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朋友写的文章：中国版离婚故事。
作者：猪西西
假期回家时在亲戚聚会的饭桌上，听到我表哥逼迫前表嫂离婚的故事：前表嫂生小孩后离职在家抚养孩子三年，然后表哥以感情不和为由起诉离婚；女方想为了孩子委屈求全维系婚姻，但表哥坚持上诉并且又要离婚又要抚养权，前表嫂经受不住被轮番逼劝的压力，就接受表哥的所有要求了。
我想前表嫂做了数年生育和照顾劳动不但没有得到认可和回报，还遭遇饱受精神折磨地被离婚，也没得到孩子抚养权，对她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有亲戚还在帮表哥说话。
他们说“两人性格有问题主要是女的的问题”，我就就生气怼了句：“表哥肯定外面有人了啦，不然有人免费带孩子教孩子他多划算，有什么动力这么坚持坚持要离？……”
我发现，自己想要表达对前表嫂遭遇不公平的愤怒，最后说出的却也只是“最容易理解”的婚姻道德框架的性道德攻击而已。
这让我感觉惭愧又悲哀：即使表哥没有“出轨”，前表嫂在婚姻中的无偿劳动价值未得到承认和回报、被离婚过程中的情绪和精神消耗、离婚后受到的不公正描述评价，这些就不是损失和不公平吗？
当然是的。但是悲哀的是，这些不公平好像只是女性以女性身份才能心领神会的加密文件，但是不论她还是他只要以男方亲属身份、八卦者身份出现，要向ta 们解释或寻求认可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公平，就好像有难以逾越的高墙（这个高墙可能有任人唯亲、性别分工，也可能有亲戚间的辈分等级和社交压力），不如一个猜测、八卦的“出轨”更能承认、传播女方遭受的不公平。
好像女方在婚姻中的付出作为婚姻失德的“完美”受害者身份的附属，才被提起“她真是受委屈了”。
我上一次对表哥进行谴责的经历发生在小学四年级。我表哥有次来我家玩儿的时候，没经过我同意就拿走了我的一枚古币，那是我帮同学写作业换来的，有一个特殊记号，所以我去他家看到时马上就确认是我的。然后看见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有大半页纸吧）谴责他的行为，然后我把古币拿回去了，把信留在他桌上显眼处。
这件事情我没有提前告诉我爸妈（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会阻拦我写信，也有鄙视向家长老师“告状”的对小孩集体的“道德”），也没有收到书信或者什么回应。
多年以后我爸提起他还记得这事，对这事的对错也毫无争议。但是涉及到婚姻、性别，谴责一个男人的恶行就变得模糊、困难起来。
我也有认同表哥是好人也是同盟的记忆。那时我在读学前班（小学一年级前的一个阶段），他读三年级，我们的教室离得很近。我们班有两个男生好像欺负我，我表哥经过把他们赶跑了，我妈妈就说，“你看有个哥哥保护你多幸福”。对此，得了便利的我当时大概也很认同。
多年以后，我的妈妈、舅舅、姨妈们仍然站在亲人身份的同盟位置，在表哥结婚前评价相亲对象的条件、在表哥结婚后评价媳妇的称职度、在表哥离婚后寻找表哥“有理”的可能性角度，但是我已经选择了女性身份，冷嘲热讽、怼天怼地反驳每个对女性不友好的言论，不管对方是别人嘴里的“相亲对象”、还是表嫂、前表嫂、或者陌生女性……
表哥是谁呢？可能是一个长大后就不曾联系过的名字，也是一个性别事件中显然是利用了结构性不平等的男性。
在那次饭桌争论过后，我又陆续了解到表哥婚姻的一些细节：
婚姻期间，前表嫂在哺乳期时，想要花自己挣的钱买个自己需要的手机，而且是因为做微商的工作需要，也遭到表哥的强烈反对。前表嫂处于哺乳期激素水平变化和抚养孩子压力都大，还要应付和表哥的吵架，应该很辛苦吧？她自己购物选择的正当权利，为什么要经过表哥“允许”？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表哥对表嫂还有没有其他控制行为？我也不得而知。
表哥自己想要离婚时，就立马换工作自己去了上海，只提了个离婚要求，其他事项都扔给他父母——正在治疗癌症的舅舅和舅妈。离婚赔偿也是舅舅舅妈和前表嫂在协商；舅舅舅妈因为顾虑需要花钱治病，不想拿出钱，最终承诺给前表嫂的赔偿也没有落实，算作舅舅舅妈欠前表嫂的债务。
在抚养权判决时，和很多婚姻故事中的情节一样：女方又是因为生育中断了全职工作，三年在家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微商补贴家用，期间表哥工作不受影响，家庭负担由他人承担；于是在离婚判孩子抚养权时，表哥有稳定收入，婚房也是他家婚前购得，经济上比为了照顾孩子而灵活就业的表嫂更有竞争力，所以抚养权判给表哥了。
整件事看起来好像是表哥正是因为在孩子抚养中付出少牺牲少，所以反而得到了抚养权？
离婚后，表哥自己在上海一身轻松，舅舅舅妈在武汉治病，去医院做放疗也带着他们的孙子，应该就是舅妈一边照顾舅舅一边照顾孙子吧。
表哥工作赚钱都是自己存着，他这段毫无成本的婚姻，只变成一个不会在家族中被提起的前表嫂人生中四年被剥削的经历，和舅舅舅妈身上的债务。而舅舅舅妈的债务又变成我妈妈和姨妈们的债务：不忍兄弟欠债，姐妹们凑钱帮忙还一些，是妈妈和姨妈们自觉的“责任”，也是舅舅们默认的“期待”。这已经是发生很多次的事了。
于是表哥婚姻里的性别剥削和妈妈家族的性别剥削就这么环环相扣地连接起来了，压迫这个故事中的每个女性。但是在一个环节接受压迫，就是在对另一个环节的压迫助纣为虐。
正如表姐说姨妈们资助舅舅，也相当于在给表哥剥削女性和父母的行为造成的婚姻赔偿欠款填坑。于是我家也成了为这个我所谴责的这个婚姻压迫事件添砖加瓦的一员。
那么如何从这种压迫的合作中退出呢？我和表姐讨论怎么阻止我们的妈妈们对比她们更有钱的舅舅们的“资助”：从观念上的说服改变已经不可能，也尝试失败过；从行为上的改变来说，可能可行的就是告诉我们的爸爸们，他们对婚姻共同财产才有发言权，可是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他们婚姻中的矛盾，增加这些家庭中男人们的权力和干涉机会，好像是通过利用妈妈们婚姻中的性别压迫来“阻止”家族中的性别压迫，压迫并没有减少，我们妈妈们的痛苦还会增加，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都否决了这个方案，什么也没有做。
后来，我和不同的亲戚谈到表哥的离婚故事时发现，只有身在婚姻中的表妹（和表嫂是中学同学）和表姐也对前表嫂的遭遇感到同情和义愤，了解内情的妈妈舅舅对此闭口不提，而不了解内情的亲戚听到表哥离婚的版本都是“女方非要离婚闹自杀割腕”……
把女人塑造成“疯女人”真是男权社会里每个家庭无师自通的“特技”。我想：当女方想要离婚的时候，用激烈的自杀方式都离不掉，被迫妥协改变想法，为了陪伴孩子维系家庭（她经历了什么才需要用自杀这样激烈的方式表达自我？又是受到怎样的压力妥协的？）
而对比之下，当男方想要离婚的时候，就能毫无成本地顺利离婚，还能逼迫女方同意他的各项要求。这种只能由男方决定是否结束和什么时候结束的关系本身，不就证明了他的恐怖吗？
表哥是这段剥削和掠夺女性的婚姻中的施害者，在事后帮他出钱出力“填坑的人”无疑是认同估计他剥削女性的帮凶，在这件事的讲述传播中，把故事掩盖扭曲成对表哥有利的“版本”的人，也是主动接力的施害者……
所以我要退出这个施害者同盟，就不是什么也不说，不附和别人对前表嫂的不公正评价就够了。我还要“到处说”，用我的嘴告诉认识的人，用字写给不认识的人：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都记得，施害者休想在剥削完女性之后，又“毁尸灭迹”躲起来心安理得地篡改记忆，活在“自己是好人”的谎言里。
最后，对我从未见过的两个人：希望前表嫂从这段极不公平的婚姻里止损，有更自由的未来。
可是，在关系结束时她受到的损害没有得到补偿，在流言和评论中她受到的损害没有得到承认，那么这种损害真的会随着离婚不再持续了吗？
从我的感受来说：我也经历过比前表嫂时间更短的剥削关系，它不是长辈或旁观者口中轻描淡写的“经历”或是“教训”，而是我在数年后午夜梦回时从未减退过的恶心与羞耻感，如果这段被情感剥削的时间与记忆能够具像化成为我腿上的一块肉，我一定愿意亲手用刀剜下来。
而前表嫂的这段婚姻对她的损害和影响会不会更小、持续更短时间呢？难以想象。
希望表哥的儿子能够得到好的教育，不会成长为表哥这样（剥削女性、自私卑鄙）的人。
可是谁来提供这样“好的教育”呢？舅舅舅妈教育出来的表哥是这样子，表哥自己是这样子，表嫂被迫和孩子分开，也许这个“好的教育”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他成长路上能碰到的运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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