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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动辄“几百万人参加、淘汰率或超八成”的统考，推免保研往往被视为升学读研的一条捷径。但这也意味着，要拿到这张入场券，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当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条捷径也变成了独木桥。
韩维娜没谈过恋爱，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大三那年，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向她表白，她拒绝了。保研，成了一切事项的优先级和最高级，“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有时间多读几篇论文，比了解你的星座和爱好更重要。”她垂下眼睛，拢了拢一头乌黑的羊毛卷发，“后来仔细想想，也许我错过了一段美妙的校园爱情。”
作者 |刘美粒
编辑 | 金赫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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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玩家的游戏
午休醒来时是下午三点半，韩维娜拉开宿舍的遮光床帘，窗外雨水淅淅沥沥，天空灰蒙蒙的，周围一片安静。这学期没课，毕业论文写完了，她刚拿到了一所学校的保研offer。眼下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暂时也不需要焦虑未来，这是往后每每回想起来就觉得幸福的一个下午，“我好像什么都没干，但我保研确实就是为了这样什么都不干休息一年。”
过去的几年里，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考化”。有人一进校门就规划好了每一天，按照六边形战士的路径向前推进，拿高分、得奖学金、参加干部竞选和各种比赛，然后顺理成章地保研；有人到了大三幡然醒悟，猛地卷起来，在保研边缘迎头往前赶，希望能成为那前10%。
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大三那个学期悄然发生，一个最明显的感觉是，同学们之间的聊天话题从娱乐八卦变成了现实的未来。“所有人一开学就问：姐妹，你要考公吗？你要考研啊？哦你保研呀，真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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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考公，似乎成为了大学生之间一种默契。韩维娜切实感受到就业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前几年校园宣讲会，来的都是华为啊阿里什么的大企业，而现在更多变成了xx县委组织部，xx事业单位。”每到毕业季，学院时不时组织“保研/就业分享会”，“这个寝室四人全部保研！”正在成为校园宣传公众号的醒目标题。
相比动辄“几百万人参加、淘汰率或超八成”的统考，推免保研往往被视为升学读研的一条捷径。但这也意味着，要拿到这张入场券，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当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条捷径也变成了独木桥。
保研成为头部玩家们的游戏。“如果你是排名第一的人，就会出现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也许保研的同学在分数上差的不多，但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名次的差距则会直白地显现出来。
首先，一切都与综测成绩挂钩，这通常被量化为几个客观指标：课程分数、科研成果、竞赛加分、学生干部任职。
“卷字数”可能是最基础和笨拙的方法。大三的一门课，老师要求写八百字以上的小论文即可，韩维娜写了一千二百个字，她觉得已经足够。但交作业的时候看到有位同学拿了厚厚的一沓装订好的打印纸，“有三万多字，跟硕士论文似的。当时我就震惊了，这门课其实没有什么营养，作业可能大家也都是糊弄糊弄，他写了三万多个字，真的狠。”
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有些同学选择用一些“小手段”。姜楠在一所学校学习新媒体专业，课程作业是制作一个H5页面。班上有一个小组搬运了其他小组发表在别的平台的作品，修改了一下交上去，被其他同学举报，老师期末给他们整体打了低分。但是当系统公布成绩的时候，有同学发现他们的成绩又莫名其妙地“高了上去”。
采写课的老师规定，每学期每个人要独立完成四篇“深度报道”。为了能够得到更高的分数，许多人选择在数量上较真。“最多有人能写到三四十篇，保证一周能出两篇左右的稿子。”这样的恶性竞争导致身处其中的每个同学都很累，到了后期，姜楠想要放弃，但当看到别的同学交了更多数量的作业，她又不得不埋头跟上。“对于我们想要保研的同学来说，这是不得不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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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策略则是心理战术上的斗争。姜楠所在的班级开设了一门文献研读课，老师让大家把自己看过的文献及感想发在群里，鼓励大家互相学习和交流。很快，竞争变得明晃晃。“一开始是你发四篇，我就要发五篇，你发六篇我要发八篇。”这不算特别严重的情况，到了作业截止日期的最后关头，有同学哗啦一下丢出来几十篇作业。“平时营造出一种‘我不怎么看’的感觉来迷惑别人，到最后发的比谁都多，别人再想跟他卷，根本来不及了。”
参加学术讲座也跟综测成绩挂钩，而综测成绩又关乎到一系列的东西。因此，姜楠经常要拼手速才能抢到名额，“基本上一分钟之内就全都抢光了。”
“水论文”不是一件高性价比的事儿，发一篇论文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打磨，有人选择花几千甚至上万块去“买论文”。后来，很多学校调整了科研成果的加分项，规定必须只有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才能算数。“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一个本科生能发什么C刊？”
在加分标准里，通常还有一项是参加大学生竞赛获奖。为了加分，韩维娜全身心投入到竞赛中去。“我疯狂参加各种比赛，跟别的学院的同学组队做什么挑战杯啊，什么互联网+。其实这些比赛跟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根本就不懂他们在做什么，我只是负责给他们做那种商业包装。我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可能也没有任何贡献。”
后来再想起来，韩维娜觉得自己功利，“我最多一个星期接了三个项目，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获奖，有没有意义。但就是抱着那种‘万一获奖了，可能会加点分’这样的心态去做的。”
姜楠同样卯足了劲参加大学生比赛，但很多比赛投过之后便杳无音讯。后来，有两个作品获奖。“但是公布的时间太晚了，我们院算所有成绩是截止到8月31号，但那个作品获奖时间晚了几天。那一刻，我就感觉：天哪，白搞了。”
到了大三，姜楠做到了学生会主席团的位置。她觉得身心俱疲，一边要忙于学习，一边还要去处理学生工作。“其实我们院对学生工作真正热爱的同学没有几个，大家基本上都是为了加分。从主席团到下面的干事，包括副部长、部长等等，大家都是能摆烂就摆烂，没有人愿意很认真地去做。”事实上，保研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学生会任职，主要是为了能卷综测成绩，给自己多一分胜算。
学会social，挖到所谓的“金矿”，一个好的比赛项目就成功了一半。詹天放自己保研上岸后，偶尔会给学弟学妹们做一些辅导。通常来说，这些比赛会有一些“长胜项目”，参赛小组把以前的获奖作品拿来包装再包装，改一改就可以重复参赛、重复获奖。“如果这个项目是你作为一个本科生完全从零做起的话，你的获奖概率就是零。除非这个项目已经有基础了，然后你再来把它捡起来改一改，它才有可能去拿奖。那么别人凭什么把他已经做好的项目给你，这个就得靠你个人的交际能力了。”
“绝不能把弱点暴露给对方”
在詹天放看来，保研本质上是对信息资源的争夺。你需要通过一些方式获取到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之后就能够弯道超车，最终胜利。他辅导过的学弟学妹不少，“虽然保研的制度每一年都在改变，但只要是人设计的，就会有空间可以操作。所以永远会有很多人处心积虑，想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他深知这是一场“头部玩家”的游戏。拿到保研资格，只是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小的一步。真正的竞争还在后面，你需要像一张网一样，把自己尽量铺展开，撒出去，以便能收到更多更大的鱼。
“只要时间允许，我们会建议保研人海投，因为你只需要把材料复制粘贴，这样胜算会更大一些。”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学校的保研面试改为了线上。没有了距离成本的阻碍，很多同学选择“海投”，他们广撒网，有的甚至投递几十所学校，期望能捞到更多的推免offer。这便引发了另一些问题，排名在前的同学收获了更多的机会，排名稍微靠后一些的同学因此被挡在了后面。
竞争并不只是明面上的刀光剑影，还在水面下隐秘地生长着。原本韩维娜和班里好朋友们的关系都很好，他们一起吃饭、玩耍、拍照、做小组作业。但是到了大三那一年，“彼此之间会有意地疏远了，也不再会资料共享，一起组队参加竞赛什么的。”
虽然并没有明面上直接说出口，但是每个人之间似乎都开始暗暗地竞争和较劲儿，他们选择分散开来，各自为战，甚至与隔壁专业没有利益冲突的同学组队参加竞赛，“很怕自己的努力结果为他人做了垫脚石。我宁愿辛苦一点，希望我的结果比你好，这样我就可以在综测成绩上超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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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默认各自带队之外，日常中的聊天话题不知从何时起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们会聊聊八卦，到后面默认就变成了：你听说了吗？xx 好像投了那个学校的夏令营。”话口停止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两人双方脸上都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希望能从对方身上探听到关于竞争对手的最新动向。“我们好像已经不是两个人在交流，而是两个信息中转站。”
韩维娜的好朋友一开始以为她不会参与保研，于是经常跟她倾诉自己的焦虑。“四六级分数低呀，成绩不够高啊什么的。”但当得知她也要参与到这一场竞争中来，就不会再讲任何有关自己的事情，而是时常旁敲侧击地嘀咕两句：听说那个谁谁谁要保研，他好像还不如你，他怎么也要保研，他配吗？
她偶尔会觉得很失落，她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如今连相处也变得谨小慎微。“但也不能说什么，毕竟大家都想要去一个好的学校，我们都是有竞争关系的，绝不能把弱点暴露给对方。”
同学们异化成为比较的工具，那段时间走在路上，她看向周围的人，每个人头顶好像挂着三个指标在行走，“他的绩点是多少？他的四六级怎么样？他的竞赛加分如何？”所有的标准都指向一个最终问题——他会不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
“就是很搞你心态。”韩维娜沿着钱塘江边，骑过去十公里，又骑回来十公里，边骑边哭。她反复问自己，“这个研我真的非读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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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处在边缘线上，班级前三名同学的实力很强，“基本上把名额焊死住了。”这说明，剩下的同学需要竞争仅有的一个名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姜楠和好朋友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很多事情都藏着掖着，甚至会彼此释放出一种信号来告诉对方：我是要考研的。”
有一次，姜楠正好撞见了好朋友手上拿着一沓材料去签字，她大概瞟了一眼看到写着xx夏令营，心里面大概就有数了，“她其实只是嘴上说考研，背地里面已经在准备保研了，只是不会告诉我而已。”
姜楠说自己属于“保研边缘人”。正常来说，班级里有4个保研名额，她正好第4。但是，因为前面有同学走了校内的保研计划，让出来1个名额，学院决定把这个名额顺延给第5名。“第五名是我的好朋友。正是因为这样，我的悲剧开始了。”
在预推免投递时，姜楠打算冲几所985，方便以后还能考定向选调，还想试试梦校的梦想专业。“很多学校看综合排名（推免排名），我以为自己排在他前面。但是因为我们成绩相似，我看中的几所好学校，他也看中了。结果后来他用了自己的学业绩点排名去投，排第3，我用推免成绩去投，排第4。”到这一步，所有结果全部改写。“保研夏令营，他全部入营，我被拦在门外。仅有一所985和另一所211学校的资格，因为是海王海投，而且他没看上这个学校，我才有机会。”
最终，姜楠没有冲上最想去的985学校。她感到沮丧不已，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去找学院开成绩证明，给他开学业绩点成绩，给自己开的却是综测成绩？她常常想，如果那个名额没有多出来，他就没有资格。那么在预推免时他就不会挡在自己前面，“也许能投上去的人是我。”
“整个大学，我绝对是整个宿舍最累、最优秀的那个，我努力搞成绩，搞竞赛，做学生干部，入党，拿荣誉奖学金，能拿到的我都拿到了，整个学院也都知道我的名字。谁能想到，在最后预推免时，被挡了一下，无缘985。”
听闻最后好朋友去了自己最想去的那个学校，姜楠的心里“咯噔”一下，有点失衡，“我当然也希望他能保上，但是我不希望他保的比我的好。”那段日子，她心里时常生出一种“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感觉。
没有终点的岸
在以前，韩维娜选课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老师授课风格去选。到后来，学生们之间会流传着一份“选课指南”，“好课”跟“烂课”的标准无非是“评分高不高，作业水不水”，而非课程本身有什么新颖的内容，或者老师有什么惊人的洞见。
“选课指南”通常以聊天记录的形式在各种学生会和社团群里流传——这是上届部长说的，“课程水，不点名，强推！必选！”那是上上届部长说的，“作业少，打分高，建议选。”除此以外，还有过来人给的其他建议，作业要求是什么、是论文还是PPT，或者是去做线下调研，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同学组队。“其实是有一定的选课指导意义的，但大部分同学通常只会去看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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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那种习得知识的快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分带来的满足。“以前我上过一些文学、性别文化之类的课程，真的有一部分重塑了我对待世界的看法和认知。”但后来，韩维娜纯粹为了能拿到一个更高的绩点去选修一些“无用且水”的课，“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悲伤，明明是在最需要积累知识的年纪，我却变得如此功利。”
大一大二，韩维娜绝对不会去选这样的水课，她会把手机调成静音，认真做笔记。但是到了大三那年，她也不说不清是因为保研改变了自己，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为了能得到更好的分数，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准备竞赛加分，她也选了一两门这样的课。“我很唾弃我自己。我当时想，等到了读研之后我一定会选自己最喜欢的课，为了获得知识而学习。”但真正到了读研后，她发现自己依然在这样做。“当你放弃所谓的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轻易。”
如果能再回到那个课堂上，韩维娜觉得还是踏实学点知识比较好，而不是为了那个流传的“六级要高于530分才是最底线”的说法而去反复刷分。也许之后看来那一点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们“被告知”这些东西是重要的，“所以我才会为了所谓的分数，去舍弃一些原本在我心里重要的东西，那个时候脑子也不清醒了。”
大学四年，韩维娜没有谈过恋爱，她觉得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大三那年，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向她表白，她拒绝了。也许在以前的她看来，谈恋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年，韩维娜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举动。
“拜托，都什么时候了，我就会觉得：你快别影响姐学习。那时候我会觉得，人就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情。”
她垂下眼睛，拢了拢一头乌黑的羊毛卷发。“后来仔细想想，也许我错过了一段美妙的校园爱情。”保研，它成为了一切事项的优先级和最高级。“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有时间多读几篇论文，会比了解你的星座和爱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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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放收获了一种滞后性的快乐，他觉得自己过往没有什么遗憾。他按部就班，关于人生的规划从高考完后就无比清晰。如今，他在国内排名TOP的学校读博士。他形容这种感觉是，“我走了很长的路，才和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
在以前，他总是觉得自己是紧绷的，“想疯狂地卷，把成绩稳住。想参加比赛，参加各种竞选，什么事都想拿到一个结果。”现在，他决定慢下来，沉住气好好做学术。
我问到，“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稍微喘一口气呢。”他沉默了几秒钟回答，“我觉得几乎不太可能。” 
（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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