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读者来说，蒋百里也许是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却是位名动天下的人物。
蒋百里，字方震，于1882年出生在浙江海宁，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文学家，教育家，学者。
年轻时曾赴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在日本因成绩出类拔萃和同期毕业的蔡锷、张孝准并称“中国三杰”;1905年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受到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当时还有一位浙江籍毕业生蒋尊簋也很出众，他和蒋百里共同被章太炎评价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回国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因校事受陆军部多方掣肘，壮志难酬，一度曾以自杀请命。
他平生致力于救亡图存，努力介绍世界新思潮，精研兵法，着力介绍国防新知识，著述甚多，有兵学泰斗之美誉。
蒋百里是“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黄炎培语），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相交颇深，文采斐然，笔力雄健，被曹聚仁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他思想深邃，见识高远，又深谙教育之道，四个女儿（本来是五个女儿，长女早夭）皆学有所成，三女蒋英为著名音乐家，歌唱家，三女婿便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蒋百里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创立了现代国防思想，公开发表近百次演说，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提醒国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们讲和！”“不打个水落石出，不拼个你死我活，这战争是万万不能中途妥协的。”
著名哲学家梁漱溟曾回忆，1922年他被冯玉祥请去给部队将领讲话，他惊讶发现，冯玉祥给将领发的小册子上，除了“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之外，“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可以看出冯玉祥对蒋百里推崇之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蒋百里影响之大。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蒋百里，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
著名学者余世存评价蒋百里：“考察蒋百里一生，最令人心醉的是他料事如神的本事。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
1923年蒋百里路过徐州，他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
1923年，蒋百里从北京回到浙江海宁安葬他的母亲，家事办完后他乘车沿津浦路北上。
车过战略要地徐州，他若有所思地指着窗外对与他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
龚浩当然信服老师的眼光，但老师对中日战事预测的那么具体，他又觉得老师不过视随口一说，嘴上也应付几句，但心里不以为然。
十四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华展开全面进攻，不长的时间喔半壁江山沦陷，战事的发展一如当年蒋百里的预测。
想起老师当年在徐州火车上那段谈话，已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国军高级将领的龚浩感念万千。
龚浩于蒋百里周年忌日在一战区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特意建了“澹宁读书台”以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另立的“蒋百里先生纪念碑”刻录了当年车上的这席谈话。
曹聚仁曾对此回忆道：“在我的师友中，能够断然论定中日之间非战不可，而且断定这是一场持久战，战场一定在平汉、粤汉线以东的，只有蒋百里先生一人。”
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蒋百里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日军陆军大臣晋见天皇的消息，他当场做出判断：“日本将在一周后向上海增兵，规模至少一个师团。”
1932年2月1日，他在上海与著名记者曹聚仁等几位朋友喝茶聊天时，随手翻开当日的《每日新闻》，当看到刊登的一则有关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晋谒天皇的电讯后，立刻预测到，日本将在一周后向上海增兵，规模至少一个师团。
蒋百里能够通过日本陆相山杉元谒见天皇而准确预测出日本增兵的日期和数量。看起来非常神奇实际上是靠自己一肚子学问做支撑着。
曾是日本留学生的蒋百里研究日本多年，是个地道的日本通，他对日本军方的行动模式非常了解，从他所看到这则简短新闻中闻到了异样的气息。
那么他又是怎么判断日军在上海增兵时间是六天之后、而且兵力是一个师团呢？原来，这是蒋百里根据从长崎到上海的里程数，以及日本运输能力和后勤补给的体量而做出的预判。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也。
梁漱溟感慨道：“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
抗战前，梁漱溟在山东办乡村建设，正忙的热火朝天，没想到有一天蒋百里先生专程造访。据梁漱溟撰文回忆：蒋百里对他办乡村看得很远，说“可以组织领导广大乡村民众”，“抗敌全靠人民力量，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力量将取验于山东。”
后来两人又在上海晤面，“百里先生力催我速回山东，要山东当局把有用物资的兵工厂、民用工业机器设备赶紧西迁”，为日后持久抗战留下家底。
梁漱溟感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作为哲学家的梁漱溟真是服了蒋百里。
留学美国的钱学森关于专业选择和父亲钱均甫产生争执，思想一日千里的蒋百里支持钱学森，并为钱学森做通了他父亲的工作。
1936年底，蒋百里奉派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军事，蒋百里携夫人左梅及三女蒋英五女蒋和同往，蒋百里安排喜欢音乐的蒋英、蒋和留居德国柏林学习。
同年11月，蒋百里夫妇飞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专门看望老友的儿子钱学森。这一年是钱学森负笈美国的第二年，拿下了硕士学位。
他见到蒋百里如见亲人，说出了与父亲的争论：他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其父显然受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影响比较深，给儿子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认为西方国家航空工业非常发达，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若从事飞机制造业研究，很难超过西方国家。掌握了航天理论，则能跨越式发展，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蒋百里回国后即去杭州拜望钱均甫，他说：“学森的想法是对的，你应该改变陈旧的观念，支持他研究航天理论，学好理论后，可以站到更高的平台去指导实践，在学好理论的基础上回国后发展航天事业。”钱均甫尊重老友的意见，致函儿子，表示理解他的想法。
从后来的情况看，如果钱学森学习航空制造技术，凭他的聪明和努力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飞机制造专家。但对新中国来说却错过了一位对新中国航天技术、火箭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起到里程碑般贡献的大科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一日千里的蒋百里有功于民族焉。
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当时，蒋百里从欧洲考察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赶上了“西安事变”；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被羁留，只有蒋百里对张学良说：“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义勇敢行为！”
蒋百里大名在外，张学良对其一直佩服敬重，张学良当时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蒋百里先生派谁去合适。
蒋百里先给张学良讲了一个故事：汉初，雍齿屡次背叛刘邦，所以刘邦深恨他，可是由于其功劳比较大，又不忍心杀了他，其实倒不是不忍心，而是害怕杀了雍齿，引起其他功臣的反弹，这些功狗们的精神都很敏感。所以张良就建议刘邦封雍齿为侯，这样就会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最受刘邦猜忌之人都封侯，那么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蒋百里给张学良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让张学良在这些国民党高官中寻找一个广为人所知的、自己最为痛恨的、又深受蒋介石信任之人和自己一同回南京报信。
蒋百里接着问道：“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张学良答道：“蒋鼎文。”
这里交代一下缘由，蒋鼎文是蒋介石的亲信，“五虎将”之一，率领几十万中央军驻扎在洛阳，名义上是张学良东北军“剿共”的后援，其实就是来监视张学良的，一直寻机取而代之。
蒋百里说：“那就让他去。”蒋百里解释道，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去南京，就能表明张学良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对和平解决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张学良同意蒋百里建议，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守令，给蒋鼎文带到南京去。蒋介石怕亲笔令落到张学良手里，传出去将成为笑柄，不肯写，而张学良又怕蒋介石直接交蒋鼎文，他们关起门来说私房话，于己不利，从而形成僵局。
蒋百里再出主意：你亲自陪蒋鼎文去见蒋介石，看到蒋介石将手令交给蒋鼎文后旋即离开。
张学良依计而行，果然达到效果。
蒋百里用他的智慧和远见在“西安事变”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为各方所称道。
蒋百里分析：“日本一厢情愿的想将中国变成'日本的印度'，却忽视了中国与印度的巨大不同。”
蒋百里积多年研究日本心得，于1937年写下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研究》，该书通过日本的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分析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并进一步推论，日本人的这种性格必定不能赢得与中国的战争。
蒋百里认为：
日本人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很多小的地方可以研究的很深，但是，由于过分执着于小的方面，大的方面反而抓不住。
日本过于想成为亚洲的英国，但是却不顾亚洲与欧洲之间实际情况的巨大区别，日本一厢情愿的想将中国变成“日本的印度”，却忽视了中国与印度的巨大不同。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心想的是脱欧入亚，他对亚洲根本就不屑一顾。但在欧美列强面前，他也有又有一种自卑感。于是他埋头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陆军。
最终结果就像蒋百里所说：日军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
日本人的这种性格注定了其在可以在战争中，取得很多战术层面的胜利，但是在战略层面上，日本已经注定失败。
蒋百里还写道：
“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人力有限，野心太大”，“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灭亡”。
蒋百里把当时的日本比作正在盛开的樱花，他说：“当他最美，最盛放的时候，也正是凋谢的时候“。
蒋百里跟钱均甫谈到：“得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这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则不得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线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
如前所述，蒋百里目光如炬，抗战前十几年他就预测：“中日必有一战，日本将会侵略中国”。他还分析：“中日之间一旦开战，中国首先肯定会吃一些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撤退至内陆纵深地带的湘、黔、川一带，依仗着崇山峻岭和错综复杂的地形，使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失去优势，保住西南一隅不失，然后苦熬苦撑以待时局变化，终有翻盘最后取胜的可能”。
蒋百里指出:
这场战争将不仅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且是一场十年八年的长期战争，在战争开始初期，中国军队在日军猛攻之下会守不住沿海地区而后退，所以应以湖南带内陆省份为抗战后方基地。
虽然中国可能会失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坂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与内地隔绝的上一海，只是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
中国的抗战“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拚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以国家为主体，将国内一切的一切镕铸”锻炼起来，成功一个的国力。
蒋百里形象地把中日战争比喻成一场马拉松赛，“纵然落到最后也要竭尽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进，这是将来得锦标的唯一条件”。
他还说：
“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成，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
“中国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日本假口防共，想拿二百万兵来屈服中国人的意志，等于梦想，日本一天不停止侵略中国，中国势必抵抗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人。”
蒋百里很早就提出：
中国怕蚕食而不怕鲸吞，而日本蚕食中国的方式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后，迫使中国与其讲和，然后通过和谈时的提出的条件一点一点将蚕食中国领土，所以要想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战胜日本，其前提就是不同日本讲和。
蒋百里跟他的同学好友（后来也是亲家）钱均甫谈到：
“得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这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则不得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线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
1937年，也就是蒋百里去世的前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国防论》，系统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军事理念和军事制度，结合中国国情给出了国防建设的建议。
在这本书里，蒋百里对如何抵抗日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中国不怕被日本鲸吞，但怕对方蚕食。所以对日本不能节节退败，要主动实行全面抗战，不能让日军存在后方，要让日本无法消化占领区。
第二，主动攻击在上海的日军，迫使日军不能再从北往南打（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朝代灭亡方式），而是从上海开始，溯长江而上，从东往西打。这样就可以利用沿江的山地和湖泊，消解日军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将日军拖入湖南、四川交界处，相持决战。拖得时间越久，离胜利越近。
蒋百里提出了我方的战略方针：“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敌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
蒋百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战胜日本路很长、也很艰难。他在从全局出发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两国国情后，系统阐述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即“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
蒋百里的战略构想对于日后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意义重大，但是，对于中国军民影响更大的是《国防论》中的一句与具体战略战术无关的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他预言中国必胜却未能亲见最后的胜利。
1948年，有关方面将将蒋百里灵柩移葬杭州，起棺时，好友竺可桢抚棺恸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与此同时，大家的耳边好像又响起十年前蒋百里在武汉一次青年集会上那段撼人心魄的话：“这一回抗战，我们这一辈人都该去死的，建国大业是你们的事了！”斯人长逝，音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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