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这个故事从这张合影开始。
中间的两位白发老人,80多岁,从美国而来。旁边这一群中国人,很隆重地给他们举办了“回家仪式”。
仪式的时间是2016年4月,地点在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了迎接他们,医院的各个显示屏上滚动播放“欢迎Scovel兄弟回家”,还带他们参观了医院里上世纪留下来的遗迹。
在看到建院之初保留下来的石碑时,老人们尘封的记忆被唤醒了,“始于1896”、“巴可门医院”、“德门医院”……看着这些老物件,与之有关的往事也一件件浮现。
两位老人在“德门医院”的石碑前停了下来,这块石碑对他们意义重大,他们想留下一些纪念。最后两位老人一左一右坐在石碑两侧,一只手搭在石碑上,拍下了一张照片。
两位老人并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也不是名人。他们之所以受到接待,仅仅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山东济宁是他们的故乡。
1931年,一对美国夫妻来到来到了山东济宁的德门医院。
这所医院的前身是1896年由传教士李家白建立的巴可门医院,有一栋二层小楼,旁边还有一座教堂。
这对美国夫妻各自有一个中国名字,男的叫司福来,女的叫司爱琴。
司福来与太太司美琴
司福来担任这里的院长和内科医生,还有一个产科医生和半个外科医生,当外科医生不在时,他也需要兼任外科。
司美琴则是护士,同时给学生们讲授护理课程。
尽管医生同时有传教的使命,但当地人并没有很重视这些。教堂并不像现在的人想象中的那样有尖顶白墙,只是一个看上去像工厂的普通灰砖建筑。
教堂里也没有安静庄严的仪式,在做礼拜的时候,会有狗从旁边经过,捡起地上的馒头,也会有人突然闯入,喊孩子回家。
柱子上写着的不是经文,而是“不要吐在地板上。”
司福来的原名叫Frederick Scovel,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医学生,他的父母都是牧师。传教、救人,这是Scovel早早就确定好的。
结婚前,他就给妻子打好了预防针,自己将会成为一名传教士,妻子也会跟着他去到异国他乡。
妻子刚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还躺在病床上,Scovel收到了基督教长老会的信,派他4个月后前往中国。
他曾想过去非洲,但当时的中国比非洲更需要医生。
他们对中国没有任何了解。对于中国的印象,仅仅只有地理书上的舢板船的图片,小说里的傅满洲,和街上人拉着跑的交通工具。
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再也用不到新的婴儿家具了,甚至怀疑,孩子能在细菌滋生的中国生活下去吗?
1930年8月,Scovel一家来到了中国。那是他们第一次踏上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
在中国的第一年,他们是在北京的语言学校里度过的。他们需要尽快通过语言考试,以便真正投入在医院里的工作。在这里他们有了自己的中文名。
刚刚来到中国,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似乎和之前了解的不太一样。
来之前,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把西方人的宗教强加给东方?
他们原以为中国人会从他们信仰的基督和上帝那里变得更好。但来到中国后,这样的想法都消失了。
他们跟小店店主聊天,用讨价还价来练习口语。
在星期天骑车前往教堂,闻到秋天果园的香味,听到车夫们啪塔啪塔的脚步声,看到运货的骆驼缓慢地穿过空荡的巷子。
人力车夫是当地最好的导游。尽管刚来时,他们非常抗拒被人拉着在大街上跑,但是后来发现,这的确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在北京生活过之后,司美琴觉得,或许这些人足够幸福了,并不需要从上帝那里获得幸福。
济宁不是北京,对当地人来说,司福来带来的医术比基督重要得多。
1935年7月,鲁西南连降暴雨,几百年来沉积的淤泥,让黄河河床比土地高出了几米,最终在鄄城县决堤。
由于济宁地势稍高,灾情较轻,还有火车站,当时成为了救援的中转中心。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火车站,婴儿在这里出生,传染病也爆发了。
德门医院门匾
德门医院人满为患,最忙的时候甚至几天都没有员工能睡觉。
洪水退去后,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甚至亲自访问医院,向司福来和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让司美琴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件事。
当时的杨乡长曾拜托司福来治疗被关押起来的鸦片上瘾的病人。司福来用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学到的方法,为这些人戒鸦片。
由于治疗过程药物会灼伤手臂,疼痛难忍。司美琴在换药的时候,发现几个男病人已经脱掉了绷带,换上了没有药物的纱布,
“这是什么意思?”司太太严厉地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婴儿吗?连这一点痛苦都无法忍受?我们抛下挤满病人的医院和家里的孩子,来这里帮助你们,而你们这么高大强壮,甚至不愿意忍受一个晚上。”
结果晚上,当司美琴再回去的时候,这些吸毒者把她团团包围住。她非常害怕这些瘾君子会对她做什么事情,甚至会死在这里。
那时的司美琴,对这里的人并不理解,带着救世主的心态,也带着警惕心。
其中一个人站出来说:“太太,他们想说,对昨晚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你和医生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保证昨晚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司美琴这才松了一口气,紧张的气氛消失了。离开监狱的时候,司美琴甚至对他们说:“不送,不送。”这是司美琴在中国学会的礼仪。
这些病人真心感谢他们,让司美琴太太逐渐放下了对病人的防备。
在中国生活了6年之后,司福来一家回了美国。
为了解决肺结核的问题,这一年司福来在美国进修X射线的课程,并为中国的医院采购设备。
1937年,由德门医院寄给身在美国的司福来的信件
1937年,那是他们第二次回到中国的年份。但国际局势早在他们从美国出发前,就已经改变了。
当他们还在美国的时候,就从报纸上得知,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怀疑是否能安全抵达中国。
朋友们说他们在这种时候带着孩子过去,简直是疯了。
美国是这么好,有热自来水、平坦的道路、舒适的汽车、干净的村庄和教堂,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和父母都在这里,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去呢?司美琴自己都犹豫了。
一年前离开的时候,所有人在济宁火车站盛大地欢送他们,有旗子和横幅,学校的孩子为他们唱歌,人们向他们和医院表示感谢。
当时他们就意识到了,他们很难跟这些人、这些年的生活说再见,他们不愿意离开。
在前往日本的船上,他们得知了日本在上海登陆的事情。
淞沪会战已经打响了,他们知道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但他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回到在中国的家。
在日本神户下船后,司福来先一步办好了手续,独自前往山东。而司美琴、祖母和孩子们,则尽一切努力找人办好护照、签证和船票,终于在几个星期之后来到了青岛,司福来和照顾孩子的张大嫂在那里等着他们。
战争带来了大量的伤兵,给医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在青岛的司美琴收到了司福来发来的电报:“医院里挤满了需要手术的伤兵。没有乙醚。”
司美琴一家店一家店跑,终于凑够了一箱乙醚。
前往济宁的火车上挤满了人,每开一段,轰炸机都会低空飞过,所有乘客不得不跑到附近的田里,寻找沟渠掩护自己。
在一节运输士兵的车厢里,司美琴和士兵们挤在一块,士兵们靠在她肩膀上、膝盖上和脚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偶尔也会有人醒过来,跟司美琴聊天,他们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助他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是死是活?
司美琴只能提醒他们,不要吸烟,手提箱里的乙醚可能会爆炸。
“太太,在这里被炸,和几天后在战场上被炸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我不会跟你们一起上战场!”
所有人都笑得很大声,但司美琴心里清楚,她手上的这箱乙醚,比她的命重要,能救很多士兵的命。
三个星期后,战争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城市。
每当发生战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四处传来时,司美琴都会从医院跑回家,把孩子们带进地窖里。他们把那里当作临时防空洞,厨师胡师傅一家人也躲在这里。
在枪炮声带来的恐惧里,他们坐在地板上讲故事,先用中文,再用英文,用近乎咆哮的声音抵抗外面的噪音。
三个小时的战斗漫长得像三年。
战争过后的城市安静得可怕,每个商店门口,都插着日本国旗。
由于院子门口插着美国国旗,司福来一家和其他人安然无恙。日本人也在医院门口写了告示,不得入内骚扰,医院暂时得以安宁。
上世纪30年代的德门医院
成千上万的大人和孩子涌进来寻求庇护,尽管院子不大,但医生一家还是尽可能多地接收难民。
平静的氛围在某天被毫无征兆地打破。
一个日本兵喝醉了,带着枪来医院闹事。司福来、门卫李大哥和其他几个人出来阻止他,
日本兵给枪装了子弹,朝着司福来背后开了一枪,司福来倒在了花园里。士兵又朝司福来的脑袋开了一枪。
不过,枪并没有响。
其他几个人赶紧冲上去,夺走了他的枪,把士兵拉到了门外。
幸运的是,经过检查,司福来并没有伤及内脏。
司福来住院后,一千多个人来到教堂,为他祈祷,有一些是司福来的朋友,但他们并不是基督徒,而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司福来。
这些人去问教堂的牧师:“先生,我们可以进教堂吗?我们想跪下来,感谢上帝救了我们医生的命。”
或许对这些人来说,拜上帝和拜菩萨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司福来医生活了下来。
战争变得越来越严峻,1940年,司福来曾多次收到来自美国领事馆的信,建议他们回国。
司福来没有多想就拒绝了。他无法扔下挤满病人的医院一走了之。
更重要的是,这里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异国他乡了。
1932年夏天,当司福来的父亲去世后,他让妈妈也搬来了济宁。
在山东的这些年,夫妻俩一共养育了6个孩子,一家八口,每个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字。
六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司来华、司济华、司爱华、司德华、司中华、司美华。
“华”代表中国,象征着这些孩子跟中国的联系,也符合中国人起名的习惯。
司来华(中)、司爱华(左三)与济宁孩子的合影
他们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吃米饭,说中文的时间比说英文多得多,以至于说话带着山东口音;他们和张大嫂,胡师傅,李大哥早已处成了像亲人一样。
中国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书本上的符号、一个遥远的使命。
司福来曾问司美琴,想家吗?司美琴回答:“感觉很奇怪,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乡愁,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
或许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的客人,以为中国就是他们的家。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正式宣战,司福来一家也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
他们被士兵看守着,除了医生每天能前往医院,其他的人都不能出门。
钱很快就用完了,他们甚至没有食物,得依靠胡师傅带过来的食物。
司美琴曾劝说胡师傅找一份新工作,因为他没办法得到报酬,还要与一家人分享自己的粮食,但被胡师傅拒绝了,他坚持要跟一家人留在一起。
直到1943年3月初的那个下午,当日本军官过来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了。
他们被要求在第三天,举家前往潍县(今潍坊),那里有专门用来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那个寒冷的早晨,日本人让他们带着行李,在老百姓的围观下走向火车站。
那是一场游街,日本人要向中国人展示自己的强大,和白人是如何在羞辱中走向囚笼的。
一起生活多年的张大嫂要跟他们一起去坐牢,但是被日本人拉开了,司美琴最后一次回头,见她倒在地上,捂着脸痛哭。
他们就这样被迫离开了生活十三年的城市。
集中营里挤满了来自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牧师,商人,流浪汉,传教士和妓女。
最难的是食物和用水,日本人没收了所有的面粉,人们缺少主食;司美琴此时已经怀上了第六个孩子,为了补钙,只能把鸡蛋壳磨碎了泡在汤里;洗脸、洗澡和洗衣服,一家人一天只有一桶热水可以用。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营里的人偶尔会跟外面的当地村民偷偷购买食物。
邻居曾悄悄塞给司美琴一个桃子,那是从墙外传进来的,这个桃子对司美琴来说简直是天使的礼物,最终全家七口人一人一口,一起分享了这个桃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直到有一天,一家人终于收到通知,可以前往中立的印度果阿港口,与美国集中营里的日本人交换人质。一家人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
船抵达纽约那天,是1943年12月1日。也是在这一天,最小的孩子出生了。夫妻俩给她取名“美华”,“美华”既代表美国和中国,也是“梅花”的谐音。
那是司美琴最喜欢的花之一,在济宁的院子里就有一棵,她说那是“逆境中的芬芳”。
就像一家人这几年的经历一样,无论是战争、被软禁还是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没能打败这一家人,他们好好地活着,如今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司美琴希望女儿也能在逆境中绽放。
回到美国的感觉是多么好啊,每次打开水龙头,都有源源不断的热水,想喝什么都可以有。回国的第一个月,他们每天能喝上九杯咖啡。
在集中营的半年时间里,司福来瘦了30多斤。司美琴始终记得集中营里的那个桃子对他们的意义。
他们实在无法接受人们把整片面包、吃剩的肉和带斑点的水果,全部扔进垃圾桶,甚至开玩笑说,愿意去餐馆里吃别人剩下的牛排。
对于司福来夫妇来说,这样美好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心中始终会想着中国。
司福来在医疗部门工作,他始终想为战争做点什么,一直在期盼着何时能再回到中国。
那天一家人正在公园里野餐,整个城市的汽笛、喇叭突然疯了一样地响起来。大儿子从家里跑来,告诉了他们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好消息:战争结束了。
司福来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说:“我今晚必须要给基督教长老会写信。”
1946年,司福来第三次回到了中国,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当他回到济宁时,这里已经被新的政权接管,德门医院由原来的护士继续经营。
他由于错误的通行证差点被抓住,担心不能在这里工作太久,最终离开了济宁,来到安徽怀远。
在怀远,他借助当地的医疗人员和设备,开设了一个新的门诊部。一开始病人都蜂拥而至,每天门诊都有大约150人。他们还开设了新的护理学校和助产学校。
两年后,他们把这家医院交给了一个港口医院接管,一家人来到了医疗条件更好的广州工作。
在那里,司福来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负责给学生们上课。司福来因为给战争中被炸断腿的妇女输血,而获得了政府的褒奖。
二十年的时间,从北到南,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到新中国的成立,司福来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太大的变化。而他与中国的故事,也即将告一段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当时大街上时常举行反美游行,司福来一家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最终被剥夺了行医和教课的权利。
1951年1月24日,那是一家人离开中国的日子,年纪大的三个孩子已经回到了美国读书,夫妻俩带着年纪小的三个前往香港,在罗湖桥上和中国做最后的告别。
这个他们奉献了大半人生的国家再也回不去了,司美琴抱着同行的朋友,止不住地痛哭。
司福来一家人与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对于六个孩子来说,他们在中国度过了最重要的童年时光,人生最初的教育、语言、生活习惯,甚至是价值观,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的。
司美琴在1962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中国姜罐》,把这段跨越二十年的宝贵历史记录了下来。
书的第一页写着:“献给他们六个,愿他们不要忘记。”
与司福来和司美琴不同,六个孩子并没有肩负治病救人或传教的使命,中国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家乡,是他们一定要回去的地方。
1979年,距离上次离开中国已经过去28年了。这个家族的人终于又回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邀请了一批美国专家,四儿子司德华就是其中一个。此时的他已经是语言学的助理教授,有了一对儿女。
当他听说自己被邀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尽管对于要去哪里教什么毫不知情。
当年从罗湖口岸离开中国的时候,司德华只有12岁,还不太懂父母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这些年来,司德华在印度读了高中,又去泰国教书七年,隔着西南边境遥遥地想着中国;最近的时候甚至来了香港,但是还是无法回来。
对于司德华来说,能回到中国,就是最重要的事。这一次他终于要实现了。
来中国的一年时间里,司德华和妻子在天津外国语学院教书。
尽管当时作为外国专家,在中国的行动有颇多不便,所有的出行都要得到批准,并且由外办人员陪同,但他还是希望能回到一家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寻找当年留下的痕迹。
利用春节假期,他重回济宁,这个他出生的地方。他参观了当年的医院,此时医院的规模已经由原来的六十个床位变成了几百个。当年他们居住的房子,也变成了护士学校。
司德华还遇到了八十多岁的老李,老李见证了当时那个发疯的日本兵是如何朝司医生开枪的,还详细地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夺走了日本兵的枪,救了司福来一命。
后来,司德华又去了怀远和潍坊。当年的集中营,如今变成了一所中学,学校的老师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是日军囚禁外国人的集中营。
司德华不仅找到了过去的记忆,也在经历改革初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
虽然平时上班有专车接送,但他和妻子更愿意骑着自行车,去看看普通市民的生活。
城里有卖冰棍的小贩,耙垃圾的拾荒者,还有穿得破破烂烂的拉砖少年,更多的是需要排队、凭票购买的商店。
在当年那个事事都被安排规划的社会里,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发生。
年末的一天,骑着车的夫妻俩在十字路口看见了一个中英双语的牙膏广告牌,这个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中国还非常新鲜。
自此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在妻子的鼓励下,司德华把他在中国那一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中国改变那一年》,不仅记录了这一年的经历,也是这个家族与中国情感的延续。
回到最初的那个故事,2016年来拜访济宁医院的,正是司福来医生的大儿子司来华和二儿子司济华。
他们和医院能重新联系上,也是因为一次偶遇。
2014年11月,在纽约长岛看病的司来华,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彭沈一医生,而彭医生的祖籍恰好就是济宁,在济宁还有很多亲戚朋友。
当司来华用中文清晰地告诉彭医生,他也来自济宁时,两人仿佛是他乡遇故知。司来华跟彭医生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他说很想回去看看,这也成了彭医生最想实现的愿望。
在彭医生的牵线下,司来华终于和医院取得了联系。
事实上司济华曾在1987年带家人访问过医院,只不过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但这次不一样了。
2016年,在医院里,两人不仅见到了印有“德门医院”的老石碑,还看到了在1933年被记录下来的珍贵影像。
上世纪30年代关于德门医院的影像资料
影片中,司福来和司美琴,两个孩子和身边的邻居都出现了,司济华用带着济宁口音的普通话,一个一个地介绍。
“这是我的母亲” 、“这是我母亲的母亲”,“这是我很好的中国朋友”、“这是我们一起扮成天使在表演节目”……
跨越近百年的记忆此刻都一一浮现。司来华说,多希望父母能和他们一起过来。
2022年,彭医生为他的济宁老乡司来华庆祝了92岁生日,参加的还有司济华和司德华。
左起:司来华、司济华、司德华三兄弟
司来华曾是哈佛大学的医学生,后来弃医从文成为了记者。他还曾是一位成绩不错的马拉松运动员。
老二司济华是一位牧师和作家,还是一位业余钢琴家。
老四司德华已经86岁了,依然能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善良,勇敢,信任,坚韧,真诚,这是他们一家人在中国真正的回忆,也是我们怀念他们的原因。
就像司爱琴在书里第一页写的,“不要忘记”。
参考资料:
  1. The Chinese Ginger Jars》,By Myra Scovel,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2015
  2. 六个签名》,蔡维忠,《散文》2018年4月期
  3. 28年的等待,汤姆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蔡维忠,澎湃新闻
  4. 一场跨洋省亲之旅——百年一院大变样,兄弟俩连称“真是奇迹”》,李倩 康宇,健康济宁公众号
  5. 为92岁济宁老乡Jim庆祝生日》,彭沈一
编辑:大头 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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