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关系”与民间经济、复合型社区的发展——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及其它（上）》重点记录了我阅读项飙教授《跨越编辑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后所理解的“浙江村”在经济上的温州式成长，本文继续展开其作为一个既内向又开放的复合型社区的发展路径和特点，并针对书中揭示的发生在“浙江村”和社会研究领域的过度“正规化”，延展了其在教育和社会公益领域同样的风险和潜在危害。‍
不管面对什么形态的社区，对“人”的关注必须是第一位的。前文已经提到80-90年代的小老板们和工人们异乎寻常的付出（“低成本低福利、高忍耐高效率”），本身就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最突出贡献因素。这样的付出，在短期“成效显著”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长期的“副作用”，那就是人们的工作长期背离卡尔·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理想状态——自由的劳动者按照自己的兴趣而自由地劳动。“赚到钱”原本是这样付出的直接目标，可事实是，即使很多人的目标在“浙江村”实现了，也没有带来价值与幸福。
（浙江村曾经遍布类似的服装加工户）
作者指出，“浙江村”的二代很多在北京长大、受教育，在生活上仍然会“回到浙江村”，但就业选择上，很少“子承父业”；而“成功的‘浙江村人’对子女的普遍期望是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或者大型外资企业”—— 这种“用脚投票”的证据最清楚不过。从人性的角度看，经济越成功，“劳动者”在“必须”和“自由”之间越倾向“自由”，越渴望把自己内心的“成功”联结到“意义”和“幸福”，秦晖教授说的“低权利低福利”的发展模式越不可持续。
“浙江村”的劳动者，如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几代基层劳动者（其实很多白领和金领也有同样的长期职业焦虑和乏味），长期从事的是充满“焦虑”和“乏味”（秦晖语）的“强制性劳动”——只不过“劳改”犯人是被行政外力所强制，而普通的劳动者是因为社会保障和多元化选择的不足而被生存压力和体制僵化所强制。
怎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超越交换和分工的自由个性”、让劳动从“谋生手段“变成”主动乐趣”呢？这正是两百年（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降）来全世界都在谋求解决的社会性难题，当然不是小小一个“浙江村”所能回答。但事实上，前期的“浙江村”一直在逐步回应这些问题，方式是“以自下而上为主的上下结合”。在服装制作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方面，从90年代初，民间力量已经开始在“浙江村”兴建大量的住宅小区——“大院”；在商品流通条件方面，1992年北京和温州两地政府联合投资兴建了“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带动了各种民间市场的兴起——这一“正规化”过程的“阳面”是显然的，不仅扩大了产业规模，而且改善了工商户的工作条件和“浙江村”的面貌。
（当年的京温服装市场）
这些事实起码已经说明，一个相对“自由”或“宽松”的市场，虽然无法未卜先知地直线前进，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但它长期会按经济和人性规律而运行；如果行政管理机构能够尊重同样的规律，在有限的必要场景（如京温市场的建设）发挥民间力量难以集聚完成的作用（当然，历史已经已经无法重演一个B版本，看如果两地政府不介入，但给政策和引导，民间会不会产生“京温“甚至是更好的标志性市场），或许是在“集中管理”的大环境下的一种“良性妥协”。当然，“京温市场”在几年后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整个“浙江村”在经历1995年、2006年等多次大小“清理”后，终于随2015年开始推进的“首都功能疏解”计划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首都功能疏解”后的原浙江村中心地带的凉水河两岸，本文图片皆来自网络）
从社区发展角度，作者在90年代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时，一度乐观地认为这种“新社会空间”将逐步正规化和升级，“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具体路径是，随着“‘浙江村’经济上规模、上档次，…… 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
。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 90年代中后期，“爱心小组”等民间社区组织开始在“浙江村”兴起，作者欣喜地看到这些趋势并亲身参与进来，以“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

然后这一条看上去很美好的“上下结合、以下为主”的社区发展路径并没有成为现实。90年代中期开始的“正规化”之前，“浙江村”长期存在着事实上的“分权机制”：除了前文提到的属地管理给当地村民和“浙江村民”带来的博弈空间，原本村内土地归属的复杂性（土地/空间实际支配权分别归属中央单位、市属单位、区属企业、部队、村集体、村民小组）也使得体制外的浙江人拥有“诸多缝隙”。“正规化”彻底改变了这种分权机制。“每次清理都伴随着村或者乡属的大型的贸易、开发或投资公司的出现”，这些投资公司“通过合作、转让等手段把疏于其它单位的临近土地进行整合”，公司的功能和权力远远超出了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浙江村民和民间组织的腾挪空间随着“正规化”步伐被挤压殆尽。‍‍‍‍‍
发生在“浙江村”的“正规化”本质上就是新形式的“分割-攫取”的过程。如作者指出，
“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 “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浙江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是对这一体制的逃避和反抗。” 改革后，“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 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 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的一个社区来……”
“1995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 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 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 
“‘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正规化既是对非正规实践的在名义上的否定,又是对它在事实上的侵占。‘浙江村’的正规化把一个萌生中的 ‘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个物理空间。社会空间里的主体是人,构成社会空间的是错综复杂从而也不免杂乱的关系;物理空间里的主 单明了:拆、迁、卖。”
“去社会性”之后的“浙江村”不再是前期的复合型社区，“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工人只能靠不断流动、不断用脚投票来寻找机会、解决问题，不能‘叫喊’（谈判），更谈不上忠诚。” 这直接带来了劳动关系的脆弱，降低了劳动者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社会关系的脆弱和单薄，也使社会创新失去了基础。或许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从“平铺式”变成了“垂直式”，从开放性变成了封闭性或半封闭性（圈层固化），社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的发展机会随之被严重削弱。
“正规化”还带来了社区领导力的深刻变化。前期的社区领导者（“大人物”）的影响力来自于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自然涌现的；后期的社区领导者则是身披党员身份的“光环”（经济实力越强的经营者越会被积极发展入党），与政府关系精密，或者本身生意做得很大，这已经是标准的“精英”。这些新式精英“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与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不像原来的大人物那样可以依靠自己的草根性自成一体，今天的精英要两眼向上、受制于人。”  ‍‍‍‍‍‍‍‍‍‍‍‍‍‍‍‍‍‍‍‍‍‍‍‍‍‍‍‍‍
“大人物身上的从草根威望到体制光环的变化, 也意味着现在人们怎么赚钱、怎么做人, 和怎么获得正式的认可, 各自的原则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 宣传之间的距离, 似乎越拉越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 和有尊严的生活, 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分割一攫取’ 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
各种形式“正规化”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可谓无处不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毫不例外。作者在《序一（修订版序）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中的一段话，可谓是对社会研究的过于“正规化”的有血有肉的控诉：
“在这次修订版里保留这些细节,也是我对当年的研究方式的纪 ,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 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如我在书里所说,‘“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用以写文章的题目’。……社会研究领域的‘正规化’也是这二十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基金申请指南、A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黏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在这些正规化的文本里,不仅社会行动者看不到自己,连研究者也找不到作为活人的自己。近来兴起的底层书写是文学界和思想界对这一趋势的弥足珍贵的纠正,但是在这些文本里,底层者多以个体的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场景，摧残了多少莘莘学子、问道学人！笔者熟悉的教育领域也是过度“正规化”的重灾区。以“一考定终身”为龙头的应试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对青少年教育的极度“正规化”，校长和骨干教师必须应对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报表大量侵占了他们可以用于教学和教研工作的时间，并且，与严格统一化的教材和考试成绩要求一起，几乎完全剥夺了教师的自由创造和发挥空间，使得教师这个本应充满创造性乐趣和意义感的职业，变成了沉重、机械、和乏味的又一个代名词。
“没有体验到自由，就不可能理解自由。没有理解自由的教师，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教育、创造性的教育。” 没有自由的教育、创造性的教育，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创造性的人才。没有自由的、创造性的人才，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原生的集体性的创新和创造力。（《不要代替受教育者思考和选择——迈尔斯·霍顿和保罗·弗莱雷及他们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
实际上，即使在最“社会化”的社会公益领域，我们也能感受到过度“正规化”投下的阴影。对外（主要面向资助型基金会等“资方”）的项目申请表、结项报告，对内的KPI/OKR、周报/月报，尝试新东西的包袱顾虑——文山会海和“官僚”式的流程繁复往往伴随着探索、试错、迭代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往往挤压了伙伴们在一线、在田野、在“人群”（工作对象）中的浸润时间，进而带来决策和行动上的偏离。长此以往，会不会一点点淹没社会行动人的初心光泽？
这些“正规化”工具当然有积极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一面，用得好的话，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正规化、协同的高效率和目标、路径的正确性。然而，对于许多团队规模并不大、面对的实际问题高度“VUCA”的公益组织来说，“正规化”的风险或许应该“警钟长鸣”。起码可以这么说，最需要优先保障的，不是正规化，而是项飙教授说的“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的”对公益扶助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基于这种熟悉的深度思考，以及在自己的不断观察、思考、（行动中）试错、迭代、抽象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加强的行动能力。‍
"走进人民。 向他们学习。 和他们一起生活。 爱他们。 从他们知道的开始。 用他们已拥有的东西建造。 但是当工作完成时，如果人们会说，‘是我们自己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才是最好的领导者。” ——《不要代替受教育者思考和选择——迈尔斯·霍顿和保罗·弗莱雷及他们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
古人云，物极必反。鲜活的“浙江村”已经不在了，科研、教育等早就水深火热，社会公益等起码已经看得到无数火苗 —— “正规化”真的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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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岁末新春，顺祝看到这里的每位朋友2023健康快乐，活得更自由，更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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