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超大单一体市场，统一的文字、文化、民族意识。所以当 “统一大市场” 的概念被提出时，很多人会有不解：难道我们还不是统一大市场吗？
这是典型的误区，忽略了制度在市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不必然是统一大市场。
只要市场还不是 “大统一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被扭曲，生产要素的流动就会不通畅，大部分人就无法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正是 “统一大市场” 要去打破的地方，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难度不亚于实现一次小型的 “全球化”。“统一大市场” 一旦实现，约等于中国各省和主要城市的 “再次入世”，其价值不小于 “一带一路” 国策。
00. 中国经济存在欧元区化的风险
欧债危机的本质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统一的货币（欧元）之间的矛盾。欧盟虽然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诸多限制，但因为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的隔阂，欧元区内的人口自由流动是不足的，远远低于美国各州之间。这就导致了不同成员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高低各不相同。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在一个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地区实现货币一体化（欧元），其汇率对于德国和法国是偏低的，对于希腊等国是偏高的。
对于欧洲来说的国与国的问题，放在中国就是省与省的问题。
虽然在中国国内不存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的隔阂，但因为户口制度的约束，各省市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是不足的，这就导致了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很大。因此，在理论上看，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共同货币的条件，人民币汇率对于上海和北京是偏低的，对于东北和西南各省是偏高的。
欧洲有欧债的问题，放在中国就是地方债的问题。本质原因是 “劳动力尚未自由流动” 和 “货币已然统一” 之间的矛盾。所以，只有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才能救中国的地方债。
统一大市场的第一步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大统一。
01. 允许劳动力在国内自由迁徙
在统一货币区内，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必须趋同。中国如果想避免欧元区化的问题，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 GDP 的趋同。最优路径就是容许国家内部的自由人口迁徙。
在对待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时，中国各个地区采取了某种程度上国家间才有的方式方法。发达地区只想要国家统一的好处（统一货币和统一国民），不想承担国家统一的义务（新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这是典型的地方利益超越国家利益。
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凡是希望通过行政政策去刻意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容许劳动力自由迁徙，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平、权力和福利问题，而是实现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一步。
容许了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突出。统一大市场的第二步是，土地要素市场的大统一。
02. 土地资源按市场化原则配置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态就一句话: 有需求的地方没供给，有供给的地方没需求。中国的土地资源存在着供给侧的制度制约。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中所起的作用，既有可能让城市过度扩张，也有可能让城市供应不足。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供给被控制的商品，都是边际定价 — 即最有钱的那批人在定价。房价不是泡沫问题，而是房子供给太少了，导致房价不能被普通收入的人定价。
只有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对集体土地需求的变化，才能通过价格因素得到充分表达。当人口开始自由流动的时候，土地指标就应该跟着人口走。比如有人从农村搬到城里，可以把他在农村的宅基地恢复为耕地，同时增加相对应的城市住宅建设用地，整个过程中耕地总面积没有减少，而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了。
如果土地资源按市场化原则，全国各个地方政府一盘棋，那么各地的财政需要有新的模式去支持。统一大市场的第三步是，央地税务制度改革。
03. 发展消费税为主要地方税种
总体来说，地方税应该接近国民收入循环的下游环节，中央税应该接近国民收入循环的上游环节。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安排，使得收税放大器效果明显，导致税收增长率长期跑赢 GDP 增长率。 94 年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 重生产轻民生，重企业轻个人，重增长轻公平，重当期轻长远。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选择性消费税，本质上不适合作为地方税，他们都会扭曲资源配置，阻碍全国整体的经济效应，破坏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为人民服务” 如何可以被制度化，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居民的偏好反映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比较适合作为地方的主要税种。消费税很大一部分相关主体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者意愿。所以消费性税基的制度安排，会使得政府有动力去改善民生，提供优质的公共品服务。
如果消费税为主要地方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要中央税种，那么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就要转型，统一大市场的第四步是，产业制度改革。
04. 地方政府按本地比较优势发展产业
中国本质上实行的是 “财政联邦主义”，中央和地方在经济上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来分割市场从而保护本地经济。各个地方都想发展未来有大潜力的产业，于是合成谬论就发生了，导致全国产业同质化和产能过剩。其代价是整个国家的资源浪费和竞争力损失。
中央的产业政策和转移支付，还是慈善公益，应该以支持本地比较优势产业为逻辑，避免从发达地区获得的盈余投入到未发达地区的比较劣势产业中去，从而造成巨大的生产力浪费。只有本地的比较优势产业，在经济学上才是可持续性发展的。
地方政府永远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做，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地经济，向其他地区 “出口” 其产能，从而提高本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地方政府的投资要远离本地的比较劣势产业，多从那些产业是比较优势的地区 “进口” 相关产品和服务。文明繁荣的根本在于社会分工，各个地方之间充分的分工协同，而不是各搞一摊。只有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才能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 
地方政府按本地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下的产业升级，资本对产业的优胜劣汰必须保持明确的敏感度，那么利率就应该完全市场化。统一大市场的第五步是，资本要素市场的大统一。
05. 让市场因素在利率价格上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的宏观背景是货币利率长期被抑制，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偏低。于是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导致中国的生产结构过分地资本化（资本深化过度是计划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收益占比越来越大，所以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才会持续降低，内需长期不足的原因也在此。
压低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本质上是家庭补贴企业，穷人补贴富人的收入分配格局。它会导致生产方式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不是真正的劳动力效率提升和产品升级。这也是目前中国产业升级困境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资金市场一直是一个卖方市场，廉价银行信贷是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要全面的金融抑制和信贷分配的扭曲存在，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很难出现。所以，只有利率由市场调节，内需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产业升级才是有质量的升级。
中国是经济国家主义，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是 “体制内市场”。所以，以上五个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改革如果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归根结底离不开对于官员的选拔、考核、和晋升的制度改革。统一大市场的第六步是，官员制度改革。
06. 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考核和晋升官员
中国任何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是：针对政府官员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管和制衡机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应该从 GDP 总量增长转变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考核。原因很简单：1）如果是考核 GDP 总量，人口就没有办法自由迁徙，地方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本地居民。2）如果是考核 GDP 总量，各地的产业政策一定是内卷同质化的，地方政府都想发展未来有潜力的行业。3）如果是考核 GDP 总量，货币实际利率就会被压低，这样地方政府才能不断扩张产能，哪怕是过剩的。
所以，只有考核地方政府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统一大市场才能得到官员体制的积极响应。其他改革项才能顺利进行。而考核 GDP 总量，会引起 “建设统一大市场” 与官员体制的负面激励问题。在中国，得不到民心所向和官员群体支持的改革，都不会太成功。
只有建成统一大市场，共同富裕才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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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此文受陆铭教授的《大国治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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