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教会医院：西方列强侵华打的“医疗牌”？
©/ 文  三喵先生
编：瑞秋的春天 

☄正
是这些传教士们的努力，才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近现代医疗，国人的医疗生活水平和卫生习惯，也才有了质的飞跃。所以，我们如今看那段历史，不管对某个特定群体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最起码的事实还是要承认的，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信。
一提到中国近代史，课本里说的最多的就是洋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洋鬼子有拿着枪的军人，也有看上去文质彬彬拿着圣经的传教士，传教士们看上去传的是圣经，但其实充当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急先锋”，等等等等。但其实这个印象跟事实相差甚远。
◇ “阴险狠毒”的传教士形象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钢印
别的不说，中国很多近现代的理念和技术，都是传教士们带来的，就举一个例子，现在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好医院大医院，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晚清的教会医院。
那么，当时教会为啥要来中国建医院？这些医院如何发展到现在的？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基督教历来重视医疗，传教士们认为行医是做善事，也是传播福音非常重要的途径，对于在中国传教而言，光是口头宣扬要信上帝信耶稣不行，而通过行医切实帮助人，是传教非常可行的途径。
◇ 伯驾（1804～1888），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广州博济医院创始人。1834年来华，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任副会长，并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免费为华人治疗，救人无数。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局，这也是中国土地上最早的教会医院，也被认为是中国土地上第一个近现代医院。伯驾的医院宣称免费医疗，但一开始中国老百姓对洋人普遍不信任，开业几天都无人问津，后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但无钱求医的贫困妇女，怀着战兢的心态姑且一试，伯驾给她治好了病，从此揭开了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慢慢地，伯驾的医院名气越来越大，看的病也不只是眼科，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伯驾分文不取，帮助病人妙手回春，还给贫困无钱的病人“供给饮食，待病痊回家”，这哪是医生啊，活菩萨也不过如此。
◇ 博济医院
从此，伯驾医院的名声传遍了广州士绅阶层，甚至很多衙门官员和家属都来找伯驾看病，日后名扬天下的林则徐主政广州期间得了疝气，也拜托伯驾给开过药方治病，到后来，伯驾的医院凭借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口碑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了现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
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传教士越来越深入内地，教会医院就多了起来。
当时中国广大内地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医疗机构，普通百姓治病方式很多靠的是巫术，这种情况下治病死亡率很高，而教会医院的出现，可以说是解了民众们的燃眉之急。
◇ 道济(Deborah Matilda Douw 1835-1911）
1863年，一位名叫道济的美国女传教士来到北京，看见产妇难产，一个老式接生婆在孩子刚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结果因此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道济亲眼看到惨剧发生，发誓绝不能让此事继续下去，于是立刻返回美国，向教会募集财物，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拿着这些钱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后来的道济医院，也就是北京市第六医院的前身。
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要知道，过去的中国妇女生孩子跟过鬼门关似的，而多亏道济的努力，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日后中国人口众多，背后有道济不小的功劳。
◇ 民国时期，正在治疗眼疾的传教士
◇ 民国时期，正在给饥儿做消毒工作的修女和中国护士
到了19世纪后期，教会医院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了。但教会医院和中国官民的矛盾是越来越大，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老百姓对现代医学完全无知，容易引起非常不好的联想。比如有患者看到医生穿着白大褂走过来，就联想到披麻戴孝，觉得是自己病好不了，医生提前穿好送丧的衣服了，顿时绝望。
传教士医生有的时候做外科手术，各种血淋淋的器官也都是中国老百姓从来没见过的，于是就有传言说传教士们挖小孩子眼睛，等等等等，而地方官员和朝廷对传教士也是意见很大，老百姓都去教会医院治病，跟着洋人传教士信耶稣，那谁还听大清的？
长此以往，官府就会有意无意地引导民众去跟教会医院对立起来，这就引发了不少教案，比如扬州教案，安庆教案，芜湖教案，等等等等，都是官府纵容百姓对教会医院的不信任导致的，而这样的教案一路发酵，终于酿成了1900年的庚子拳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 法国画报上的庚子拳乱
而从传教士本身而言，行医本身花销巨大，一开始的教会医院完全免费，成本全靠信徒募捐来弥补，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时就有传教士提议医院收费，绝大多数教会医院反对这么做，认为如果收取了病人的诊金，那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中国人的慷慨捐赠了。
不过，迫于成本的压力考虑，上海广州等地区的一部分教会医院开始实行分级收治的策略，他们开设了高级病房，待遇很好，有花园和疗养院，甚至超过了一般官宦家庭的条件，靠这些病房吸引上等社会的中国人来院治病，对他们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以此来维持医院的开销。而对于普通病人，医院象征性地收取些挂号费，比如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就称它的设立“完全为慈善性质”，收费特别低，还不到看病成本的五分之一，除此之外，很多教会医院还设立救济基金，除用作免费收治穷困病人外，还为他们买旧衣服、买船票，为死去的病人买棺材安葬。
就这样，靠着分级诊疗收取达官显贵的高昂的诊疗费，以及对广大穷人的乐善好施，即使大清官僚和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对教会医院多有排挤，教会医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最艰难的日子还是挺了过来，继续在中国开枝散叶，用尽现代医学拯救生命。
◇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191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创制苗文并极大地影响了苗族的历史发展。
到了1910年代，教会医院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最偏远贫困的山村。比如有一名叫伯格理的英国传教士，他的足迹遍布云南贵州交界的地带，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当地军都督诱杀活埋麻风病患者之后，义愤填膺，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
柏格理牧师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还开设了一个麻风病医院。很多麻风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伯格理不但在当地开医院，还开学校，甚至给苗族创立了他们自己的文字，现在某些地方苗族还在用，而当地苗族人亲切的称柏格理是他们的“父亲”。
◇ 被传教士收治的麻风病人
像伯格理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中国绝不在少数，正是因为这些人前赴后继的理想主义精神，现代医学才能在旧中国那样的环境下逐渐扎下根来。
◇ 淞沪会战时，天主教士修女分队，到战地营救我同胞出险
◇图为民国时期公济医院的修女们，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留下驻院的修女担负起看护中国伤兵的责任
◇ 台儿庄战役期间，本笃会卫修女等在开封火车站治疗伤兵
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共有英美背景的教会医院300多所，小型诊所600多处，而很多这样的教会医院历经岁月变迁，成为了大城市里的著名医疗机构。
现在凡是有点名气的医院，一查历史，基本都是教会开设的，比如说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06年的协和医学堂，由于这家医院是英美几个教会共同创办，因此名字里就有了“协和”二字。上海交大瑞金医院的前身是1907年法国传教士开办的广慈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的前身是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开设的雅礼医院，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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