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陆川专访 | 1200多小时素材，如何完成一部奥运会纪录片

由陆川执导的北京冬奥会纪录片《北京2022》在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举办了市场放映，开启了该片在世界范围的发行计划。导演陆川在戛纳中国馆接受了导筒的采访，让我们一起看看奥运纪录片是如何制作的。

采访正文

导筒：您以前也做过一些纪录片，比如《我们诞生在中国》，也做过其他运动赛事的拍摄工作，比如亚运会，但2022冬奥会毕竟有别于这些活动，这么受瞩目的活动，纪录片项目也更受重视，一定比其他的纪录片要挑战的更大吧？

陆川：其实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去想它的类型或者属性，因为作为一个电影人，总的来说你要花时间去把它完成。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它能不能能够完整的呈现我期待的一个表达，和一个电影的质量。越是这样的电影越难做，尤其是现在。今天下午那场放映，是我认为的真正的考验，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在戛纳市场的这场放映，它踏上的旅程，能不能是个长线的一个旅程，能不能把这个故事带到更多人面前，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考虑。

我大约在做决定接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观众会特别去追的一个电影，其实它承载的一个责任是，一方面帮助这个事儿（冬奥会）形成一个历史的记录、影像的记录、文献，但更多的，得考量它的是不是能够在海外能够走得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我内心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

导筒：所以目前来说，这个电影的受众，您心中期待的是会有更多的海外观众？

陆川：国内观众当然我很期待，但是就像《诞生在中国》一样，因为首先国内的工业环境，对于纪录故事片的发行，是没有那么重视的。另外是观影的习惯，包括在全球，其实纪录片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类型），没法跟 blockbuster（畅销大片）那种片子去比。

我觉得片子能否在海外真的能够走出去，是它的一个挺重要的关键点。当然我希望在国内放得好，但是在国内也就是上了一周而已，而且开画也就是零点几，最后是开到一周左右，走到了5%左右。但是周一就下了，因为卖给了腾讯视频，那是一个非常乌龙的事件。但是在海外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它在北美是两周新片的冠军，然后全球做到3,300万美金（票房）。所以我觉得很欣慰能把这个故事讲到这个程度，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更大，尤其在当下，所以我很希望它能够走得更远一些。

导筒：可以讲一讲准备纪录片和搜集素材的过程吗？

陆川：其实这片子我们是有剧本的，因为要立项，这很正常。片子其实有两个老板，一个是IOC国际奥委会，实际上它是属于IOC的片子，但是在国内也要接受国内的管理，所以按照国内这条路线走，它必须要有剧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在落地的时候，基本上都落不了地，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决定想拍谁，发过去的问询函基本上接到的都是拒绝。我都能理解人家（拍摄对象），一是他们要关注在比赛本身；二是这种跟拍会增加传染新冠的风险；第三，他们也怕被拍到，我们提出了非常激进的那种拍摄方式，就希望全程跟他们，比如说他是北美的明星运动员，我想从他做准备和训练的时候开始，一直跟到北京，然后拍完再跟他回去。因为只有这么跟，你才能够没准能跟出故事来，但基本上都是拒绝。这是外部的。内部的也会提一些运动员上去，但国内有部门一直在帮助我们协审这个片子，他们会来决定人物是否合适。所以你刚才问到点上了，这片一点都不好拍。

导筒：所以你们收集的素材应该是非常多的。

陆川：1200多个小时，现在还在增加。由于拍摄的方式，我们后来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剧本基本上就废了，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比如想拍A，A不行，A场馆也不让进，于是那个组当天就转到了B场馆，然后在B场馆尝试去找可以拍的人。我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边，每天有一个线上会议，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个团队的人，都会晚上10:30上线，一个团队向我汇报说今天按计划抓到了什么。但是通常他们会说，按计划要抓的那个人没有抓到线索，但我们抓到这个或者那个，您觉得哪个行？我们就会去梳理，因为所有的信息是汇总到我这儿。比如说有一个美国的摄影师，从纽约过来的老人，他拍了4届冬奥会，然后拍了大概几千场的冰球运动，他现在成为我们的一个narrator（叙述者），他来托整个的故事。

导筒：我看了一些物料，这里面有一些感觉应该是官方给的，比如一些视频材料？

陆川：OBS（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官方给的素材基本都是从OBS来。

导筒：在成片里，您自己拍的这些素材，跟他们给的这些素材，占比是多少？

陆川：我们还是占大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比赛部分的素材，我们进不去场馆，没办法只能要官方转播，但我们也是找官方转播中间没有被用的那部分。实权转播商是占据了所有的能拍的机位，我们要进去的话，我们就要在山顶，恨不得给你推到马道上，基本上拍不了什么。我们是想跟一些非常的人文的东西，比如跟运动员去休息室，或者去他的房间，但在奥运村拍也做不到。我们其实想了很多办法，像苏翊鸣，就是用到了很多他的私下的素材，所以我们的素材搜集变成了我剪这个片子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这就看运动员信任不信任了。

所以我们自己拍的还是占大部分绝大部分，整个电影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都是我们拍的，比如我们和奥组委之间的开会的内容，在总部的那些镜头。还有开幕式幕后的画面，在开幕式那天，其实我们潜入到了化妆室，巨大的化妆室，成千的女孩在那化妆。包括跑到张艺谋导演的身边，拍他在现场的一些镜头。凡是人跟人的贴近的那种，有点像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那样贴着人拍的，那都是我们自己拍的。其实我拍的时候跟大家说，希望拍成《南京！南京！》，是个全景式的，用人物的方式建立一个大的逻辑。

导筒：说到贴近拍，冬奥会的时候，国家还在疫情当中，所以你怎么跟运动员们保持距离？有没有什么防疫上的额外要求？疫情给你们拍摄和搜集素材造成了多大影响？

陆川：口罩是必须戴的，这没有什么可商量。我们拍摄的时候要穿隔离服，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必须穿隔离服进去的。但是我们依然在整个拍摄期间，有不少队员倒下了，就感染了。比如北美的，还有在欧洲拍摄的，还有在闭环里边，也阳了一个，直接就隔离了。但他隔离的过程中间，还自己挂了一个小的摄影机，一直拍整个被隔离的过程，就很拼。我觉得我们像战地记者一样在拍这事儿。但是大部分场馆其实是进去之后都被推出来了，因为奥运会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管理极其严格的地方，它没有死角，所有的场地区域都是划分好的，虽然是所谓的官方电影，但是给你的位置几乎都是……因为他要保证转播，转播才是钱，它所最好的机位全是给转播了，转播以外的机位是没有。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抢转播的机位，去抢转播机位的时候，他们只要一投诉，就会场馆人员和OBS把我们请出去，牌子甚至被摘掉什么。后来我们拍完之后杀青了，再去找国际奥组委要OBS的素材，free，就很自由地要，但是那是海量的。所以不断在转，100:1的方式，100个镜头里边可能只有一个镜头、一秒钟能用，就这么挑出来。

导筒：摄影团队以这种方式取材的话，团队人一定很多吧。

陆川：前赴后继吧。因为这个项目的预算真的很低，你要想挣钱就别做这事了。所以基本上来的这些朋友，都是因为爱好，或者对冬奥有爱，或者说对这项目感兴趣，或者对跟我一起合作一次感兴趣，差不多这个原因。最后我们上名字的时候，发现有1000人左右参与了这个项目。但是这项目，放在国内故事片里比，其实就是最低成本的。

导筒：你们取材的时间是从冬奥会前开始，到冬奥会结束之后也还在搜集。一共搜集了多久呢？

陆川：拍摄差不多15个月。从开始筹划到上映，历时两年半。

导筒：您刚才说现在已经有1200多个小时，但还在加，是怎么加呢？

陆川：是因为有些朋友，比如说，突然在手机里看到了一段视频，觉得这不错，发给我们，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小组在收这些，会说最近又有谁发了一些素材过来，或者从海外，我们都收着，也许将来都会有用。在我们的电影里边，你会发现还有些是手机镜头，就非常私人，但是很好。其实大家只看一点点，就能感受到这个片子的逻辑的。大多数人看这个片子之前，都会觉得这是一部宣传片，但是所有人看完都觉得很吃惊，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电影，所以你一定要看。它是个我觉得能够在国际上走出去的一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