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11019——202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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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绘图解：国际政治光谱下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一）
1.左 vs 右的大政治
2.从“最左”到“最右”（from Far Left to Ultra-Right）
3.中国当下所探讨的“共同富裕”在哪个区间范畴内？
二、手绘图解：国际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二）左的中国 vs 右的美国
1.伴随蛋糕做大，政经政策逐渐“左翼”
2.“再次分配”vs“三次分配”
3.美国的情况及与中国的对比
三、适应未来世界的“法宝”——国际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三）
手绘图解：国际政治光谱下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一）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共同富裕的话题，有了很多的讨论。笔者也在写一个系列，目前写了八篇，从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写到“第二个三十年”，旨在说明“共同富裕”是有深厚理论基础、铺垫、准备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之合法性基础。
说白了，让一小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行致富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且，在党的话语体系里，始终要求“先富带后富”，这样看，先富起来的人是有责任的。允许他们先富，归根结底是要让他们去帮助和反哺后富人群。从这个意义上看，允许先富只是一个“手段”。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只能是中国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此条逻辑并不难理解。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让社会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这个目标本身并不会引发争议。
当下的争议焦点，或者说“先富人群”最为担心的，说到底，其实还是“先富”和“后富”之间的关系：“先富”究竟如何带动后富？共同富裕是多大程度的共同富裕？
就这个问题，官方已经一再解释。总书记日前亦在《求是》杂志上通过署名文章进一步阐明：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少部分人的富裕，少部分人富裕，就是两极分化了。但也不是均等主义、平均主义。
尽管有了反复不断的官方阐述，但笔者发现许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观察人士，仍然不理解。
笔者以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从国外的经济政策政治光谱上去理解：我们现在围绕共同富裕的讨论，到底是在什么一个范围里进行的。
笔者手绘了下面这张图，方便大家视角理解。以下为笔者自己的观点。
这个图里显示了经济政策的从左到右。
1.左 vs 右的大政治
左边是左翼政治（left-wing politics），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制度和理念都属于左翼政治，它们强调的社会公平，关注中低层或大多数人民的经济利益与福祉。左翼政治通常是高税收、大政府，要求公权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及资源配置中要发挥较大作用，除了制定宏观政策外，还要统筹提供社会福利。在传统的左翼政治里，主要通过“再次分配”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例如通过较高的税收，赋能政府，由政府亲自提供公共产品。
右边是右翼政治，当代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市场主义”之类的说法，其实都可以属于右的政策。它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最有效、最高效地把饼做大。政府/公权力被认为是“效率”的敌人，而且其介入会损伤个体的权利，所以管得越少越好。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低税收的，以求充分发挥个人、企业、社会的自主性、积极性、潜能，只要把蛋糕做大，最后就会通过“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让先富的人赋能未富的人。为了追求效率，社会需要容忍一定的贫富差异。那么如何解决公平的问题呢？一方面，寄希望于所谓的“涓滴效应”，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了，最后低收入群体也可以看到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依赖“三次分配”——即企业及企业家的公益/捐赠，以及各种社会公益团体的努力。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发达的，一定程度弥补了右翼政治“再次分配”政策的不足，但实际上还是不够的，不足以应付全球化、离岸化、金融化、技术型事业带来的影响，使得美国的贫富差距/两级分化远远大于欧洲。但美国可以争论说自己经济的创新及活力优于欧洲。
而相较那些发达/成熟的经济体，中国其实无论在“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次分配，要求政府更有效地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全球比都是不错的，痛点是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再次分配”除了要有有效的政府及官僚体系外，政府也要有财政能力，必须为政府提供经济能力，无论是税收支持，还是国有企业。
而至于“三次分配”，中国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的企业/企业家经历改革开放数十年，许多还是通过努力积累财富的第一代人（“先富起来”者），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意识和机制还是比较落后的，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先富者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公益行业的不信任（认为后者缺乏能力，但这恰恰需要企业家去为这些行业赋能，把造就“先富”的能力和禀赋从商业界带到公益界——正如比尔·盖茨做的一样）。
2.从“最左”到“最右”（from Far Left to Ultra-Right）
那么当下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在从左到右的光谱里属于什么位置？
为了方便阅读，笔者把图片循环贴一下。
这里标示了从左到右的四个典型在经济政策/社会分配方面的主义，以数字符号标出：
（1）共产主义（communism）。共产主义是一个制度理念，马克思并未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具体如何具体执行。但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关注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和控制，因此，从历史实践来看，各个政府都会对农业、工业等主要行业实行公有化，掌握生产资料，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经济”），并统一分配经济社会资源与福利。
（2）“建制左翼”——“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进步主义”）。具体政党/政治家的主张会有所差异，有的左一些有的右一些，笔者便宜行事，把他们统归为一类。可以这么粗泛理解：北欧国家、欧洲大陆核心国家（法、德等）的传统左翼、美国民主党内的进步左翼（the Progressives，如桑德斯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他们都关注劳工利益、低层利益，希望政府扮演积极角色，通过高税收，提供高福利。在发达市场/西方话语里，这一派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是“革命者”，而处在建制范畴之内，所以笔者称他们为“建制左派”。在西方社会，除了经济学科以外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大多属于这一类。
（3）“中间派”——“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里的“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一个中性词，左派右派看了都没毛病）、“中间派”（Centrism）、温和派（moderates），还有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英美的建制左翼——工党的布莱尔及民主党的克林顿，希望突破左右翼两元极化对立，找寻中间道路，捕获正在快速壮大的中产阶级，以获取更大的政治选票支持。看美国政治，从比尔·克林顿，到希拉里，到奥巴马，到拜登，都属于这一派。而由于美国社会极速两级分化，政治意识形态也出现大分野，使得这一派变得各方都不讨好。2020~2021年的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平台，是“中间派”与“建制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结合。
（4）“建制右派”——“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sm，美国语境专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左翼的批判语）、“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他们还与许多概念相联系，譬如经济学上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及政治运动里的Tea Party（“茶党”）。Trump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即属于这一派。他们可以容忍中间派，但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进步主义为洪水猛兽，把他们全部描绘为“极左政治”，等同为“共产主义”。此外，我们可以看到，（4）是最能保护富人群体的，在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掌控的、为自己服务、维持自己统治的话语及上层建筑。
以上：
（1）是苏联阵营/华沙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及中国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政治经济选择；
（2）、（3）、（4）则在发达市场/工业化国家/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及建制体系内。从手绘图可以看出，（2）、（3）、（4）处在一个大的方框里——建制派政经政策。冷战后，这个区间，变成了全球主流的政治经济选择。中国在文化革命后重新审视经济发展道路，启动了改革开放，并判定国家发展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举脱离了（1），进入了（2）、（3）、（4）所处的大范畴里。
3.中国当下所探讨的“共同富裕”在哪个区间范畴内？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以下，只代表笔者个人的观点与诠释。笔者所做的，是尝试将中国的政策置于全球话语场景之下，而非孤立地对其评价。
1）我们所面对的不是（1）vs （2）（3）（4）的争论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原因，一些“先富者”可能认为我们的争论是在“（1）共产主义”和（2）（3）（4）之间发生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学理修养，他们可能认为：现在的矛盾就发生在（1）和（4）之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市场导向的发展，现在突然要从（4），转向到（1）了。
基于对中国现当代史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执政党官方意识形态及理论表述的表面理解，他们还认为，在（1）的框架下“共同富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去剥夺富人的财产，直接再分配给中低收入群体，“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他们认为，这重则是对个人产权和利益的严重损害，轻则严重打击效率与创新。基于这个认定，他们对“共同富裕”怀疑及抵触。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先富者”有什么道德伦理或政治站位的缺陷：他们只是不能理解和确信我们当下究竟处在政治光谱的什么位置。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在现阶段回复到（1）。
针对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也有说明：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
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非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这个话语出自执政党厚重的政治话语传统，很多人可能确实难以理解和品味。
大概也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人民日报》10月18日又发了一文《保护合法致富 鼓励回报社会》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1-10-18/doc-iktzscyy0320600.shtml?cref=cj，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的理念、说明“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对合法致富者是要保护的，喂“先富者”吃“定心丸”。
2）尽管有中国特色，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大致处在（2）（3）（4）的范畴内。
这个范畴也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建制政治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讨论，没有超出可能在北欧、中欧、英国、美国、日本所可能进行的经济政策讨论的大范畴内。
我们执政党/政府所提出的政策，翻译转化为西方的话语，放置在西方的语境里，就是西方政治经济讨论和博弈的一部分，是建制左翼、中间派和建制右翼的争论。我们进行的讨论，是没有西方所不能了解的，没有脱离他们的总的体系——尽管我们的制度在方方面面都具备中国特色——我们的左翼政策的主张不难得到他们左翼的理解，也会吸引他们右翼的反对，但他们对我们的反对，无异于他们对本国左翼的反对。
只是，我们执政党的话语是非常委婉的——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保护合法致富”。按照我们的政治传统，有些东西“点到即止”，似乎没有必要说得太直接。但在2020年代的今天，体制外社会离体制内的话语距离很远，有的东西必须点破。
这就是笔者撰文的目的：我们现在的讨论，不是（1）vs（2）（3）（4）的讨论，而是（2）（3）（4）之间的讨论。
正如许多西方观察者一样，中国许多的“先富者”、“民营企业家”不能理解或不能相信这一点，哪怕已经看到许多的官方阐述与诠释。
这种担忧，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中国政治不理解的基础上的。
也许不止对中国政治不理解：对国际政治也不理解。到国外去投资发展，他们最终会发现面临一样的环境：无处不在的对劳工的保护，对消费者的保护，对资方的限制，只不过一切都已经处在更加成熟、全面的法律框架之下，成为社会政治建制的一部分。
那时，人们大概会怀念，2000~2010年代初的中国政府还是非常“pro-capital”（偏向资方/资本的）。那时的经营环境太好了！
稍微有点国际视野和知晓历史的人都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左翼政治政党执政的国家。对资方/资本有所倾斜的政治政策肯定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一定会被改变。这种改变，也是顺应大势的：和在过去一两百年里经历劳资纠纷、阶级争斗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并无区别。
最后，纵观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不处在某种困难和危机里的，而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动能和势头里，在中国投资和创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在政治政策调整、重置的时代里，那些能够理解并顺应政治政策变化与发展的人，是能够创造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的；反之，如果不能理解中国政治政策，选择保守策略，甚至选择退却或撤离，则会“踏空”，错失这样的投资机会与收益。
下一节，笔者将结合西方/美国政治及“未来世界”去理解和分析我们所讨论的“共同富裕”。
手绘图解：国际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二）左的中国vs右的美国
中国的制度选择和美国的制度选择都非偶然，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的。
二十一世纪一个最大的悲剧可能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但又因为中国的存在，使得美国不愿意实现社会主义。其不仅仅拖累美国，还会拖累一干国家。
1.伴随蛋糕做大，政经政策逐渐“左翼”

如前文所说，中国当下围绕政经政策的讨论与调整，是在（2）（3）（4）的框架与范畴之内进行的，而非在（1）与【（2）（3）（4）】之间的探讨。
这也就是意味着，不会涉及对私人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会涉及对已“先富人群”获得财产的重组与再分配，也就是上个世纪中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生的事情。用官方话语表述，目前我们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框架和范畴内的。
对于大众，还有一句话更加通俗的、直观的表述，即这些并不涉及所谓的“革命”。
而如果讨论是在（2）（3）（4）范畴之内发生的话，那么，当下中国的讨论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它是任何一个发达市场/经济体都在面临相似的政治经济选择的一部分。
在做大总体蛋糕的初期，中国的政经政策位于右端，彼时希望优先效率，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才更有条件和能力讨论公平。蛋糕做大了，也不能不去讨论公平。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所以，伴随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会逐渐向左迁移。
过程中，国际国内环境仍然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时我们可能也会观察到一些在左右之间的小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将主要是局部、微观的，技术层面的，不涉及大的政经政策的转向。
当然还有其他极致情形的出现。比方说一种情况即中美发生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整个大的经济和贸易环境的恶化，甚至出现了武装冲突。这种情况，政策亦然可能发生调整，向左或右均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都可能有道理。
但排除掉这些小的调整，大的方向是左转的。而政经政策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渐进、稳步地向左迁移，体现的其实是中国政治与制度的能力、韧性即潜力，从长期来看，这正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所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里，不能实现政治经济向左迁移的经济体，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
2.“再次分配”vs“三次分配”
回到主题。
中国在“向左迁移”，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无非是如下手段，并需在其间再做一些选择与平衡：
——多大程度依赖“再次分配”？特别是提高和优化现有的税收体系及资源分配——这也是西方左翼政治所主要相信并采用的手段。
——多大程度去依赖“三次分配”？这也是西方右翼政治所相信的手段。
在西方，“再次分配”也需要政府的介入，自上而下地完成；“三次分配”则主要是自下而上，通过民间完成。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非常特殊，政府犹如“大家长”，具备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价值观及共识的塑造能力，可以自上而下地推动“三次分配”。而注重集体价值和从众的中国社会，也会顺势而为。渗透全社会各个部门、层级、领域的党组织在其中又会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最终，一定是两种手段的折衷。能够复制中国模式的国家寥寥无几。中国制度上优越的方面，也体现在这里。
所谓的制度优越，其实制度反应的还是国家的文化，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就是几千年文明留下来的好的东西的结果。
3.美国的情况及与中国的对比
在各发达经济体，【（2）（3）（4）】之间的讨论，还都处在发达经济体的“建制”/“选举政治”/“代议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市场经济”的大范畴之内。
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实力上的可比、对标国家。我们总喜欢看美国是什么情况，再反过来看自己。现在，我们又以美国为例。
1）美国的右翼政治经济

即绘图中（4）的位置。
美国的历史文化基因是反对左派的，非常恐惧和敌视社会主义，因为它会导致大政府，或者说是大政府的结果，最终会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美国的整个政治中枢都在右边。
当代美国，代表右翼经济的是共和党，有各种各样的标签，从有些浪漫化的“古典自由主义”及美国式“保守主义”，到“rugged individualism”（顽强的个人主义），到“free country”（自由的国度），到学术的弗里德曼及芝加哥经济学派，到政治上的里根经济学，茶党运动及至Trump的减税运动等等，这些都属于右翼政治经济。
右翼经济无限信仰个人/个体及市场力量，反对政府的干预。在极致情况下，就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片面地相信市场力量，敌视公权力介入经济资源的分配。如果问他们：那么如何解决贫困者的问题呢？
在理论层面，他们的响应是，只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人更加地富、一直地富、安全地富，那么最终大多数人一定是可以富起来的。这个逻辑常被理解为“trickle-down economics”（涓滴效应）——大意是，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与潜能，最终让企业家致富了，企业越办越好了，搞更多的投资、雇佣更多的工人，产生更多的消费，这样，富裕慢慢的就会渗透下去，社会上更多的人也会找到工作，获得收入提升，社会全体也就会更加富裕，而且人们会更愿意创新、更有奔头。
过程中，即便有两极分化，政府也不需要做任何得事情。如果政府要扮演积极角色，那在美国的右翼哲学看来，就是搞“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一定会扭曲和浪费资源配置，而且不特如此，还会破坏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毁灭创新，制造懒人群体。在他们看来，减少两级分化的工作只能让“公民社会”/民间自发去做，通过“三次分配”——即公益/慈善）——去最终实现。
另外，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富起来”，仅指低收入群体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非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减少两级分化并不是一个KPI/目标。譬如，富人收入提升了20%，穷人提升了5%，在右翼的理念下，这就可以了，挺不错的。毕竟穷人也更“富”了嘛。他们不关心公平，除非社会的不公平已经开始反过来影响效率了，工人罢工闹事了，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崩溃，甚至要动乱了，才会把“公平vs效率”的天平略微倾向“公平”。
而上了点年纪，了解历史的人会知道，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证理论，而是一种捍卫富人利益的意识形态。说得好听叫信仰或理想，说得难听叫叙事或话术（narrative）。这套右翼政经成为一种基本范式（paradigm），得到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支持。经济学术界反过来又在政治及政策提供理论与合法性的支持。不过，也要看到，在学院里，通常也只是经济学家支持这种理念，其他社科知识分子（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批评、历史学、哲学）则是从左的方面对这种范式提出深刻批评与反对的。但，经济学家总被视为经济领域的权威，他们会更大程度地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
实践中，搞这种小政府、市场主义、“涓滴经济学”政策的结果，就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大。
Trump在任期间推出了减税政策，再叠加COVID-19疫情，使得美国出现了剪刀差的复苏，两极分化的问题被进一步加大，而美国政治及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Biden/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法案（”Build Back Better”）
在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未来世界，劳动者利益将更无从得到保证。社会的两极化将更加严重。
如果“涓滴政策”不能兑现，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那怎么解决问题呢？光讲经济学理论也不行啊。
那就是实操里的政治了。匹配右翼经济政策的，就是同属右翼的身份政治——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办法就是制造族群/种族矛盾，或者把问题转移到中国，把中国视为仇敌。资产阶级所要实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劳苦大众相信：种族/族裔、价值观、文化、身份认同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是可以为之牺牲的。
常年影响下，美国劳苦大众的思维都被右翼意识形态所左右。而若按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分析一种理念，总是要探究其有没有阶级属性或偏向：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服务于谁，谁最容易受益。显然，受益于右翼经济学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大资本”，但无论如何不是无产阶级。在美国，资产阶级成功地把右翼政经价值观上升为真理，无产阶级彻底“丧失”了“阶级意识”，只陷入到右翼的认同/身份政治里去。Anthony Gramsci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在美国达到了极致。美国并在全球范围输出这种价值观，从核心英语国家，辐射英语文化圈（各种历史殖民地）、辐射西欧。香港就是深受这种价值观洗脑的地方。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经济学科内成为主流，影响和塑造了相关领域的决策者和从业人员。事实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对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二个三十年”的中政经导向及实践也有很大影响。
2）美国的左翼政治经济
即绘图中（2）的位置。
这种位置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这叫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在美国，叫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进步主义（progressive）。
左翼政治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及坚实的民意基础。我们应当记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理念都来自于法国、德国这样的欧陆国家，但伴随极左政治和极右政治（均强调及依赖政府力量）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失败，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崛起，安格鲁-美利坚的依托个人及市场的文化正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席卷西方，甚至吞噬他们过往的政治传统。
如果说欧陆还有左翼/社会主义传统，北欧是社会主义重镇，东欧经历转型经济之痛后大有潜力重新拥抱社会主义，甚至英国也因处在欧陆边缘，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左翼经济政策很有市场，并是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的话，最难推广左翼政治、最敌视社会主义、最仇视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是美国。
当代中国政治有个传统，叫“宁左勿右”，即政治的天平是倾向于左的，左，总是比右要安全。左是方法、手段、策略问题，右则是站位问题、路线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
美国是相反的，“宁右勿左”，右，是安全的，左，则是危险的。
前面提到了美国许多的传统，譬如“顽强的个人主义”、“自由的国度”，作为自下而上构建起来的、由抱负创业精神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对大政府的先天排斥，等等，都是抵触左翼政治的历史文化基础。
反共/反对苏联的历史传统
再者，美国在现当代历史上最大的成功，就是在冷战打败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苏联是左翼政治的代表（虽然它实际上属于极左翼）。根据老一代美国人的“三观”，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功，与其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是分不开的。美国人个人的成功、企业成功、学术与科技的成功、各行各业的成功、国家的成功，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经济政策。美国梦，就是在一个崇尚个人的体制里依靠个人力量实现个人理想的愿景。
所以，
我右，故我在。
我反共/反社会主义，故我在，故我能够获得荣光。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存在问题（existential question）。
与他们理念相左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威胁。
我们再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沿用了苏联共运使用的镰刀斧头政治标示，只是做了一些美术上的修改。见下两图的比较。
 （苏联国旗）
（中国共产党党旗）
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分不清楚的，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东西——共产主义及苏联体制。所以，中国必然是苏联的某种延续与发展。
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体制是非常抵触甚至恐惧的——他们认为中国是苏联政治的延续，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发展。要说服美国相信和理解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苏联，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经历过冷战的老一辈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竞争就是他们理解世界政治的角度。中国使用的政治标识，让他们自认为瞬间找到了答案，发现了一切真相。
对他们来说，中国的崛起是冷战的继续，不遏制中国就无法证明美国制度和理念的成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存在问题。
种族主义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里有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是美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根本组成部分。现在，许多已经转化为不上台面的潜规则。
我们在前文提及，右翼经济是自由市场，而右翼政治是什么？就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右翼的，两相呼应。右翼的身份政治在帮助大资产阶级洗脑无产阶级，捍卫右翼经济政策。
美国在上个世纪打败了纳粹德国和苏联。如前文所说，美国是反共、反左翼经济的，所以苏联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没有市场。美国也打败了代表极右翼的德国纳粹，但（极）右翼思想却在美国的中低层/白人里有相当的市场，这是因为这种思想与美国社会历史存在的种族主义高度呼应。
在美国的当代政治里，这种思想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即Trump。
所以，在美国，右是有社会基础的，而左是没有社会基础的。
美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把美国的历史文化全部融会贯通利用起来，构建一个坚实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如果说全球有哪个国家的左翼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土壤最差的话，那就是美国。
如果说全球哪个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处于最优势低位的话，那就是美国。
但伴随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两极分化及族裔矛盾越发尖锐，离冷战又越来越远了，所以社会主义在年轻人即少数族裔里也就越发有影响力，作为一股思潮力量，正在逐步的壮大，并寻求在政治上表达自己、左右政经政策。
在经济层面，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和理念，和中国及许多其他左翼政治的国家所提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事实上，北欧的政经政策比这些要更左。那是一个高税收的福利主义社会。但并不如右翼理论所描绘的：创新与活力就被压抑了：在这里，人们只是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环境和文化里，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预期。但美国社会文化环境是特别反社会主义的，任何这种主义，都会被描绘为“共产主义”，称其不仅仅会侵蚀个人的权利，对“自由之地”的禁锢扼杀，而且还是消灭美国核心价值观，危及美国政治存在的。这种主义如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上升到种族主义维度了。右翼政客将不遗余力地把左翼政策与共产主义/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中低层白人群体里挖掘恐惧与仇恨。
社会主义在美国推广如此之难，使得它甚至不能征服民主党内部。民主党现正为此分裂，进步主义者（the Progressives）已经俨如党中党，与温和派渐行渐远。
社会主义者能够在美国主导政策，我估计还需要一两代人。需要什么呢？需要美国新一代人离远战记忆越来越远，能够更加平常心的看待左翼政策，更加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
那么美国右翼如何应对看似不利的人口趋势呢？就是重新带回冷战：找到新的敌人——中国，不断的制造意识形态冲突，把中美关系描绘为美苏冷战的延续。通过牢牢地把中国设定为美国制度与价值的敌人，而谋求让美国政治经济的中枢能够停留在右边。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但敌视中国，使得美国接受社会主义难上加难
笔者写过一个系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其实写了一半，并没有写完。今天的许多想法，其实应该进入那个系列。
中国和美国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经政策中枢是在右边的——介乎（3）与（4）之间，它趋向资本，但忽略中低层的利益。在全球化、科技化、金融化等影响下，美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两级分化，政治上拿不出应对，矛盾得不到解决，结果导致政治极化。
出现问题后，美国给出的应对不是向左迁移，而是采取变本加厉，右上加右，采取更加“反动”的政策——这就是Trump的上台。任期内，他推出了代表右翼的减税政策，加大国内矛盾，并通过与中国制造大国冲突，寻求对外输出矛盾，以稳定美国在国内采取的右翼政策。
回顾一下，我们看到：
——只有社会主义/左翼政策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
——但美国由于历史文化及政治传统问题，接受社会主义特别的难，比其他国家都难
——右翼政治防止美国左迁的手段，就是身份政治：在国内制造种族/民族矛盾，在国外制造国际间/文明间的矛盾
——中国崛起了，而且带着共产主义的标识来了，给美国的右翼政治提供了“天然”的资源，成了救命稻草
——中国被美国的右翼政客塑造为美国政治存在和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敌人；中美关系被塑造为冷战
——最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由于中国的存在，可能使得美国接受左翼政策难上加难。
说个玩笑话，中国“使得”美国进入社会主义要再晚一两代人、两三代人。（当然了，责任全在美方！）
美国天然偏右，中国天然偏左
相比于美国，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使其更加能够接受社会主义。
——对“大同”理念的愿景；不患贫而患不均；
——集体价值、集体理念、集体主义，认为个人要服务于集体；
——家长主义、权威主义传统
——传统理念里，强调义务和责任（obligations/duties），而非权利（rights）
——注重社会/集体的和谐与共生；“非零和博弈”或“反零和博弈”的思维
——大政府传统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有深刻历史文化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好”，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很难“能”“行”“好”，因为国的社会与文明基础不同。
适应未来世界的“法宝”——国际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三）
2021年末的时候，作者写过两篇文章，时隔已有一年半。

《手绘图解：国际政治光谱下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一）》

《手绘图解：国际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二）左的中国 vs 右的美国》
第一篇文章用一幅手绘图，将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置于国际政治及历史视角之下，指出中国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政治经济概念，其实本来就落位在当代国际（包括西方）主流政治体系之内。

第二篇则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社会进行了对比，指出从社会文化传统看，中国“天生”偏左，美国“天生”偏右，而在市场主义制度下，美国未来会因全球化及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因素影响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在选举政治下越来越撕裂。解决美国（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而碍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美中地缘政治冲突，使得美国接受社会主义的难度极大，超出所有其他国家。并且相反，中国的存在会影响美国接受社会主义，加剧美国政治社会矛盾，而美国会将各种国内问题矛盾转移、外化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但美国无法接受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必将更加敌视我们（中国）。”


第三篇原计划将未来世界纳入考虑，但因为各种事情耽搁，一直未写。今天可以收个尾了。

二零二一年末的时候，国际上已经有大量关于人工智能/自动化乃至“工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的讨论。但当时还没有GPT这样的东西，人们对AI的看法还很不一致，我印象中，身边大多数朋友当时还乐观相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过往技术创新一样，在替代部分传统岗位后，仍然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实现就业机会的净增加）。而我本人一直认为：这一轮科技革命的颠覆性是史无前例的：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革命将在各个领域取代人类，并且导致人类就业机会的净减少。参见最近的几篇文章：

《人工智能的釜底抽薪：对人类劳动价值的颠覆》

《人类的“自问”：谁能够应对并驾驭未来世界？》

《GPT、科技、人类的生产、知识与未来（上）》
《六种困境：GPT、科技、人类的生产、知识与未来（下）》

作者认为，人工智能、自动化等科技将主导未来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导致空前的“技术性失业”，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将是有文明、有历史以来的人类社会所无法想象的。

站在2023年的时点，中国正同时面临两个现实情况。

情况1：中国将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全力推动相关产业与技术的发展。

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有举国体制的支持，有庞大社会资源的动员，又有中国人及中国创业者/创新/创业/奋斗精神，应该可以相信，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实展望未来，在国家层面进行比较，能够在这个赛道领域真正取得成就的国家/社会并不会很多。

如果我们认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将“釜底抽薪”，颠覆人类的劳动价值，那么从公共政策角度，就不能不考虑新技术对劳动市场乃至社会的影响。

早在十多年前，我看过一篇美国智库的文章，就认为从劳动者角度看，美国抵御人工智能冲击的能力大于中国，理由是美国劳动者的学历相对中国更高，更多人能够使用计算机。今天看，这一结论未必成立，智能手机的出现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又再颠覆了许多东西。但有一个考虑因素是不变的：在其他条件相等之下（例如假设勤劳勤奋程度），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技能及一般的人力资本积累越低，抵御人工智能/自动化冲击的挑战可能就越大。

但无论如何，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许多年轻人（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开始进入外卖和网约车等低附加值服务行业，人们不可能不去考虑人工智能/自动化/数字科技等新兴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影响：

——在科技革命冲击之下，普通人究竟该如何牢牢地把自己和家人的饭碗端在手里？

这个问题，将以比我们预想快得多的速度，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问题”。

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们，也该当考虑下一代人如何适应未来世界。

最后要看到，人工智能/自动化是人类研发出来的技术，技术是“中性”的，是人类社会普适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导向。这些技术，中国不研究，美国或其他社会也会研究——总有人研究，终将输出、影响到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中国战略性“抢滩”这些技术与产业没有问题，相反，如果不“抢滩”，如果落后了，可能被发达国家“降维打击”。

情况2：中国内地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内地独有：所有东亚社会都有类似问题：从中国的澳门、台湾、香港，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越南出生率高（但也仅有1.96），并且可以预测：一旦经济增长，出生率就会掉下来。

这个问题东亚特别突出，但也并非东亚独有：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有同样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传统/文化驱动的生育，而且多与宗教有关。最典型的例子是以色列的正统犹太人；二是靠外来移民解决问题。但移民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产生右翼/身份政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问题，使得左翼政治基础（社会主义）被破坏。

本文就不进一步对东亚及其他社会“少子化”背后的社会文化成因进行分析了。但各地实践证明，运用公共政策手段驱动生育率的难度是很大的。

少子化、老龄化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只有“情况1（人工智能/自动化大发展）”，没有“情况2（少子化）”的话：

这其实就是作者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人工智能/自动化大发展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使得普通人的就业出现问题，并且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要看到，有资本（能够雇佣和驾驭科技）是极少数；有技术（能够驾驭人工智能）的人是少数，大多人只是普通人，只能祈祷自己的岗位不被技术取代。

在与机器人/AI进行“劳动再分工”后，大多数劳动者可能被迫“退回”到数量有限的低技能/无技能服务业工作。例如中产白领转去送外卖、开网约车等。由于这些岗位不需要技术特长，需求有限但供应无限，所以劳动者面临相互竞争压力（“内卷”），压低劳动报酬。

如果不出台有效的社会政策的话，人工智能/自动化大发展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劳动力市场及就业结构，导致大多数人成为输家，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出现新的政治经济矛盾。

此外，还要看到，不是说给没工作的人发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工作给人提供的不仅仅是“饭碗”或收入：而是身份、认同、尊严、社群归属、生活的方向与意义。对于家庭来说，父母长辈的工作是子女的榜样、楷模、社会化/教育的来源。

如果有大比例的人口没有工作，即便都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也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坍塌，最终危及稳定。

如果只有“情况2（少子化）”，没有“情况1（人工智能/自动化大发展）”的话：

生存、繁衍是人类的本能：从自己的家庭，到自己的宗族，到自己的社会，到自己的民族、国家乃至种族，乃至全体人类。能够代代生存、繁衍，延续是好事。

一直以来，人们默认相信的是“人口红利”——人口增长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造更大价值。

因此，多年来，人们看待“少子化/老龄化”问题都是负面的，视其为某种“危机”。少子化会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需求下降、资产价值下降、经济总量下降、竞争力下降、社会的动力和活力下降，创新能力下降，甚至文化、价值都会潜移默化跟着改变。

很重要的一条：如果认为必须维持人口基础，那在少子化的情况下，就只能用外来人口（移民）解决问题了。但移民人口又是非本民族/种族/文化的，外来移民越多，意味着对原生社会的社会文化稀释及摊薄影响越大。不在少数的人认为，如果原生族裔被外来人口所取代，那么这个国家/社会/文明一样是在衰败，最终覆没。这些年，欧美民粹右翼政治的崛起与外来移民/族裔的爆发增长有很大关系。

中国的情况：情况1（人工智能/自动化大发展）+ 情况2（少子化）

进入2020年代，我们发现，情况1和情况2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相互“消解”，并把人类社会带入一种新的均衡状态。

现在我们还念念不忘，但未来世界的“红利”，将是“人工智能/自动化红利”，而不再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在将来会变成“人口负债”。

“人工智能红利”与“人口红利”是有相斥关系的，存在“跷跷板”效应。“人工智能/自动化红利”背后是科技革命，驱动着对人类传统劳动模式与价值的颠覆。当一个社会的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足够发达，应用足够广泛，就会产生“人工智能/自动化红利”。当这种“红利”足够强大时，不仅可以替代社会“人口红利”，还会把“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这时，人口过多反而会成为负担。

设想三十年后的人类社会：A国是一个人工智能科技极发达的强国；B国是一个没有自主科技的人口大国，那会是一个什么画面：A国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出售/提供给B国的雇主/企业家/资本，立即对B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产生颠覆影响。

今天的世界格局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纵观海内外，能够发展出强大人工智能/自动化/数字化技术的国度并不多。广大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命运都将把握在少数几个科技强国手里。

所以，在未来世界里：

——应对“少子化”问题，就需要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大发展；
——而人工智能/自动化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少子化”、人口结构“再调整”的社会，反而可能是“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时，人口多的社会反而可能因为技术性失业问题陷入新的不稳定）

所以，中国对“少子化”问题的应对/答案，正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大发展。

有读者问，这个系列是讲“共同富裕”的，请问这和“共同富裕”有什么关系？

回答是：中国将人工智能/自动化产业和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正在努力走向人类社会研发和推广这些技术的前沿。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是深刻、深远、不可逆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同富裕”作为安全垫和保护网，一切都不可想象。

三个“情况”：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 +少子化/老龄化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情况3”）

前面讲了“情况1”（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情况2”（少子化）的相互消解关系。但中国内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即“情况3”，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体制。

“情况2”（少子化）只是因为人口出生减少了，使得人工智能/自动化带来的冲击也减少了。我们只能想象如果人口基数还在迅猛增长，那么未来解决就业的压力会很大。人类劳动力与人工智能科技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将很快凸显，并成为社会结构性矛盾。

并且要看到，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将与人类进行劳动“再分工”——无论生产制造还是服务，大量有附加值/劳动价值的工作岗位将被人工智能/自动化取代，这其中，对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影响甚至可能大于蓝领（如：对建筑设计师的影响大于水管工）。人类劳动力将被推向“两头”，一头与资本与硬技术能力挂钩，一头则与低附加值、低技能的服务型劳动挂钩。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工智能/自动化带来的“赢者”和“输者”——少部分人受益于技术革命，大多人则受到冲击，发现自己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掌握新的技能，无法有效转换赛道，无法找到和原来一样好的工作，出现预期收入的永久性下降。

这就会使得人口收入结构出现“剪刀差”分化，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
如何分享“人工智能红利”？——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未来的人类世界，如何帮助社会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恐怕只有一条路，就是推行社会主义：做好“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同步鼓励“三次分配”，使得全体社会成员无论出身、家庭条件、资源禀赋、后天教育水平等，都能获得较好的“安全垫”和“保护网”，共同应对人工智能/自动化带来的挑战，共同分享人工智能/自动化创造的“红利”。

有读者问，说来说去，这是不是就是“无条件基本工资”（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概念？公权力/政府把社会通过人工智能/自动化做大的“蛋糕”向全体社会成员做再分配。最后，让每个人都能无条件拿到一定的基本收入，免费享受一定的基本待遇（例如医疗、教育等），保持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确定性，同时致力于控制和减少社会贫富差距。

考虑到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市场的冲击，最终，向全体社会成员“发钱”确实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必须手段。

这种制度，正是“社会主义”。

其中，“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最为核心的概念与价值。只有齐心一致，相互帮助，人类才能适应未来世界。

但社会问题是否仅靠“发钱”就能解决？不是。前面讲到，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每个月的一笔打款，还有工作岗位带来的身份、尊严、认同、社群归属、生活的方向与意义，对下一代的教育与指引，等等。

因此，“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仅仅是物质文明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还要有精神文明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要保障人们精神、文化、价值方面的追求能够得到满足。最终，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此时，政治、政策的目标当然要超越单纯的物质，导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而这些都是新时代的政治政策目标。

人类社会正在加速驶向未来的赛道上。中国社会，古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今有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制度本质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准备、治理体系建设及价值理念上，都已经为面向未来、适应未来做好了准备。

前些年，中国社会上下侧重做大“蛋糕”，注重“市场”、“效率”，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有“先富”，有了“先富”才能带动“后富”。实践中，往往化简为GDP增长目标。

这几年，重提“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迫人们重新思考之前没有关注过的问题，它提醒人们，在提高效率、做大“蛋糕”之外，还需要注重公平，还需要关注如何更加合理的切分“蛋糕”，还需要关注社会的长治久安。把“共同富裕”提出来，使其重回公共话语，让社会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无论是雇主、企业、资本，还是广大劳动者，还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还是学术界和知识界，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回到本文主题：人工智能/自动化驱动的技术革命——有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人们看待很多问题就不一样了：我相信人们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放弃对技术和创新的追求，而是在“共同富裕”目标及价值指导下，更多地从劳动者角度考虑，如何消解和应对技术对就业者的冲击和影响。

在奔向未来世界的“前夜”里，“共同富裕”帮助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企业/资本/雇主，有“共同富裕”在价值引导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人们不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内核，不忘当代中国制度的初心和使命。

这就是我们进入“未来世界”之前要做的准备。

综上，虽然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但有了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消解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又有了社会主义及共同富裕理念帮助社会进行资源再分配，中国是处在有利环境里的。


最后，再看其他国家/社会

再看其他国家和社会，我认为有两类国家/社会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一类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毫无主导权的国家，这里包括各种经济落后/不发达国家（其中有不少人口大国），到所有缺乏独立自主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但可能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通常是人口小国）。这些国家可能看到自己的劳动市场、就业结构及经济结构被（外来的）人工智能及自动化技术力量打乱，无法获得主动权，有被“降维打击”之感。

二是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即便在人工智能技术里毫无主导权，但如果一个国家/社会有社会主义（或左翼经济社会政策），还是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的。同样的，即便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主导人工智能技术，但没有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障，那么社会一定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革命陷入巨大的本土经济社会矛盾，发生内乱，乃至内爆。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就是全球最不具备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基础的国家——美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帮助未来世界的人们。放在大历史视角里，中国有“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准备，何其幸运。

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帮助乃至拯救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的领头羊——美国。但在这个已经因为族群和社会价值问题撕裂的“自由市场经济圣地”推行社会主义——在可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可能性。如果美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那就只会导向一个结果——折腾中国。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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