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封面
作者 | 焦晶娴
编辑 | 杨杰
6米多深的大坑旁，成批的人和猪一起被头朝下投入坑中。
这些人被称为“人牲”，是祭品，和猪的地位相同。每当祭品填满一层，主祭者就撒上朱砂和陶器片，填土，进行下一轮杀戮。
这是《翦商》书中试图重现的商代人祭现场。在河南省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很多类似的祭祀坑，人、牛、狗、鱼、鹿等多种祭品分层掩埋，宛如多层“汉堡”。
3600年后，郑州商城上建起了熙攘的市中心商场。本郑州人边冒冷汗边想，地下祭祀坑里人骨数量加起来，应该和地上商场周末晚高峰的人流量差不多。
祭祀现场格外“残酷”的小双桥遗址，离我家不过10公里。在那里，只有0.6米深、0.85米宽的丛葬坑中，堆积了大量被肢解的人骨，其中头骨就有31枚。
大部分“人牲”来自战争中擒获的俘虏。“人牲”作为给神的祭品，身体的某些部分会被参与祭祀的王室贵族分食，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考古队曾在商人墓葬中，发现青铜甗中盛着蒸熟的人头。
我的胃里一阵翻腾。而《改变世界的观念》的作者、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则认为，“吃人”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人类在深思熟虑后吃掉同类，并将这一行为仪式化，这是其他哺乳动物所不及的。
“每一个文明的废墟中都能看到被折断和吮吸过的人骨。”人类总一厢情愿地用生命做筹码，单方面与未知的世界签下契约。1000多年前，古玛雅人将还在跳动的人类心脏放上祭坛，祈求风调雨顺。
人们想控制生老病死。15世纪的欧洲人会偷盗木乃伊和墓园的尸体，磨成粉末，认为人肉粉末包治百病。非洲、巴西的一些原始部落则推崇“食葬”，通过吃掉逝者的尸体，使其成为自己肉体的一部分，从而继承其精神与灵魂。
随着人类社会等级制度趋于完善，“吃人”慢慢演变为一种控制“人”的手段。《翦商》中提到，“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搭载权力的轻舟，人祭成为绝佳的集权控制手段，被推向商王朝的各个角落。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约瑟夫·沃茨研究发现，在社会分层较少或没有社会分层时，存在人祭的文化占25%。而社会分层明显时，出现人祭的文化占67%。
在商代，对于人祭暴行，各诸侯国并非团结反抗，而是捕捉周围的游牧民族——羌人，献祭给商，避免自己成为祭品。
为了取缔人祭文化，周王朝新的掌权者周公旦用礼法约束取代人祭，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但讽刺的是，将我们从人祭宗教中摆脱的礼法制度，在一百年后，又成为“吃人”的源头。
卷土重来的“吃人”，被当作展现“忠”“孝”之心的极端手段。《本草纲目·人部》中，李时珍列出了人体不同部位的药用价值，包括人肉、人眼、人汗等。忠臣为了君主，贤妻为了丈夫，孝子为了父母，会在大腿上割肉作为药引。
鲁迅曾痛惜，“（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在《我们都是食人族》中提到，我们自称“文明人”，也会为了治疗疾病，从人脑垂体萃取荷尔蒙。这种本质与食人无异的行为，却被视为科学实践。
但生命不可能重来。身体的价值远大于被“吃”。一个有温度的拥抱，一场肩靠着肩的交谈，都是“活着”才能创造的回忆。这些琐屑但闪亮的回忆，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一部纪录片围绕“怎样活着”，采访了100位普通人。很多人提到，他们认识生命的转折点，来自亲人去世的瞬间。一位受访者总为了家庭计划，牺牲自己的快乐。母亲的离世让他意识到生命的短暂，“要活在当下”。生命自有其价值。
即便是现在，信息沟通越来越便捷，我们见过很多“大世面”、懂得很多“大道理”，感官却愈发迟钝，对灾难中的死亡数字也不再敏感。我们好像快要忘记，“活着”才是一切的前提。
余华曾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一个文明的社会，从不忽视生命的重量。如果人们只能像电影《让子弹飞》里剖腹取凉粉的六子，或者开胸验肺的农民工，用生命为筹码搏来最后的尊严，岂不是又陷入“吃人”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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