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SG，为什么全球的商业公司都在关注？

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企业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该理念的深入发展已成为全球趋势，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开始关注。ESG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考虑了公司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企业需要做ESG，不仅仅是履行社会责任，更是提高绩效和竞争力的契机。

1916年美国学者克拉克，J. 莫里斯在《变化中的经济责任基础》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2005年联合国发表了《在乎者赢》研究报告，率先提出了ESG理念。近年来，ESG报告成为中国上市公司重要的披露报告之一，ESG投资纷纷兴起，相关话题也引起关注，从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建立本土化的ESG评级，到ESG投资的超额回报，话题源源不断，内容多样。

但是，ESG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概念，我们应该如何从这一趋势中解读企业发展方向？日常中，我们如何观察行业动态，找到有长期发展潜力的行业，或是策划自己工作相关的未来。「地球快乐吗」这期就和阿里巴巴集团ESG战略负责人刘伟一起聊了聊。

嘉宾

刘伟阿里巴巴集团ESG战略负责人，罗汉堂可持续发展科学家；联合国世界气候适应科学计划（WASP）科学委员，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客座研究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ESG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张帆Lens总经理，资深传媒人。

主播

亦爽GreenLens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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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06 「地球快乐吗」

商业之上：

谈谈ESG和阿里巴巴

02:08 | 什么是ESG，为什么全球的商业公司都在关注？

刘伟：带上我自己的一些学术的视角，ESG英文是三个比较常见的单词，environmental、social 和 governance（环境、社会与治理），为什么前两个是个形容词而 governance 是一个名词？ESG通常常常都被叫成一个名词，实际上environmental 它后边是risk风险，就是企业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风险。

过去大家更关注在财务上的风险，ESG通过气候变化等一些显性的过程，让更多人有了感知。我觉得风险的另外一面就是机遇，看我们在一个后疫情的时代，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新发展的可能性。ESG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去思考的事情。

亦爽：这样的中长期策略，只要企业自发执行就好了，为什么会有标准，还有监管机构，为什么会上升到一个共识？

刘伟：共识其实是非常难的，人类学理论（Cultural Theory）中有个说法叫clumsy solution（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通常不会非常优美，它往往不是共识，是各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共识？我想其实还是因为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疫情，让大家在问题的层面达成了一致，就是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环境危机，包括水、包括生物多样性，我想基本上没有人会否认。

另外一个是城乡差异的问题，过去20年发展带来的不均，是为什么我们有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大政策背景。

最后一个维度，我自己认为是信任问题，包括在疫情这个时代之后，全球层面到更小的一些社区层面，它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包括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数字化转型时期，我们对新技术不光是数字技术，一些其他维度的材料生物科技，各种各样的技术的信任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gap（缺口）。

刚好这三大问题对应的是ES和G，大家对问题取得了共识，但是大家对解决方案我想还是有非常大的理解上的差异，这就需要全世界不同地方、不同企业的尝试，（比较）各方面的优劣。

07:00 | ESG为什么比可持续发展评级、碳足迹等其他评级更显重要？

刘伟：从自己的能力和角度出发，会关注不同 scope（范围）、不同类型的问题。ESG偏向类似财务披露领域，可持续发展评级，在我看来它更广泛。

最新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简称ISSB）很大程度上参考了TCFD（Task Force For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报告的框架，其即将发布的可持续披露准则 (ISSB Standard）覆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四个维度，这是过去几年来比较被广泛采用的。

©《最终报告：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TCFD

我们做研究尤其做模型，经常说all models are wrong，some are more useful than the others（所有的模型都是错误的，有些模型比另一些更有用）。做模型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改进，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框架，如果在这个阶段，能够帮我们去更有效的推进事实上的改进，工作的改进，它就是有用的。

亦爽：有报告说光是ESG的评估标准都已经有600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但就像您说的，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决策的一些梳理和判断。

刘伟：一定层面上是这样子，但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也许有一些人把ESG统一到一个框架，更好做横向比较，尤其是做投资的角度来讲。但我觉得需要contextualize（置于上下文中理解）放到一个合适的背景下来看，在这个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行业，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及优先级怎样，这和企业的商业战略实际也是类似的。

很多人在讲到ESG的时候，追根溯源的话，大概超过100年前，美国的一个学者叫克拉克，J. 莫里斯，有过一篇文章叫《变化中的经济责任基础》，他提出了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大家就在ESG之前讲的都是CSR，这是我们的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论基础。

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by Clark, J. Maurice 《变化中的经济责任基础》，克拉克，J. 莫里斯

张帆：我这有个小白问题， ESG可以认为是CSR财务版或者升级版吗？

刘伟：ESG披露的标准化会更高，CSR它更自由一点，前面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也不是CSR简单的延伸。准确的数据能帮助做好ESG，但也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和商业战略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足够深层次的思考？我想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

张帆：通常来说以多长时间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刘伟：它的考虑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未来ESG报告是每年都要发，走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把相应的监测和数据整理起来，披露一些底线型的内容，然后逐渐循环和适应起来，是一个adaptive management适应性管理的过程。

ESG不是非常深思熟虑过后的战略，是需要跟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变化来做调整的。一般来说每过两三年，尤其在现在经济社会技术非常动态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去做迭代的。

18:45 | ESG和企业收益的关系是什么？

张帆：这几年企业生存环境比较差一些，ESG能否在短期收益中做到平衡？它和收益是掣肘还是互相促进？

刘伟：从长期来讲，应该有比较大的概率，它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商业一定是有很高不确定性的，这也是为什么ESG非常难做的一个原因。

亦爽：对执行人或者是普通大众来说，ESG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他们需要去关注吗？

刘伟：投资人和整个 financial sector（金融部门）是非常强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这个事儿是他们挑起来的，但是并不代表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诉求，没有观察，没有视角，没有观点和没有影响力。

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传播非常充分，更多人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的各种行动不存在那么多的秘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与其遮遮掩掩，不如说把信息更好的披露出来，给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但是普通公众如果要想去看ESG报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里面相对标准化的内容，不同的指标是怎么界定的，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度。当然反过来，从研究和操作人员的角度，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去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更好的沟通，理解大家的关注，是帮助确定ESG工作优先级的一个重要环节。

2013年、2014年个人投资者明显进入ESG投资市场 © European SRI Study 2005-2017

21:38 | 除了遵守法律法规底线，企业为什么要做ESG？

亦爽：企业利益相关方实在是太多了，它的边界在哪里？企业为什么要更多的去承担这种责任？

刘伟：企业的定义这么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数字化，在一定程度更是模糊了企业的边界，现在也有很多社会企业、B Corp等新企业类型，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居民的福祉能够得到提升。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把企业的ESG做好，它根本的目的并不是说是为了把企业的责任界定清楚，或者推动企业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同时做好自身的发展，它是为了推动更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福祉的提升。

张帆：你们会遇上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会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吗？

刘伟：肯定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短期内它往往是提高成本降低利润率的。但是ESG它是非财务风险，环境、社会、治理的风险，至少有一个维度，我们需要去探讨的是你有没有很清晰的评估过非财务风险，这些都会传导到财务表现上。

亦爽：不过我个人比较觉得还是得依靠监管性的，偏强制的手段才能把这个行为约束到一定的程度。

刘伟：法律法规是底线型的，也没有好negotiate（谈判）。大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成本效益分析里边有很多方法学，早期的是从美国的环保署EPA里边出来。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实际上都是在把企业的负外部性考虑进来，原本它是不用做到财务的评估里边来。我们国家当然也一样，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是在不断的健全的。

1970 年清洁空气法 (Clean Air Act ，简称1970 CAA) 的颁布导致联邦政府在空气污染控制中的作用发生重大转变。这项重要立法的通过与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建立大致同时发生。EPA 成立于 1970 年 12 月 2 日，目的是实施这些法案中包含的各种要求。

抗议者携带地球日海报，1970 年 4 月 22 日 © Doug Draper

1948 年被烟雾笼罩的洛杉矶市政中心

现在绿色发展的新阶段，很大程度上不是把环保变成仅仅是一个成本，而是说随着社会发展，包括居民收入，包括居民对更好福祉的认知和需求，产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做更好的对自然更有益的Nature Positive商业，它会有一定的收益，甚至是从长期来讲会有更好的收益。

24:28 | ESG怎么在中国落地？

刘伟：环境问题说到头还是社会问题，我自己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一个观点。有一个英文我一直觉得讲得特别好，C.S.Lewis（C.S.刘易斯）他讲what we call man's power over nature，就是人人对于自然的统治力，实际上是a power exercise by someone over other men with nature as its instrument。（我们所说的人对自然的力量，原来是一些人以自然为工具，对另一些人行使的力量。）

当然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极端的观点，但他把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讲的还是比较直接和透彻。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际上尤其是气候相关的议题里边，它的社会属性变得越来越强。

我们4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去20多年的参与全球化，不管是经济的结构还是全球化的节奏，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现阶段的一些很重要的特色，不管是共同富裕还是乡村振兴，都是对中国现状系统性的思考结果。

亦爽：在ESG框架下的话，我们自有的政策可能更容易在国际的语境下互相理解和交流。

刘伟：我自己经历的美国中西部包括欧洲的乡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有很多共性。在过去20年中，尤其在乡村，我们村村通公路，村村通通信，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是高于美国和欧洲很多地区的。过程中肯定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能规划好、设计好，还能去讲好，把好经验提炼出来，它实际上是非常符合ESG的内核。如果纯粹的把ESG作为相对simplistic（简单化）的框架去框大家，实际上就是舍本逐末了。

29:27 | ESG报告编写中最大困难是什么？

刘伟：最大的困难是对商业的理解，每一个企业集团层面的决策会对很多人，甚至是企业之外产生影响。

其实很容易站在我原来的学术背景去提一些问题，光提出问题是不够的，至少对解决方案需要有一些建议，这就非常挑战，能不能跳出学术的、简单的、标准的一些思维，不断的思考企业内部和外部的stakeholders（利益相关者）。这里也有对过去的一些积累，和不同类型的人沟通，包括倾听的一些技巧，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张帆：假设我是一个要刚启动ESG的私营业主或是公司决策人，应该有什么注意的，或者有什么坑是可以避免的？

刘伟：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有挑战性的。首先是需要快速地对概念、标准有一个体系的掌握。其次是需要去和决策层有效沟通，得到决策者的支持，去把ESG和企业的商业战略，自上而下的推动，这绝对必不可少，甚至是在初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怎么去和最核心的决策者能够有策略的沟通，就跟他个人的经历和关注点有非常大的关系，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去做不同的建筑，好的建筑师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造出不同的好建筑来，差的建筑师就只知道复制，把一些同样的东西复制到不同的地方，千城一面，也许是一个比喻。

34:42 | 阿里巴巴2022年ESG报告的三个特点

刘伟：一是它的系统性，二是平台，三是科技。阿里报告有很多决策者参与，在宏观层面结合得非常好。它覆盖了我们的员工、消费者，尤其是中小企业这样一些to b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报告有一个章节叫社会包容和韧性，它很大程度和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重合。还有一个就是公益，公益在阿里历史上是有非常深的渊源。不仅是鼓励每个员工做公益，包括用科技的手段做公益，以及用平台的能力做公益。

在设计阿里巴巴ESG战略时，基于社会责任、技术创新和参与者生态三大支柱，提出了「五步法」，来定位、融合、协同、放大和补充ESG目标。

第二个平台特色我们提出了“范围三+”的概念（2021 年12 月，《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告》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平台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范围3+ 的概念，特指在目前企业自身的范围1、2、3 以外，平台生态中多方参与者产生的碳排放）。因为现在碰到的问题，它是远远超出一家企业能够去解决的。像IIAS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我原来的机构是要去聚合铁幕两边的国家，共同解决上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的、地区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有借鉴意义，平台企业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它天生的是连接很多不同的经济体系，它可以起到提高整个社会和经济运转效率的功能。

像88碳账户，让更多消费者可以更好看到，消费行为选择中，不同的可能性和结果。阿里云有一款产品叫能耗宝，它给超过2000多家企业提供能源管理的能力，通过更好的理解能源消耗，重新构思制造业中的整个设计。

第三，去年阿里成立了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无论大小企业，对科技伦理的需求是强烈的，比如消费者隐私和企业客户的数据安全，包括AI，都需要尽早的思考与准备。

总结一下，因为系统性的思考， ESG成为了阿里三大商业战略的基石。第二个是怎么样更好地发挥平台的作用和影响力。第三是让科技在伦理框架内发展，它就是向善的。这是我马上能想到的三个点。

重要的事情不见得被马上定量，能定量的东西不见得总是最重要(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 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ESG至少现在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去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到桌面上来，但是它不见得被马上定量和货币化。你把它放到桌上，让他被看见这个动作本身就完成了工作的一大半了，它不再是在视野之外的事情。

亦爽：我们今天聊的不是怎么简单地教你去写报告，而是去思考报告背后的逻辑。

刘伟：我们才写过一份报告，可能没法教别人写报告，现在也没有谁能够真正地教别人写报告，报告最终还是自己写出来的，我们报告是自己写的。写报告是一个非常suffering（痛苦）的过程，是有很高承诺，很有挑战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肯定是一家之言，非常希望通过GreenLens听到很多其他的一家之言，凑起来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编辑：佘佘音频后期：伟哲

参考文献

https://environmentalmovementah.weebly.com/clean-air-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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