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夫子不愚民
©言九林／文
 编：瑞秋的春天

☄可
惜的是，新民时代没能维持太久。当商鞅与韩非之流再度获得鼓吹，因知识不足、理性匮乏及立场需要而造就的文化暴力俯拾皆是，夫子也再度被指为愚民的主张者。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无前言无后语，子曰后面孤零零跟着这么一句，古人又无标点，于是就出现了理解上的分歧。
最常见的两种解读，一种认为孔子主张愚民，百姓只是被驱使被奴役的人矿，没必要向他们传授知识与见识。另一种认为孔子主张开启民智，应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认知程度不错，就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百姓程度不够，就教育他们，提升他们。
究竟哪种才是夫子的本意？
夫子本人不可能活过来告诉我们答案。但夫子有教无类，传道授业解惑一辈子，非要说他一面公开干着开启民智的事情，一面在私下里鼓吹愚民，实在是匪夷所思，难以让人信服。奇怪的是，在特殊年代里（二十四史读得多了，会发现那类年代也不少，算不得太特殊），就真有无数人相信干了一辈子开启民智工作的夫子是在主张愚民。这也可算是民智史上的一种奇观。
可要说夫子的真实主张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也不太对，至少自秦汉而下直到清代中期的大多数《论语》研究者都不能答应，他们普遍认为夫子的原话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方式没错，夫子又非倡导愚民之人，那夫子到底是在说什么？
在秦汉时代的经学家们看来，夫子其实是在表达对底层无知识、无见识民众的一种沉痛理解。今人要想体察到这种沉痛，须得回到先秦时代的语境，了解“民”与“百姓”的区别。
今人习惯于将“民”等同于“百姓”，但在孔子的时代并非如此。《国语·楚语》里讲得明白，“百姓”指那些受过教育、能言能听、能胜任官职的“王公之子弟”；“民”则是指那些未受过教育、缺乏认知能力的人。
这类“民”，往往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蹭到了时代的红利，也不理解自己为何突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也没有足够的逻辑思维能力，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命运。
西汉的贾谊在《新书》里也讲得很清楚，“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民这个字的源头是萌（民是萌的本字），萌指草木自土壤中冒出来，草木懵懂无知，缺乏准确认知现实的能力。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民者，瞑也”，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民，众氓也”，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在说民没受过教育，眼界还未打开、逻辑思维能力尚未建立，是一群昏昏沉沉、迷迷蒙蒙、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命运缺乏准确感知的人。
秦汉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知晓“民”的这种涵义，所以他们不觉得夫子说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什么歧义。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读便十分清晰：
民，冥也。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民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
郑玄说，“民”没受过教育，是懵懂之人。王者设教，当然要让“民”跟从追随。但如果王者要去跟“民”解释，让他们充分理解其主张的因果始末，恐怕也不现实。
毕竟没受过教育的民见识不足，逻辑思维能力欠缺，许多时候，你的主张明明是为他们好，反会遭到他们的抵制与攻击。他们困在错误的逻辑链条中，坚定地认为你心思叵测，坚定地要送你几顶大帽子。
活跃于汉魏时代的另一位经学家何晏，也解读过夫子这句话。他的理解与郑玄略有区别，但大方向一致：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何晏用了“百姓”这个词，是因为在汉魏时代，“百姓”早已失去了贵族的涵义，已然与“民”通用。他这段解释其实是在化用孟子的话。
孟子说过：“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每天都在做，但不理解其中的道理；习以为常，但不理解何以如此；一辈子都在这样活，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了个这样活的结局，这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啊。
按何晏的理解，夫子其实是在感慨百姓每天活在具体的社会秩序里，却“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没能力感知到自己何以身处在这种社会秩序当中，也没能力理解自己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承担的角色。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里，夫子这句话被写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这是战国之人对夫子主张的记载与理解——民可以被引导，但他们没受过教育，眼界与见识太有限，很难获取他们的理解。纵然如此，民也只能被引导，不能以严刑峻法来强迫。那些未受过教育、理性匮乏的“民”，在今天一般被称作“群氓”或者“乌合之众”。
夫子对这些人的智商（智商取决于见识与逻辑思维能力）明显不抱信心，但他终究是爱人的仁者，仍主张要以民为本，对不理解的民也要以引导为主，不能像法家的商鞅与韩非那般倡导愚民与贫民的控制之术，将“民”当成纯粹的人矿来压榨与汲取。
郑玄与何晏应该没见过“郭店楚墓竹简”，但他们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解，与郭店楚墓竹简的记载是相近的。秦汉之后的学者也普遍沿着这个方向去理解夫子。如北宋的程颐说：
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
程颐的意思是，夫子并非不想让其主张家喻户晓，并获得普遍的认可与理解。但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太有限，追求认可与理解是困难的。能做到的，是引导百姓们追随自己的主张。
朱熹的解读，也与程颐大体相同。总之，自秦汉至清代中期，无人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在主张愚民；也无人认为夫子这句话是在主张开启民智。郑玄、何晏与程颐们的解释，在训诂上能够成立，在逻辑上也很自洽，应是最接近夫子的本意。
一方面，夫子毕生致力于开启民智并提倡仁政，其主张的受益对象始终是“民”，可以说有着很强烈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在夫子的时代，“民”又确确实实普遍没受过教育、没见过世面、只是浑浑噩噩生存，对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与个人命运的沉浮缘由，皆缺乏正确的理解与认知。
夫子实在不敢奢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主张。更有可能，周游列国途中，夫子的主张曾遭到过“民”的嘲笑与批判。爱抽象的百姓容易，爱具象的百姓却有很大的风险，须提防理性与认知的鸿沟——也只有像夫子这种真正干了一辈子有教无类、开启民智的工作的人，才能明白这理性与认知的鸿沟有多大，才能明白鸿沟的另一侧有多少误解、恶意与暗箭，才会发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沉痛感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引发争议是在晚清，时代背景是“民”渐趋觉醒，民权思想兴起。如戊戌年前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说：自暴秦开焚书坑儒之恶例，历代统治者皆遵循“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愚民策略。
郑观应没提到孔子，但“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这句话，显然源自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郑是开眼看世界的商人，也是积极呼吁民权的思想家，属于受过教育、具备理性的“民”。
这种素质的“民”，会不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话，当然很可以理解。这也是在晚清这个“新民”迭出的时代，孔子是否主张愚民发酵成知识界热议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等皆卷入进来参与了讨论。
这种讨论，意味着在民智已开、民智可以自由流通的时代，夫子的话早已过时，尤其难以被新民所认同——在新民时代继续承认夫子的话是对的，无异于是在鼓励统治者利用手中权力恣意操纵舆论、引导民意，是在否认新民拥有认知现实的能力和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
夫子在春秋时代说话虽无愚民之意，在新民时代固守夫子的话却会生出愚民之效。于是，连鼓吹《孔子改制考》的康有为，最后也放弃了从文本层面为夫子辩护，转而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汉代人刘歆伪造的。
这也可以看出夫子的话在新民时代遭到批判，实在不算冤枉。毕竟这话太过碎片，语境模糊，内涵与外延全然没有界定（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多的优良部分的通病），世易时移，其是否仍然有理，当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惜的是，新民时代没能维持太久。当商鞅与韩非之流再度获得鼓吹，因知识不足、理性匮乏及立场需要而造就的文化暴力俯拾皆是，夫子也再度被指为愚民的主张者。
当然，也还有认真做学问的老实人会出来辩护几句。钱穆在1960年代出版《论语新解》时，就反复援引《孟子》《中庸》与《易传》中关于“民”的论述来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真意，申说这句话在春秋时代有其合理性。
可惜那时节，历史意见早已被时代意见压过，没多少人愿意倾听钱穆的解读。但这也恰可证明夫子两千多年前对群氓与乌合之众的担忧尚未过时，历史并非始终行走在进步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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