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大汉王朝之：我们为什么迟迟不救经济》一文，阅之者众，传之者广。该文的中心思想大致是：大汉虽然经济出现困难，但是不救是明智的，是为了服从封狼居胥、经略四海的伟大战略，这是目光短浅的老百姓无法理解的；商人和权贵是国家蛀虫，救经济其实是首先富了他们。
作者最为自豪，特意加红的一段是：“大汉最终的理想，就是收复瀚海，让华夏的旗帜飘扬在狼居胥山上。是降伏蛮夷，宾服四海。是天下归一，是神州归于一统！在这些面前，区区3年的雨热不调又算得了什么？”；“武帝之所以成为武帝，成为后世史书永远绕不开的那位千古人物，不是因为休养生息，而是那平定匈奴的不世武功”。
很多人转给我这篇文章，问我如何评价？很明显，这个文章作者其实不是谈历史，而是谈现实，意在用历史故事，来表达对当前问题理解的逻辑。但是首先的感觉是，这个文章里涉及的基本史实都史错的，结论就根本无法成立了。
第一个是，公孙弘并非是一个不救经济，支持武帝扩张政策的丞相。相反，他是反对汉武帝的扩张国策的，《史记》里面记载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也就是说当时开拓西南地区，巴蜀地区老百姓被役使不堪，皇上于是派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去了后不仅不歌颂汉武帝的政绩，反而批评说没用，皇上对此固执己见、视若无睹。
《史记》又记载，公孙弘“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所以，公孙弘压根就不是汉武帝的施佩尔，反而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认为这些扩张都是对国家没有实惠的。
公孙弘前大半辈子怀才不遇，到了60多岁还隐没于山东乡里，汉武帝求贤良，才被推荐进京，短短几年就拜相，但是他并没有做汉武帝的应声虫，而是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观点。
第二个是，汉武帝发行皮币、白金三品其实是变相掏空民间财富，尤其是商贾和各侯国权贵的财富，权贵富商们对此是极端抵触的，而该文却说商贾、权贵热衷此事，然后转卖民间大发横财，这是与事实相反的。作者似乎是想借这个故事说明经济刺激往往首先会让商业利益集团得利，这个提醒是对的，但是目前整个工商业阶层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史有利的，而不能笼统视为“奸商”；更不能因为担心经济政策被少数人利用，而无所作为，这显然是因噎废食。
第三个是，该文说汉代富人聚集于蛤蟆陵，并刻画蛤蟆陵富人的奢靡生活，恐怕这是受白居易诗歌“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岭下住”的影响。其实汉代长安与唐代长安位置不一样，就像辽金燕京与明清京师不是一个地方，两者相差一二十公里。唐代富人聚集的蛤蟆陵，在汉代不过是南郊荒野，汉代富贵聚集于茂陵一带，而非南郊曲江。作者说的《大汉野获编》也压根没有这本书，只有1600年后才成书的《万历野获编》。
现在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写手或财经博主，喜欢用历史故事讲道理，显得自己很有学问，但是往往所引用的历史故事经不起推敲，只能糊弄一些不懂历史的读者，而无法躲过专业人员的评判。用历史说理是写文章的一个利器法宝，但是这是一个技术活，必须有好的历史功底，用真实史料、用正确史料，否则会弄巧成拙，让文章一文不值。
至于文章表达的观点结论，硬伤就更多了。首先，汉代帝国经营策略根本不适合当今大国崛起。不仅仅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社会中经常有这种观点：我们是否可以忍一忍，先不发展经济，集中全力搞国防，甚至学学秦皇汉武，以牺牲全国一半人口为代价，换取中国成为全球霸主，至少是亚太地区霸主？其实，这已经极其不可能了。
其一，古代各个大的文明板块之间基本是孤立的，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东亚世界自成体系，与外部基本没有联系，中原王朝的扩张不会受到外界掣肘，只要财政充盈、兵强马壮，就可以四处挞伐，不会引起国际干涉，更不会担心制裁。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全球化世界的一员，行为准则处处要受国际规则、国际实力平衡术的制约，所以，希望以牺牲经济为代价，通过军事扩张，获取国际力量的提升，是不可行的，风险比全球化时代之前大千倍万倍。当然这不是投降主义或畏首畏尾的论调，我们看近代以来走武力扩张的国家，都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例子则是我们北方邻居试图恢复过去势力范围的尝试。
其二，现代的大国崛起，持久国际影响力的挥发，必然立足于独一无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更重要是民用，而非军事科技）和制度软实力。就拿我们的战略对手美国来说，它的崛起固然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武功不无关系，但是近80年的领导权背后，是其绝对领先的经济实力、科技竞争力，以及设计世界规则的能力。即使是二战武功，也是在其强大经济力量上取得的，而设计世界规则的能力，更基于发达的经济及其基础上形成的公民社会，一个封闭的、穷苦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机制不通畅的国度是无法设计出令世界信服的规则的。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与汉武帝时代面对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汉武帝不需要考虑合法性问题，他是汉高帝的子孙就意味着有统治帝国的无穷合法性，而今天世界的任何政权都不得不面对合法性问题，经济民生就是最重要合法性；汉武帝不需要面对国际规则的困扰，而今天国际规则在无事不刻在束缚我们；汉武帝面对的是人口和技术严重不对等的周边部族，而我们面对的终究是比我们还发达的强国。以武帝之道，注定无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
即便是从古代的情况讲，汉武帝的道路终究是一个国穷民竭，充满危险的道路，不仅受尽当时人的非议，也受尽古代正统史学家（出于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的批判，哪怕是古代帝国的精英官僚，也往往都是把汉武帝当做警惕对象，而不是学习对象的。
一个帝国、一个文明的力量积累到一定阶段，扩展影响力是必须的，不可能永远处于韬光养晦的阶段。但是，帝国或文明的扩张并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这种路径，相比较而言，像唐代那样，以帝国坚实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基础，更侧重通过文化影响和外交手段获取霸主地位，是一个代价更小、更理性的选择。清代康熙、乾隆二朝也基本遵循这个经验，即除了特殊情况迫不得已采用军事外，平时则侧重用王道笼络，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
如果说武帝继位初期北击匈奴是确保国家安全，打破东亚势力均衡，为帝国扩张铺平道路的一个正确之举，到了后来就成了迷信武力，打了太多不该打的仗、牺牲了太多不该牺牲的人。自元狩四年（前119年）北击匈奴，无功而返（期间李广自杀）后，汉武帝又组织过六次大规模讨伐匈奴战争，非但没有一个胜绩，反而是多次全军覆没，比如：太初二年(前103)春，浞野侯赵破奴北征伤亡五万；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李广利征天山，“汉兵物故十之六七”，也就是说死亡60%—70%；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伐匈奴，全军覆没。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家付出了严重代价，几乎让王朝覆灭。《汉书》记载，“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所以，汉武帝去世后，昭宣二帝接手的是烂摊子。虽然很多人质疑这个说法，但是《汉书》成书于东汉，统治者仍是汉武帝的子孙，班固是不敢胡说的。即使按照当今一些人口史学家估计的，汉武帝时期人口净减少600-800万（约占人口四分之一左右）的严谨推算，那么加上这期间人口自然增长，非常规死亡也得在3000万上下。
所以，汉武帝迟迟不救经济，或者是经济服从于军事的路径，换来的只是国家的损耗，经济和财政的全方位坍塌紊乱，并没有给国家的战略带来利益，压根就不是这篇博文所说的什么深谋远略。试想如果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对匈奴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终结对外征战为中心的国策，致力于经济发展，可能汉宣帝时代才达到的帝国霸业顶峰会随之而来。由此观之，即便是我们从古代历史中寻求帝国经营智慧，最值得关注的也未必是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乾隆帝对内以经济民生为中心，对外怀柔远方的策略都比他高明很多。
最后回到当下我国发展崛起面临的困境。中国今天的崛起，就像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那样，既要面对老霸主的围堵，又有周边不稳定力量的干扰。但是一个超级国家的最大风险永远在内部，我们党的执政之基仍在于搞好民生，发展好经济，正如等邓小平所言，只有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把民生搞上去，人民才会拥护你、相信你。
现在经过疫情三年，民困矣、人乏矣，如果说经略国运，那么首先也应该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现在一些民间国师，脱离民生和老百姓最现实的需求，奢谈牺牲当下，是为了成就更大战略，这种逻辑追求的目标都是虚无缥缈的，对国家有害的。
当然也如文章提醒的，救经济切莫要走以前的老路，不能经济一遇到困难，就要靠货币放水、发展房地产来冲增长率，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最近的提法也是别有用心的，代表了利益集团的，只能是饮鸩止渴，不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非要我们要暂时牺牲一下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去完成一个大战略，下一盘大棋，那有且只能是：通过改变经济发展驱动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格局，塑造一个更法治、开放的市场秩序，建立一个自由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这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国经营大战略。也只有在建设一个更繁荣的经济，更有活力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凝聚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更多地信服力、认同感，也才能积累更多的设计国际规则的经验，我想这也是最近几年中央政策的真正着力点。
而不是一些人谈起大国崛起，动辄就是封狼居胥、燕然勒碑，就是牺牲当下、牺牲一些老百姓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些人用农耕时代的帝国思维，去思考21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的新问题，根本不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反而会误导国家。最后仿用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劝君少颂孝武帝，莫把而今比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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