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敬业精神来自新教伦理，认为职业是上帝的呼召。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新教伦理的命定论为什么没有让新教徒自暴自弃？
西方新教最开始的教派，最著名的就是加尔文教派，加尔文教派就跟他们的信徒们讲，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将来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上帝早就给你们定好了，所以别瞎耽误那个功夫，还什么努力，你们就过圣徒般的生活，打内心里开始体验，到最后上帝会给你们发信号，少部分人被上帝拣选上天堂，剩下的人下地狱，所以不用努力。
根据这个逻辑推导下去，结果是新教伦理教徒一定是自暴自弃。但是结果正好相反。
很多人都知道社会学有一个大师，叫马克斯·韦伯，他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论证的主要强调的是加尔文教，而我们回想到的加尔文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呢？是一种预定论。预定论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好像是一种宿命论，我的一切早就被注定了，相对于绝对的全能全知的上帝，我实在是微不足道了。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表面看，这样的教义好像是鼓励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情形，因为我无论怎么捣蛋，无论如何荒淫无道，如果我早就被注定是选民个，那么我照样得到拯救。而无论我如何谨小慎微，如何内心纯洁，外在行为也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我早就注定了被抛弃，那么我仍然无法得到赦免。
但是，韦伯的分析是说，它恰恰产生的是另外的结果。那就是加尔文教伦理里面有这样一个变化，的确，你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决定。个人的因素和神的因素比起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纯洁，外在行为也无可指责，我们大致可以把这看成是上帝宠幸他选中他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虽然你不能肯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如果他的思想很复杂，外在行为也很放荡，我们不大可能相信上帝会选中这样一个人。而如果你内外都无可指责，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是上帝拣选你的一个标志。于是，一方面，好像完全无能为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另外一个方面，又是克要勤克俭，在自己的内在的信仰和外在的行为等方面都表现得合乎尽量标准，好像这样我们才能劝慰自己，才能够说服别人，我是被上帝选中了，我不是被上帝抛弃的。也就是说，它造成了内心高度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反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动力，是的加尔文教徒表现得如此不同。
而为什么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会有关联呢？韦伯说，你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职业这个词儿，我们大家都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要翻译天职这个词，在英文里是什么？This is my calling.callling上帝在喊你，上帝在召唤你，我蒙上帝的召唤。后来，就是路德把圣经里面的天职翻译成世俗的职业这个词。像calling这个词，它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上帝在召唤我，另外一个方面，真是我的职业。就是天职。于是在新教包括在加尔文宗里面，世俗的职业有了特殊的内涵。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活着一个农场主、企业家，我有一份世俗的职业，我要靠这个职业来养活我。我要靠这个职业来创造财富，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但是，这个职业不光是有世俗的意义，还有宗教的意义。我在这个职业上表现得非常成功，我能够勤勉成性，我能够创造财富而不是挥霍财富，这恰恰表明新，我在忠实地执行上帝的召唤。创造财富而不是挥霍财富这本身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你获取了越大财富，你在商业方面越成功，恰恰是表明你是在人世间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
不管我们信不信，就是我作为一个尘世中生活的人，我有什么方法知道将来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对吧，我即使不努力，你总得让我看到一个刻度表吧，我上天堂的概率是多少？这是一个好奇心导致的。
上帝在人间有很多财产，穷人也看着一部分，富人看得更多，仅此而已，那这个刻度表就是你银行存折上的那个数字，富人挣得钱越来越多，替上帝看管的财产越来越多，这就是信号，将来有钱人上天堂，这跟基督教原来的那个教义，就是富人上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要难，这正好相反。
因此，韦伯的论证就是，加尔文这样的一种预定论，它实际上造成一种特殊的效果：它的信徒内心总是内心高度焦虑和紧张。一方面自己的前途自己无从摆布，另一方面，越是无从摆布越想向自己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选中的而不是被抛弃的。我要表明这一条，我越是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这个取得成功就标志着我在世俗生活中赶得非常好，我非常勤勉，我非常努力，我获得绝大的财富，但是我创造它而不挥霍它才能证明我的价值，才能证明我和神的关系靠得住。
用韦伯的话来说，宗教它总是要让人克制，让人禁欲，但是每一种宗教不一样。天主教的方式是什么？比方说你去当修女，当修士，你是要退出世俗的生活里。而加尔文的预定论是什么？每个人都孤独地直接面对上帝，你如何向上帝他老人家交代？你要要向上帝述职的。如果我在世俗职业中取得成功，我就会增加上帝的荣耀。
经过这么一转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就变得非常契合了。这就是韦伯的基本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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