渐改变，变得更加开放、自主，国家做好保障的同时，鼓励更多人去创业，或者是鼓励更多人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且现在大家正在迎来新的机会。比如直播，东北人能说会道是全国是出名的，东北应该有无数人在做直播带货的生意。
说到地域问题，南方人从明朝后期开始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种文化浸染中，做生意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行为。我的老家江苏江阴，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县（现在是县级市），年均GDP竟然能达到5000多亿，上市公司接近60家（这还不算在外地做出上市公司的江阴人）。不是因为江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更重要的是当地每个人都在做生意。
朱超（理享家科技集团CEO、AP资产创始合伙人）：我参与投资过很多新晋企业，其中不少年轻企业家是上市即巅峰，达到一个比较成功的状态后又迅速陨落。我想请教陈董事长，您对年轻企业家如何走得更远有什么建议？
陈东升：最核心的还是坚守，价值观、战略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决定你不要去做错的事。做一件错事，可能会让公司无法持续发展，这种案例很多。
此外，制造业的科技进步太快，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服务业核心在于保持服务的品质。因为服务业做出百年老店相对容易一些。当然，制造业里也有很多百年老店。
相对而言，服务业的永续性大一些，制造业的产品周期挑战大一些，但是你要能够跟着产品周期进步也可以。总之，坚守自己的领域，并保持优质的服务品质。
现在中国是一个头部企业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要专注主业、专注专业，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我认为泰康是抓了一个长寿时代这个超级赛道。在主赛道之外还有细分赛道，嘉德拍卖就是一个细分赛道，高峰时期一年拍卖艺术品金额约120个亿元，已经在这个领域里形成了超级品牌，我称之为“信誉垄断”。这样的企业随着经济波动会起伏，但是它已经很成熟了，虽然很难再做大，但是会成为百年老店。
景一（上海汉心景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兼CEO）：请问俞校长，像新东方这样的企业怎么传承？请问陈董，您觉得亚布力成长计划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俞敏洪：我先补充一下前面的问题，我认为企业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最主要是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制度层面。只有一个国家的制度层面能保证企业发展，这个企业才会发展，首先不是企业家层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有不少企业有了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也期待，随着祖国制度层面对民营企业的管理规范，这些企业在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以后依然在存在，不管是他们的子孙在继承，还是董事会选出来的人在继承。
第二，企业自律。企业如果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或者是做突破冒进的事情，这个就不怪任何别的东西了。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和不断建立新曲线的能力，也是一个企业传承的标志。今天的微软已经不是昨天的微软了，我们常常觉得诺基亚好像已经没了，其实它现在年收入好像还有千亿欧元，只不过它不做手机了而已。诺基亚最初是卖木材，只要他企业存在，不管它怎么转型都是好的。
第四，传承计划。一个企业的传承计划通常有两种：一是家族传承，不管上不上市，都有家族传承；二是管理人传承，就是在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人传承。
我的目标特别简单，就是在真正优秀的董事会领导下，和股东们配合选出在新东方体系内或者说新东方体系外最优秀的管理人来继承。将来，新东方会不会出现一个新董事长、新CEO把企业做倒闭了，没有人能保证，我能做的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建立一套制度，尽可能保证新东方持续发展。
穆映江（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我想代表山西青年企业家向俞老师提一个问题：对于正在经历困难和挫折的企业家，您的人生经验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尽快地走出来？
俞敏洪：一、学会自得其乐。你要始终相信，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命还在，老天一定会给你新机会。保持乐观特别重要，如果你自己都悲观、失望，觉得这辈子没戏了，那谁能帮你有戏呢？
二、寻找出路。出路肯定不止一条，我相信当初我没有选农产品、不选直播，一定也还会选出另外一条路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出路在哪里，因为出路在你自己脚下，往什么方向走是你自己的选择。
三、建立正能量的朋友圈。你不能光靠自己一个人寻找出路，最好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奋发。我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崩溃掉？因为我的战友都坚守在我身边，包括董宇辉他们都没有走，就说“俞老师，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出路，我们一起想，一起共同努力奋斗。”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可能还会失望呢？
陈东升：我补充讲下亚布力成长计划。亚布力论坛目前有88个理事，都是活跃在每个行业的头部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是亚布力成长计划的导师。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南北战争后崛起的时期特别相近，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在成长计划给你讲课的人，犹如100年前你生在美国，当时的卡耐基、洛克菲勒、GP摩根在给你讲课。
中国第一代创业者充满智慧，经历了无数艰辛、困难后走向成功，他们宝贵的时间、经验是金钱买不到的，这么多优秀企业家将他们几十年的实践、心路历程，以及成功背后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看不到的逻辑、看不到的价值观、看不到的偶然与必然因素告诉你，这是最有价值的，没有任何商学院能做到这一点。
杨履世（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董，多年的创业历程中，您是如何把持好自己的战略定力，如何战胜自己的欲望？
陈东升：我一直把理念放在创办企业的首要位置，比如泰康、嘉德始终坚持市场化和专业化。其次，战略定位最重要，做什么生意、做什么人的生意、今天能不能赚钱、以后能不能永续发展，思考这四句话将帮助我们树立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解决所有复杂问题。
李猛（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我来自山西的安泰集团，作为传统产业，一直处于不上不下的困境，面临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想请教俞老师，传统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怎么做？注意什么？
俞敏洪：你很好地总结了山西的发展现状：不上不下，不大不小。
我认为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山西省资源丰富，人杰地灵，但现代化企业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还没有到位，山西应该组织所有的企业家到沿海企业学习，因为不看、不走、不体会是没办法感觉到企业之间的管理以及观念之间的区别的。
这种区别不是靠学习，靠读MBA、EMBA得来的，MBA、EMBA对管理者可能有用处，但对企业家的用处等于零，好多企业家读完MBA后企业却越做越小，因为他脑袋中产生了管理上的条条框框，企业家应该天马行空，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要看别人怎么干的，比如中国沿海最好的企业怎么干的，曹德旺、董明珠、阿里巴巴、腾讯怎么干的，还可以到国外去，去世界最好的企业参访，思想观念改变后，山西马上会从不大不小变成超大超强。
山西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商业贸易和金融结合的发源地，但是后来被中断了，这表明山西有做好、做大生意的传统，机会是有的，我的建议是要出去看。比如江阴市做了一件事，所有江阴的企业家到国外学习，去国外的企业考察，从一代企业家到二代，江阴沿袭了这样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江阴的企业相对比较先进，就是“看”出来的，去看去学，山西也应该这么做。
王正通（山西祥睿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山西有两大优势：文旅和能源，祥睿是创业公司，主要业务是帮助传统的能源企业、用能企业节能降碳，公司发展5年，已经在行业相对领军，有完整的体系和产品，今年有计划向全国推广产品。想请教二位老师，在企业谋划中，如何评估我们的产品和市场关系，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全国布局我们的产品，在发展中怎样发展人才和留住人才平衡？
陈东升：实践出真知。其实企业家的战略是长远的，是现实的，战略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企业家一定要亲历亲为，保持对市场的敏感敏锐，和你的客户、员工一起走到市场一线。大企业家也一样，所有智慧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没有固定模式。
大家认为我是战略家，但这并不是天生的。我一生都在坚持“高举高打”的准则，我做保险最早也是走这个模式。我走了20几个国家，30多个保险公司，在日本像学生一样进行10天培训，在中国台湾的国泰人寿受训15天。我是站在世界保险公司的肩膀上来构造基础，所以我曾说，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如今，来到自主创新时代，我可以丢掉拐杖了，甚至可以说我超越了老师国泰人寿。
我认为，学习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是全球楚商会会长，也是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创始会长，同时还是亚布力论坛理事长，我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去学习。所以，对于年轻企业家，我们首先要做学习型组织。我这次去美国拜访了格林伯格先生，他是保险界的泰斗。其实我今天可能已经超越他，但是不能说我比他好，因为他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榜样，和他见面会有一种力量，能找到一种感觉。比如我做嘉德拍卖时，立志学索斯比，其实我去都没去过索斯比，我只是给自己树了标杆。我认为一定找最好的标杆成为榜样。
印象最深的是上次去英国会见怡和集团，经过几百年，到11代他们还在传承，所以我们的路长着呢，要向最好的标杆学习，参加各种活动，开放心态，和更厉害的人交流，激发自己的想法，带来新的思想。
宋立新：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敏洪和东升，如果你们现在要合作做一个公司，你们准备做什么？
俞敏洪：我不想做公司了，想退休。如果要做的话，肯定跟东升做一个能够吃喝玩乐的公司，这符合我们作为老年人的生活情趣。
陈东升：我在亚布力分享过“60感言”，60岁是人生的新征程，我会坚持把医疗和养老进行到底，用市场经济的方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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