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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古原
最近,一份名为《柳传志:八十感言》的文章在网络流传,有内部人士透露,这是柳传志在八十大寿生日宴上的发言。
这篇文章感情充沛,细节满满,应该是真的。
能够传出来,也应该是得到柳传志的允许的,我个人认为,这算是柳传志在沉寂数年后向社会的一个公开回应。
在这篇长达四千字的回应中,柳传志回忆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并且对联想的贡献进行了自我评价: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截止2022年底,联想历年累计向中科院(包括计算所)上交分红、股权转让及目前科学院仍持有联想的权益合计242.39亿元,总计增值了121197倍,年复合增长率35%。”
其实柳传志没有算另一笔帐,那就是联想交了多少税。
2018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46亿元
2019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35亿元
2020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09亿元
2021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10亿
2022年,联想集团纳税额为133亿元
仅仅五年时间,联想就纳税了633亿元。这还没有算联想为员工带来的收入,然后员工们缴纳所得税的收入。
如果懂中国税制就明白,如果柳传志需要从公司拿薪酬和分红,薪酬部分要按最高45%纳税,比如联想曾一次性支付柳传志一亿元的退休金,这一笔钱,要交4462.35万元个人所得税。
柳传志和联想一众管理层股东,要从联想支取分红,也要上交20%的股息税。
联想的高管也要交纳同样比例的个人所得税。
以中国税制,中国所有的大企业,不管你是什么企业性质,从企业利润分配占比来说,政府永远是最大的股东。
联想2022年净利润为129亿,即使不算未征的股息税,也低于联想当年上交的133亿税收。
如果加上向员工和高管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联想集团10万员工上缴的社会保险税,政府在联想总利润中拿到的现金收入,应该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再加上中科院这一大股东的存在,那占比应该超过了70%。
也即,联想从市场中赚一百块钱,最终要有七十块进入政府的口袋。
这说他是国企,还是私企呢?其实是说不清的。
当然,我们一般定义国企私企是在说,国企的管理受到政府的支配,比如派送官员去国企担任一把手,由国资委来考核管理企业干部,甚至政府可以直接干预这个企业的运营,而私企则是由董事会确定管理者,其具体的经营由董事会及高管团队自行决策 。
但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哪怕是政府收走了绝大部分的收入,但只要给予管理层在决策层面的产权空间,让企业管理者可以基于产权份额的优势进行自主决策,那么这个企业爆发出来的生产力也是惊人的。
国企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企管理者的决策权不来源于产权,而来源于上级官员的任命,当企业的决策者不拥有企业的产权时,这时,他是在决策非自己的财产。
然而,企业决策者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连一个初入社会门的人都会知道,如若给一个庞大的企业给一个官员来管理,他必然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这时管理者并不一定会追求企业的总利润 ,而是会追求个人的总利润,因为企业的总利润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总利润挂钩。
企业可以亏损,但个人不一定亏损,甚至有可能盆满钵满,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违背市场原则,才能创造个人利润。比如,采购一个质次价高的产品,他才能拿到灰色收入,而采购一个符合企业利润目标的产品,可能个人就达不成利润目标了。
企业利润与个人利润之间就构成了冲突。
中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就存在让管理层增加薪酬与利润挂钩的新的体制,一些国企的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虽然很多就是从公务员系统派出来的,但他们可以在上市公司拿到不同于公务员系统的收入,比如年入可以达到几十万,但这样的收入,在一家上市公司年营业额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当中,明显不成比例。
边际上,他努力一点,可能就能带来上亿的利润 ,他怠惰一点,可能就减少上亿的利润或是带来上亿的亏损。
这种管理薪酬的设计模式,根本没有起到作用。那是不是学民企这样,大笔分红和大额薪资就是合理的呢?当然不。
原因如下:
第一,   部分国企他的收入来源于特许经营也即垄断,那么这个国企拿到了超出市场常规的利润 ,国企高管的边际贡献率是计算不了的,他们要拿高薪酬,别人是不服气的。
第二,   国企享受了很多政策性的优惠,比如拿到更低利率的贷款,甚至是国有银行大笔的授信,比如政府给予的大额补贴,那么国企这时创造的利润是真实的吗?还是由这些特殊性政策带来的政策性利润呢?
第三,   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国企,没有政策性补贴和垄断地位,依然存在问题,因为决定谁去做企业一把手的还是官员,而官员属于公务员系统,他凭什么让一个有经营能力的高管去当这个一把手呢?选谁不选谁,是没有标准的。官员也不是国企产权的拥有者,他并不会站在国企利润增长的角度来选拔企业管理者,这依然无解。
中国国企改革算是历经了数次波动,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国企自主经营,走到了国企大量破产清算,再到混合制改革和国资改革,国企问题始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阻止国企改革的最大阻力,并非完全来源于政府,主要是来源于民间。
根据联想集团的财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联想完全私有了,政府在联想的收益也会高达联想利润的60%以上。
如若政府只是想从企业的发展中拿取收益(税收),那么,一家由政府控股60%的企业和一家民企,哪一家能拿到更多收益呢?
表面看,政府又控股了,拿到了股权的收益,又获取了企业的税收,在企业利润中占比增加了,但是前提是,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会增加吗?
一个百分百控股的企业,一年赚一百块;一个只有1%股权的企业,一年赚一百亿,你要哪一个?
傻子都不会选错。
试想一下,如若中国所有的企业全部都变成国企了,政府的税收会变得更多吗?实际上会剧烈减少,因为大部分企业将不再盈利了。
很显然,政府站在财政收入这一目的的角度,也能想明白这个事。
在九十年代末,大量的国企,不仅不能向财政上交利润,创造税收,反而是不停地要求政府搞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最后大多变成了烂帐,成为了隐形的税收,由全民买单。
这时,不是要指望庞大的国企带来税收和利润,如何甩掉包袱才是重中之中,出售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假设联想当年没有出售股权,那么联想就能成为华为吗?
不要忘记了,华为是私有企业,股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国有成份。而联想改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第一阶段,柳传志和联想前期奋斗者拿到的只有30%的分红权,然后通过购买的方式变成股权。
而中科院正式退出联想的决策,就来源于中科院持续出售了联想的股权,也就是被司马南质疑的股权出售。
这个股权出售,其实与柳传志基本没有关系,决策者是中科院,再往上是国资委,他们是出售方,柳传志或许可以影响他们,但绝对不是决策者。
这个股权出售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将政府部门(中科院)的决策权从联想的管理中剥离了,只留下分红权。
从决策权角度看,联想成为了民营企业,也即,政府不再拥有联想这一企业的决策权了。
正如柳传志所说,决策权的剥离,反而带来了收益的增加,中科院的分红加现有收益就达到了数百亿,前期投资增值了十几万倍。
一些人指责国有资产流失,其实是在说,假设股权没有出让,这部分股权也将带来比出售股权价值更高的收入。
他们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在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联想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在2000年前后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人想过自己可以做成一个世界第一的企业,因为当时的中国才刚刚加入WTO而已。
那个时间点,华为也仅仅只卖交换机,与思科等企业相比,依然是非常小的企业,如果你能知道未来,那你就发财了,买茅台,就能让你成为亿万富翁。
谁也不知道未来,联想的股权将来会值多少钱,不知道。你拿现在的联想价值来评估当年的企业价值,这是扯淡。
第二,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出售股权,中科院的领导成为决策者,会出现什么?中科院的领导是上级任命的,几年一换,他们扮演大股东和决策者角色会出现什么?
随便来一个欲求不满的贪官,都能轻松把联想搞死,他可以利用大股东身份,随便换一个亲信来当联想的高管,柳传志能对抗吗?不能。
这就意味着联想的高管都随时面临不确定性,谁会有什么长期规划呢?好好巴结领导才是正事。正是由于将国有股权的出售,让联想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可以进行长久规划,不再担心随时被踢走,联想也才能发展成为全球第一的PC企业。
不过这些人的质疑却说明了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保留了部分股权,才使得争议持续。
如果中科院出售所有的股权,那这个争议也就不会存在。因为收购国企发展的企业非常多,很多都成为了知名企业,但由于没有保留国有股权,他们没有成为热点,比如TCL,福耀玻璃等等。
当然如果历史能倒流,柳传志当年曾经计划过,如若不能持有联想的股权,就将带着团队出走,自己创业,其实这个计划才是正确的。
中关村里,这样创业的人不少。比如四通公司,也是由一群中科院的人创办的,四通的创始人中有一个人叫王安时。
四通成立前,王安时在中国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都很熟。后来四通决定选择电脑终端和打字机作为进口重点,王安时起了重要作用。
那时的中关村公司,都是以进口外国产品来先做大的,四通也不例外。四通当时进口的是日本打字机。而联想则是通过进口IBM电脑起家的。
四通公司没有国有股权的问题,但也没有解决好产权问题,创始人不懂现代企业,总说企业是大家的,却从不明晰产权,导致内部管理混乱,频繁更换企业领导人,最后反而陷入了困境。
让企业有一个产权预期稳定,可以进行长期决策,并以个人私有产权为代价的决策者,这是现代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来源。
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企业领导者几年一换,随时被上级官员调换,亏损与盈利与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企业想搞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政府当然也懂这一点。
国企上市后中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法人股的出售,这就是试图减少国有股权在企业中的占比,但始终推不动,长期以来,法人股出售成为中国股市最大的利空,遭到中小股民的一致反对,认为这种减持只会带来股市大面积的崩塌。
当下的国企改革的方向,更倾向于国资化,也即,国有资本只占企业的少数股权,而不介入企业的管理,只分利,而不追求掌控一切。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实践证明了,全盘掌控只会越来越差。
虽然中国国企数量庞大,但是给政府财政带来的收入极其有限。
2020及2021年国有资本上缴收益在广义财政中占比仅1.9%和1.5%。
总有人说,烟草由国企掌控,因此中国财政就增加了上万亿的军费开支。
但如果换一个思路思考,假设烟企由民企来经营,就不交税了吗?不是一样会产生这么多税收吗?
烟民并不会因为烟企变成民企生产,就会减少吸烟。
事实上,烟草管理公司掌控着所有的香烟销售渠道,但这家公司其实是个政府机构,他并不追求利润的增长,更不会带来税收的增长。
普通小店想要卖烟,都是很困难的,在不少地方,想拿烟证都得花钱。如果是私企,有人要卖货,居然还设置障碍,这不是脑子坏了吗?这种手段能增加税收吗?
所以,即使以财政收入增长为目标,那由国企来经营,也并非是什么最佳手段,相反,很多领域完全由民企来经营,才创造了更加繁荣的经济,从而增加了税收。
财政收入增长的目的正确与否放在一边,但仅以手段来评估的话,减少国企成分,增加私有成分,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成功经验。
国企改革,依然是现代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
在多项国际协议中,对国企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CTTPP,这是中国现在计划要加入的协议,协议中明确要求参与国不能给国企特殊地位。
如若国企没有特殊的金融政策扶持、产业补贴扶持、当地政府的地方保护扶持,那么,在市场竞争中,能战胜民企的概率是极低的。
相反,现在活得比较好的国企,都是因为增加了私有成分的结果。
格力就是这么一家从国企慢慢蜕变成股份制到民企的企业,事实证明,这种渐进式的退出改革,才能让企业保持活力,才能让企业真正迎合消费者需求。
联想当年的改革,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的,尽管有瑕疵,但依然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勇气。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怎么发展。
谈发展,中国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经验,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对为什么达成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争议。
如果没有争议,那大家会认同过往的市场化改革,产权制度改革,那么坚持这种改革,进一步深化这种改革,就可以成为社会的共识。
但遗憾的是,非常多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错误,因而在如何继续发展上失去了共识。
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人已经不在意经济是否发展了,他们在意的是,能不能让社会更平均一点,对富起来的人他们充满了嫉妒。
他们是真正关心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吗?当然不是。
城投公司就是国企,背负天量债务就是经营困难,无以为继,有人骂这些负责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没有。北大方正负债三千亿,破产重组,清华紫光负债超千亿,破产重组,造成这些后果的国企负责人可曾被骂成热搜?没有。
柳传志买了几个点的联想股权,数十年给中科院带来几百亿分红,给政府交了上千亿的税,却成为了全民公敌。
原因是什么?嫉妒罢了。
国有资产流失,这个名词给了表达嫉妒心的政治正确的掩护,让阴暗的心理可以借着政治正确在社交媒体上堂而皇之地展示。
人总是有各种阴暗的心理的,平时他们会小心地掩盖起来,甚至在社会舆论不支持时,会自我压制住这种阴暗心理,但这种心理当得到某种理论的掩护时,就会堂而皇之地展现在大众面前,甚至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司马南,正是利用了这种阴暗心理,这是一位大师级的民粹主义运动员,他是有资格写入青史的,可以和郎咸平等人齐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为著名的苍蝇。
司马南能成为大V,是中国的悲哀。
题图:Rubens Santoro(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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