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书乘坐的轮船即将抵达南极半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 | 金思睿
编辑 | 秦珍子
18岁的吴一书,一个人去了趟南极。
去年6月,她从美国阿拉斯加州出发,搭便车、睡帐篷、做沙发客,花184天,抵达3.5万公里之外的阿根廷乌斯怀亚——地球最南端的城市。
从北到南,她穿越雪山、丛林、沙漠和海洋,走过十几个国家,感受不同的文化,她的旅伴和向她提供帮助的人包括长途卡车司机、流浪汉和难民。
“了解的越多,越容易感到自身的渺小。”吴一书说。她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一个基层公务员家庭,2018年,她考上长沙名校雅礼中学,高中毕业前,她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进校第一年的写作课,她身旁坐着比尔·盖茨的女儿。
眼前的世界显然越来越大,但这个人们眼中的“学霸”觉得还不算大,她想打开世界被折叠的“褶皱”。
比起“漂亮的脂粉”,她更想讲述有意义的故事
吴一书的微信朋友圈,一定程度上就能反映那种“折叠”。
比如其中一条,展示着斯坦福校友的游艇派对,放满美食的长桌点缀着鲜花和气球。往下滑几条,工人李明的晚餐出现了,泡面配榨菜,面碗的盖子上写着“35”,文案是“祝我生日快乐”。
吴一书可以平静地面对这种差异。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她住过朋友家位于比弗利山庄的别墅;在旅途中,她睡过火车站、机场和地下车库的地板。
在吴一书看来,自己“斯坦福学生”的身份是一层“漂亮的脂粉”,她不想被当作“分享成功经验的模范”,她想讲述“更有意义的故事”。
一进名校,吴一书就发现,身边有人曾获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有人精通四五国语言,有人是大企业的继承人。“和他们比起来,我显得很渺小。”刚入学的那段时间,她很注意自己每天的妆容、服饰的搭配,在聚会上展现热情,“但交不到知己”。
据她观察,同级生里,有人已经投出上百份简历,在苹果、微软等大公司实习。吴一书调侃,这是“斯坦福狂鸭症”——不少同学像浮在水上的鸭子,看起来悠闲,在水面下,他们的“鸭掌”正疯狂拨动。
按照学校的规定,吴一书需要在大二结束时选择专业。“6个人里5个都选计算机。”她回忆,和朋友聊文学、艺术梦,对方问她:“那你将来打算靠什么吃饭呢?”还有同学诚恳相告,自己曾经志在古典学、人类学,“但最后还是学了计算机”。站在分叉口,她迷茫过,“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
新冠疫情暴发后,学校封闭,吴一书得知,攀岩队的一名成员休学,从加拿大走到墨西哥边境。理由很简单,“不想被关在宿舍上网课”。
吴一书还遇到过辞职后骑行环游中国的“985高校”毕业生、25岁开始旅居如今年过七旬的摄影师……“如果他们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呢?”吴一书决定休学一年去旅行。“以后选专业、实习、找工作,越来越无法抽身,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
她很快订好了去阿拉斯加的机票,背了一台相机、一块白板和几套夏天穿的衣物,就出发了。这趟旅程没有经过详细规划,她只知道终点是毗邻南极洲的火地群岛。
吴一书制作的“一路向南”路线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太疯狂了”
动身上路的吴一书不再查阅天气预报,因为“已经生活在路上了”;她也不做什么计划,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好友彭彦棋得知她要去旅行,并不惊讶,“她就是这样,说走就走”。
吴一书认为,旅行从来不是为了打卡、攒里程。比起记录,她更看重当下的体验。她很少录像,怕“面对镜头,人们的反应会变得不真实”。旅途中,她不经营自媒体账号,既不想“太花时间”,也不想“被一刷而过”,所有的经历只在朋友圈分享。
抵达一座新的城市,她最喜欢做的事是乘公交车,认为“这是感受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方式”。
在美国洛杉矶,她没有去星光大道,对环球影城、迪士尼乐园也不感兴趣,只是坐着公交车到处走。吴一书看见,距离“全球最尊贵住宅区”的比弗利山庄几个街区外,就有流浪汉的露营地,那是“摘下面具的洛杉矶”。
仅仅是坐在公交车里,吴一书也能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她描述,墨西哥的公交车形态复古,色彩鲜明,车厢播放着风格热烈的乐曲。车内男女分区,设有仅限女性乘坐的粉色区域,男性不允许越界。哥伦比亚的公交车上挂着朱红色帘布,金色的流苏在节奏欢快的巴耶纳托舞曲中摇摆。
吴一书将旅行费用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为了节省开支,她尽可能搭便车、在提供免费住所的沙发主家借宿。找不到便宜的住处时,她就随意睡在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出于安全考虑,她偶尔也会乘坐飞机,穿越犯罪率高的国家。在繁华都市,搭上顺风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就乘车到郊外尝试。
一般情况下,她会站在路边,在车辆经过时举起写有目的地的白板,又或是将手臂伸直,平行于地面,攥紧拳头,拇指向上。被人拒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一次,她告诉车主要搭车从阿拉斯加去乌斯怀亚,对方说:“这太疯狂了!”
吴一书最常搭到私家车,还在干旱的荒原里搭过救护车,坐过无棚的货车车厢。她还搭过摩托车、拖拉机、帆船等,“只要能往南走就行”。
她也知道,搭车像赌博,有时甚至要拿命作赌注。
在阿拉斯加到加拿大边境大约500公里的一段路上,吴一书幸运地搭上了车。司机说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停车,这里没人居住,到处是黑熊”。
有一次,吴一书在加拿大某小镇等了18个小时,没有一辆车停下。午夜时分,她在小镇咨询中心的椅子上睡下,又不敢睡沉,留意着可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
她记得,最难捱的等待发生在阿根廷。那是40号公路,5000多公里长的公路旁全是沙漠,仅途经3座城镇。那天,风速达到每小时53公里,吴一书拿不稳手机,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头发抽打着眼睛,“什么也看不清”。有车疾驰而过,但看见她的司机都立起手掌表示了拒绝。她开始失温,幸运的是,3个小时后,终于有一辆车停下了。
在墨西哥城,吴一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汽车忽然失火,她想下车,却发现后门被锁住了。火势快速蔓延,在车内的黑烟中,她跳到副驾驶,蹿出汽车,冲出十几米远。回头看时,整辆车已经被火吞噬。车主在车前忙乱着,尝试灭火。
十几分钟后,火势渐弱,车主双手的指甲里有鲜血和黑碳。他和吴一书对彼此一无所知,却一起度过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告别时,他们像战友那样击掌。
此外,这个年轻的背包客还被人尾随过,她丢过包、意外进过监狱,遭遇了6次性骚扰。她变得更加警觉,学习了更多防身技巧,习惯把背包挂在胸前,夜晚也不搭车。选择目的地时,她会特意避开治安情况不佳的地方。
更多时候,她的敌人是大自然。“在社会的纷扰之外,自然界每天都上演着生死交锋。”
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存在着南北美公路交通的唯一断点,吴一书只能乘船穿越此地。她搭上了一艘建造于1973年的帆船,住进6平方米的船舱。某个夜晚,帆船被风暴袭击,卷起的浪有船的几倍高。她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看见闪电像银蛇扎入海面,想要站起却重重地摔倒。次日,海面恢复了平静,船上则一片狼藉。“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对于大海,我们就像是泡沫星子。”吴一书回忆,她还被困在安第斯山脉的崖壁上,像“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直到被一位路过的登山者救下。
在哥伦比亚边境,吴一书遇到的委内瑞拉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曾用8天时间,在高海拔地区翻山越岭,每天徒步8小时。那里没有通讯信号,极少人烟,极强的紫外线半个小时就能把皮肤晒伤。她没料到,徒步的第一天就遇上冰雪天气,脚被磨出水泡,脸开始蜕皮,指甲充血、脱落。
吴一书强撑着走完14公里,终于在雪峰下看见一顶顶彩色的帐篷。那晚,她头疼、吞咽困难、失眠。
“为什么要跑来花钱受罪?”她想。后来,偶遇的徒步者给她手套、登山杖、罐头和鼓励,云雾散去后,她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银河,还有雪峰、高原湖。“自然让我心安,也许我永远不会一无所有,我有雪山、森林、海洋、新月,还有日复一日照常升起的太阳。”
在朋友圈“现身”时,吴一书尽量不透露遇险的情况。对父母、朋友,吴一书总是“报喜不报忧”。彭彦棋和她常常通话,他听到过一些危险的经历,“但从来没有很担心过她”。因为电话的那头,吴一书总会轻快地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已经安全了”。
吴一书护照上的各国签证印章。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八十五趟顺风车
“我不想让大家担心,也不想因此羁绊向往自由的人。”吴一书说,在路上,危险始终存在,但也有陌生人不求回馈的帮助,比如一顿丰盛的晚餐、两件防寒的棉袄、一星期的免费住宿……让她几乎“没有机会花钱”。
有一次,她在24小时内搭上了6辆车。有车主给她买饮用水和零食,有人绕5小时路送她一程。她最长的搭车记录是3300公里,在货车上度过六天五晚。
吴一书解释,选择搭便车旅行是因为“能够遇见各种各样的人”。起初,她习惯一上车就滔滔不绝地聊起自己的经历,后来,她学会了听别人讲。流浪汉、货车司机、退伍军人、新闻记者、跨越大洋的航海家、19岁带着吉他穷游世界的背包客……她听到了人生百态。
从阿拉斯加到乌斯怀亚,她总共搭了85趟顺风车。
吴一书曾经遇到一名独自环游世界的盲人,他去过全球的150个国家。“我们习惯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他虽然看不见,却深深拥抱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知晓的真实世界。”他触摸金字塔,用手感受砖石的温度和质感;他在南极深呼吸,感受流过鼻腔,沉入肺腑的寒意。吴一书觉得,“他的世界从来都是有色彩的”。
当被问及“旅行的意义”时,这个还不到20岁的女孩说,她不想“丢失对世界的好奇”,害怕自己变得麻木。
吴一书在通往美国阿拉斯加州苏厄德的公路入口处搭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是他们把世界带给了我”
2021年,斯坦福大学在中国大陆录取的本科生中,有3人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吴一书是其中之一。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她被称为“天才少女”“别人家的孩子”。人们关注她来自县城的出身。在湖南岳阳湘阴县,她念完了小学、初中,“没有赢在起跑线上”。
吴一书中考时考上了雅礼中学,长沙四大名校之一。那一年,她所在的湘阴县只有两人被雅礼中学录取。
有网友总结她的经历,是“一个县城女孩的逆袭之路。”在吴一书看来,自己在人群中“很不起眼”,能做的是最大化地利用好已有的资源。
她回忆,雅礼中学的同学都觉得她很“淳朴”。口语课上,她操着一口“土味英语”,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口。课余时间,大家聊热播综艺,“杨超越、孟美岐,这些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在这所中学,吴一书的口语课外教毕业于耶鲁大学。课堂外,同学们活跃在30多类社团中。教室的墙壁上,每周一都会贴出新的日程表,写满社团活动。
和外教聊天是吴一书每天最期待的事。起初,她只是想了解异国文化,顺便练练口语。聊得多了,她开始袒露自己,谈起梦想、童年的经历、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对话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高二时,吴一书做了一个决定——申请出国留学。
同级的学生中,准备出国的人只有7个人,她是唯一一个交不起学费的。起初,父母考虑到经济压力,并不支持她的选择。吴一书咬咬牙,把目标定为“哈普耶斯麻”(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争取奖学金”。
一年内,她读完了30本英文原著,每天和外教交流,直到能用英语自由对话。父母负担不起留学辅导班,她就自学网上的免费资料,在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中取得满分。
吴一书知道,成绩好是不够的,那些学校想看到“有血有肉的人”。
新冠疫情暴发后,吴一书参与组织了雅礼中学和中雅培粹中学的联合募捐活动,共募集94万元,购买防护服、口罩、体温计,寄给湖北的3所医院。
老师很担心这个会翘课、成绩一般的女孩。吴一书的父母因此被约谈过,她和母亲曾爆发冲突,彼此对着大吼。
最终,父亲先妥协了,对于女儿去国外念书的决定,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但可以支付考试、申请的费用。17岁那年的春天,吴一书收到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我赌赢了”。
翻看初一时的日记,吴一书发现,自己12岁就写过:“大学毕业后,找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10年后辞职,去环游世界。”那时的她想象不到,仅仅过了6年,她就已经一个人在路上了。
“环游世界”也许是很多少年的梦想,吴一书觉得自己很幸运,梦想没有被扼杀。就像小时候她在墙上涂鸦,但父母从来没有惩罚过她。
吴一书热爱旅行,和家庭影响有关。她父亲曾搭便车从西藏到新疆。“当时我就觉得好酷,很想去试试。”父母会利用假期,带女儿到处走。
根据吴一书的观察,在家乡县城,人们更愿意买车和电梯房,“但我爸更想把钱花在旅行上,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在她印象中,一家人出行很少跟旅行团,因为没有私家车,也从未自驾游过。她说父亲骑自行车通勤20年,认为买车的钱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县中到斯坦福大学,从北极到南极,吴一书一直想走向更宽广的世界。但同时,身份的转化也让她感觉到“撕裂”。她会留意社会上不够公平正义、贫富差距显著的现象,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也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世界还会像这般友善吗?”
在哥伦比亚边境,吴一书遇见了12名委内瑞拉难民。他们和吴一书年龄相仿,却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养活家人。吴一书和他们一起徒步了一天,晚上就睡在难民营。走了8小时的路上,她多次伸手拦车,但即使她挥动着钞票,也没有一辆车愿意为这群人停下。吴一书意识到,“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的问题”。
在难民营,志愿者送来热狗和燕麦香蕉粥,他们来自以色列、叙利亚、巴西、英国、美国……吴一书决定暂时加入志愿者队伍。每一天,他们需要准备上百份晚餐。负责人玛塔告诉她,这所难民营能够存在,全靠好心人的捐赠和她有限的存款,“60美元的燃气可以支撑15天,没钱买燃料时就自己砍柴生火”。
结束了由北到南的旅行,吴一书的冒险仍然在继续。2022年1月,她踏上了非洲的土地。这一次,目标是从东向西横跨非洲。
在苏丹的村落,她遇见卖水果的老人穆罕默德。语言不通,两人只能打字交流。在这个日均收入相当于23元人民币的村子里,人们很少吃肉,水果也是奢侈品,但老人用橙子、苹果、西瓜款待她。为了报答这份“厚礼”,吴一书决定和他聊聊苏丹以外的世界。
她点开手机里的视频,展示给老人看:
“这是南极,南乔治亚的企鹅。”
“这是阿拉斯加的雪山。”
“这是加勒比海。”
老人睁大了眼睛,发出感叹。他不知道南极在哪,对地球的大陆板块也没有概念。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苏丹首都,离家470公里,路费是他半个月的收入。在这个地方,“斯坦福学生”的身份无效,他只知道眼前的女孩来自中国,正在穿越非洲,很了不起。
吴一书记得,那天道别时,老人笑着说:“我无法去到世界的尽头,但谢谢你把世界带向我来。”
吴一书鼻子一酸,那一瞬间,许多不同肤色的面孔闪过她的脑海。
“应该说,是他们把世界带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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