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王尔德讲广东话

王尔德讲广东话

外地的名人到了香港，无论多大的来头，开口讲的都是广东话。管你是林黛玉、吕四娘，甚至是慈禧太后，到了香港的戏台上或电视上，莫不如此，对待“西人”，也是一视同仁，并无夷夏之分。管你是犹太的守财奴夏洛克，或是罗马的恺撒大帝，一开口也都是九音抑扬的粤语。

“太可怕了！”中国台湾来的朋友如此叹气。我初来的时候，也觉得可怕之至，煞风景之至。现在也就渐渐习惯了。按道理，恺撒大帝不可能说粤语，可是在莎士比亚的戏里，恺撒口中的英语也不是“原文”。在恺撒的时代，世界上根本还没有英文这东西。同样地，丹麦王子实际上也说不出什么“To be, or not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如果说西方人在戏台上讲粤语不伦不类，那么他们在戏台上讲京片子，也不见得就合情合理。

形势比人强，“牙擦”的才子如王尔德者，一到香港的戏台上，也不得不改口大说粤语。六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香港话剧团在大会堂的剧院，一连十四场，用粤语演出王尔德的喜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卖座情况宜幽默，宜从容：对抗荒诞的生活——余光中的生活观察（1230审后黑马）极好，上演前几天票已销光。在导演杨世彭的主持之下，香港话剧团坚持一个作风：不送票。我身为此剧的中文译者，除依合约获得一笔版权费之外，只有赠券两张，所以我请朋友看戏，全是自掏腰包。

首演之夜，观众的情绪十分热烈，台上的角色才讲到第二句话，笑声便已满场。其后笑声时歇时起，或零落而呼应，或不约而哄堂，一直到第三幕的高潮才告退潮。落幕时掌声历久不歇，港督夫人藩美娜·尤德（Lady Pamela Youde）也来观赏；她能说普通话，正在学粤语，为了能追上台词，事先还温习了一遍王尔德的原文。据说广州也有几位著名演员赶来观摩。

说六月十四日夜的一场是首演，其实不确。去年六月，《不可儿戏》在香港已经演出过了，导演和剧团与今年的相同，所以今年已经是重演。不同的是：去年演出了十三场，八场是用粤语，五场是用普通话，除了多才的林聪兼饰普通话场与粤语场的同一角色杰克之外，其他角色都由两位演员分饰，导演当然加倍辛劳。我相信，就王尔德此一名剧的中译本而言，那是全世界的首演，说不定也是第一次由同一剧团在同一戏台上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演出同一剧本。试验的结果，普通话场不如粤语场成功，卖座只得八成。

原因是双重的：香港剧台上的普通话人才毕竟不及粤语人才之多，普通话场的演员当然不能那么精挑细选；另一方面，普通话场的观众大半还是粤人，听普通话毕竟不如听乡音那么敏捷，反应当然不如粤语场的观众那么快。

王尔德那种高雅而含蓄的妙语和巧答，因句生句，连珠而来，令人应接不暇，接掉了上一句，就会听漏了下一句。若非入耳就懂，要回头再去寻思，反应也就慢了，何况下面的话正源源而来，等你急起直追呢。妙语之于笑声，必须一发即中，一引便爆，否则就像一串湿鞭炮了。

巴布·霍伯说笑话，可以等听众笑完了，再说第二句。王尔德的妙语却如高手接球，迅来速去，愣不得的。杨世彭身为“外江佬”，到了粤语的世界，也只能就地取材，因材施教，两年来一直导演粤语戏。去年用普通话演的《不可儿戏》，是唯一的例外，成绩仍然可观，颇受我的“外江佬”文友欣赏，但是两边都看过的人就认为还是粤语更加自然生动。今年四月，卢燕女士来港，用粤语主演《小狐狸》，事前花了一个月勤习粤语，敬业的精神十分可佩。不过粤语究非她的“母语”；虽然我在台下听来很是享用，本地的剧评在赞赏她的台风与演技之余，却可惜她的粤语未能“乱真”。

杨世彭是科罗拉多大学戏剧舞蹈系的教授，曾任该州莎翁戏剧节的艺术总监达六年之久。两年前他就任香港话剧团的艺术总监，先后在此地导演了《驯悍记》《推销员之死》《威尼斯商人》《次神的儿女》《小狐狸》等八个名剧，对香港的剧运贡献很大。他的导演手法生动而紧凑，不但细节力求完美，整体也富于活力与节奏感，乃使我中译的王尔德喜剧得以血肉之躯栩栩然重现于香港戏台。他和我都将于八月底离港，所以这次的演出成了我们友谊合作的最生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