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抓住机会下海的人们,从工人、小贩、国企员工,摇身变为老板。彼时中国处于经济腾飞的年代,勇气和魄力比知识更重要,他们大多投身制造业,藉此快速完成财富累积。
三十年后,潮起潮落,第一代创业者已至暮年。那些被重金培养,出国读书的“富二代”们,同样到了接班的年纪。
在已经完成的企业交接过程中,碧桂园的创始人将接力棒给了女儿,后者成为中国女首富。
家电企业龙头美的,则采用职业经理人模式,将公司管理权交给了追随老董事长何享健多年的方洪波。
近期,俞敏洪调侃,东方甄选未来交给董宇辉这样的人才,也是非常可能的。
上至世界500强企业,下至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继承家业,并非刻板印象中,无需奋斗、有钱有闲的故事。而是掺杂着亲情、权、财富、危机等诸多元素的暗战。
时代变迁,传统制造业被互联网冲击后失势,厂二代该如何突破尴尬的局面,在保守的老一代创业者的注视下,站稳脚跟,完成工厂改造。
这是一个长期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2023年3月,30岁的刘北北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距离她上次回国,正好四年。
她是东莞一家针织服装厂的营销经理和报价经理,董事长是她的父亲。对于承担外贸业务的刘北北而言,今年显然忙碌了许多。
“2月在巴黎,3月整理客户资料,做市场跟踪和反馈,4月准备春季广交会,5月开始参展,6月跟客户,然后休息一下,7月又是展会,8月休假,9月开始准备秋季广交会……”
刘北北工厂出品
广交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一年举办两次,而春季广交会的举办时间为每年的4月15日-5月5日,刘北北身处纺织服装业属于第三期展会,从5月1日开始。
在这之前,她和团队需要收集资料,分析最近的流行趋势,再根据展会属性和客户喜好,从工厂最近两个月生产的服装中,筛选出50-80款,最后带着衣服的样板、毛料和宣传图赴“宴”。
新冠疫情后首次参展,刘北北心中充满期待。还没轮到她入场,前方已经传来喜报,“我听说这一季广交会,简直爆掉了。”
市场回暖的迹象早已发生。
2023年2月,在巴黎举办的品锐至尚展(Premiere Vision),刘北北和同行交流得知,竟然有客户现场下单,这样的情况即使是疫情发生前的两三年,都很少出现。
而7月将在巴黎举办的法国国际面料展览会(Texworld),2月底开始报名,3月10号已满额,若是以前,到了五月份还有参展的名额。
北北说:“因为太久了,很多人没有出去过,大家都想出去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北北
在展会

春天到来,各行各业都对未来充满憧憬,准备大干一场。刘北北也不例外,狠狠地松了一口气,释放内心的忧虑。
工作需要,刘北北常常跟着展会飞往世界各地,最忙的时候,半个月内飞了巴黎、拉斯维加斯和中国香港三座城市。
关于目前的工作,她无法衡量是否喜欢。2016年开始进厂工作,她经历太多挣扎与痛苦,出于无法适应工厂氛围、和父母观念分歧等原因曾离厂创业,等到2019年结婚,再回归工厂,和自己和解。
“在家里上班需要承担更大的精神压力,大部分时间比打工还累”,刘北北时常焦虑得睡不着,承担着工厂运营的压力。
但对于厂二代而言,多数时候没有辞职这个选项。
北北是家中独女,父母创业前,是鞍山钢铁厂的工人。2003年,他们南下建厂,11岁的刘北北被带往广东。从那时起,她的人生方向基本确定。
在她小时候,父母有意将她培养为工厂的接班人。刘北北一边长大,一边被灌输与工厂相关的信息,以及孜孜不倦的“教诲”——
“给别人打工不如给爸妈打工。”
“外面打工再好,也不如自己当老板吧?”
……
不过他们的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产生反向效果。
“压力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从小接触制造业,刘北北越了解工厂,越抗拒接班。
由于父母工作忙,小时候她跟在奶奶和姥姥身边。到了初中,她开始住宿,独立的生活,从12岁到23岁研究生毕业。
“不独立不行”,现实的逼迫下,她的想象力,和对目标的执行力,都比同龄人高出一筹。
填高考志愿时,刘北北自主选择了会计专业,后来觉得金融专业流行,工资高,她继续考研,去英国钻研银行金融学。
这些选择,与管理工厂毫无关系。
刘北北
现代年轻人宁愿当月薪3000的公司前台,也不愿做月薪5000的工人。和他们一样,刘北北看过繁华的都市,更青睐于光鲜亮丽的写字楼。
“一件工厂生产的衣服,批发价是500,一旦被贴上了品牌的logo,放在明亮的商场,配上精致的灯光,就能卖上5000。”
产品需要高端的环境赋能,人也一样,她希望自己能像影视剧演的那样,“趾高气扬”地去上班,而不是在工厂的平房里“默默无闻”。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北北留在英国,入职一家跨国电力公司的财务岗位。
优越的环境确实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但现实残酷,异国他乡的生活让她倍感孤单,思乡情绪浓烈。
25000英镑(约合人民币24万)的年薪对于应届毕业生不算低,不过工作简单,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她坐在工位上越发感到乏味。
刘北北在英国毕业和爸爸合影
2016年8月,24岁的刘北北辞职回国,遂了父母的心愿,进入自家工厂。那时她想得简单,以为只要克服工厂相对恶劣的环境,就能胜任新工作……
现实是,除了几位设计助理,厂里几乎没有和她同龄的人,稍微年轻点的都是八零后,而她打交道的管理层和工人,常常都是年纪见长、经验丰富的前辈,其中不乏工厂的元老。
他们有一个特点,脾气急躁,“想一出是一出”,不同年龄层的处事方式常常让刘北北眉头紧锁。
刘北北和妈妈
毫无疑问,良好的沟通能提供工作效率减少内耗。
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刘北北习惯了直白地表达,但国人精通人情世故,委婉的表达总是让她捕捉不到重点,“很多时候在我看来,都是无用的沟通。”
当然,最痛苦的还不是刘北北必须花时间处理人际关系,作为工厂未来的主人,她还得向父母和同事证明自己的能力。
压力如洪水猛兽,她感到窒息:
“你是清楚经营状况的,然后你想做大做强,但又要保证现有的发展,不能盲目去迈进,方方面面都去考虑,去平衡,此外还要思考和公司管理人员、工人的关系等等。”
最初加入工厂的几个月,刘北北的状态非常糟糕,失眠到两三点才入睡,早上六点又自然醒。
多年后,她参加一场厂二代的聚会,才发现大家的困境如此相似——身份尴尬,找不准自己的定位。
新一代创业者背负着工厂改造的重任,迷茫和煎熬,是多数时候的状态。
1982年,刘北北的爷爷将鞍山钢铁厂的“铁饭碗”传给了她爸爸,然后南下经商,为家族注入商业基因。

那是民营经济崛起的年代,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北北的爷爷便从辽宁出发,在身边人都享受“共和国长子”经营积极的繁盛时,坐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
刘北北爷爷在鞍钢(右一)

80年代,内地深受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不满足于固定工资的他,计划去广州、香港批发一些服装回东北卖。
那时,他仅觉得商机来了,还不知道不久后的1988年,民营企业的用工人数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媒体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名称——企业家。
坐了几十个小时来到广州,刘北北的爷爷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参考当红香港明星的服装,购置了一大批衣服回到东北。
比如周润发穿过的同类型皮夹克、牛仔裤,成本只有几块钱一件。他最开始不了解市场,试探性地以20元的价格出售,没想到遭到疯抢。
而当时东北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只有60元。
他尝到甜头,继续南下批发,而且越卖越贵,还供不应求。到了90年代,像刘德华穿过的破洞牛仔裤,拿货价30元左右,最高可以溢价到200元。
很多年后,刘北北听到爷爷讲述的往事时,感到非常震撼:这不就是现在的“网红经济”吗?
“时代赋予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但我觉得和他本身敢拼敢想也是分不开的”,抛开环境因素不讲,刘北北仍旧佩服爷爷的魄力。
在她的印象里,爷爷一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由于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读到了初中,但喜欢看书、琢磨事。
80年代末期完成财富积累后,他带着奶奶环游中国,去了上海、苏州、无锡、广州等地。相册里的照片现已发黄,但还能看出他当时的意气风发。
刘北北爷爷奶奶补拍的婚纱照
1995年,刘北北的父母离开国企,跟着爷爷南下。当时中国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服装批发市场,他们的工作,是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拿货,再回到辽宁售卖。
生意越做越大,刘北北的父母积累下不少人脉和资源。
2000年,刘北北一家举家搬到了广州,直接联系工厂加工,每年卖出几十万件衣服。
此时,刘北北的爷爷已经没再参与服装生意,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后的腾飞,他的目光移向了金融市场,成为一名股民。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掀起“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两轮改革浪潮,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民营企业得到极大的鼓励。
2002年底,上海以54票对韩国丽水34票胜出,赢得2010世博会的主办权,全国欢腾。不久,刘北北的父母在东莞市大朗镇打造自己的工厂,事业进入新阶段。
工厂以全国批发的形式进行,每年生产1000多款衣服,一座城市一个代理商,最多的时候,工厂发展了五十多位代理商,每年可以卖出超过100万件衣服。
时代红利下,沿海地区的优势,让工厂利用信息差,赚取巨大利润,从厂家到零售终端,一件衣服即使溢价4-8倍出售,依旧大有市场。
2009年前后,工厂发展迅猛,近200名工人,营业额高达一亿。
工厂参加活动
后来,越来越多人瓜分市场,行业掀起价格战,服装生意受到影响。但真正让工厂的疯狂前行踩下刹车的,还是淘宝的出现。
2010年,中国社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淘宝的注册用户超过2亿,电商成为中国消费品的核心消费模式。
一开始,刘北北的父母顺势在天猫注册了网店。两年时间,他们“烧”了不少钱,但盲目尝试最终没有收获理想的结果。
信息共享后,刘北北家里工厂生产的衣服显得老土,设计感较差,在网络上不具备竞争力。那时起,工厂慢慢做出调整,进入转型和升级。
首先,工厂需要将相关人员送去培训,机器设备全面升级,纱线、辅料的合作供应商全都更新换代。
其次,主营中高端产品,将主战场移向海外。
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智能化革命被提上日程,工业4.0来势汹汹。对于制造业而言,每家工厂时刻面临被时代淘汰的风险。

“做工厂太累了,真的!

回国第一年,父亲带着刘北北参观了许多高端品牌的代加工厂,即使它们与自己无关,仍让她感到喘不过气来。
她解释说,“当时非常想做一个供应平台,类似阿里巴巴的1688网站,利用资源向客户推送产品。”
2017年,进厂一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
创业动机不难理解,几乎所有厂二代都面临着一个困境:受过优越教育的他们年少气盛,渴望向外人证明自己可以不靠父母,但常常与父母观念相左,想法得不到重视。
北北坦言没有父母那一辈吃苦耐劳的品质,面对传统行业发展瓶颈,她倾向于换一个方向发展:
“做一个工厂,首先要有地,然后是厂房,厂房里得有设备吧,设备又可以细分出多个领域和流水线,然后还要养很多人去操作设备,你每天睁开眼,每个月固定几百万的开销,如果一年的营业额没有五六千万,是没有赚头的。”
工厂里的编织电脑机
与传统制造业成本高、利润低不同,外贸公司只需要一人一电脑。
北北曾见识过一些中国香港和国外的外贸公司,只有5个人、10个人,却能每年营收过亿。他们没有工厂,只参与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帮工厂匹配客户、沟通、确认订单,然后从中赚取差价。
开公司期间,刘北北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
过去,她实现想法需要整个设计部和生产部配合,如今从选品、设计、客户,完全可以自己做主,“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创业期间,刘北北拍摄宣传物料
北北对接的产品主要是针织女装,找到了两三位固定的客户,团队总共三人,每年营收350万左右。按照计划,她还会继续做风衣、羽绒服、帽子……
但生活总有意外。
2019年,刘北北与男友结婚。在2015年唯一一次的打工经历中,她认识了对方。男友从事着电力咨询的岗位,是中国人,由于工作原因,婚后会继续留在英国发展。
人生进入新阶段,刘北北需要做出更多的规划。
由于长期在英国,她不得不把国内的公司注销,回到工作时间、地点更自由的自家工厂,随她进厂的,还有创业时积累的客户。
二度进厂,沉甸甸的现实又摆在刘北北面前。
在她成长过程中,接触不少父母的朋友,他们可能是千万身家、风光无限,但几年后再听到,已经变卖资产,欠下巨额债务。
与其他轻资产的公司不同,制造业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来保障工厂的正常运行,一旦资金链断裂,那将是一场祸及几百人的灾难。
工人在熨烫衣服
2020年,东莞有一家工厂,意大利的客户下单了10万件羊毛衫,工厂过完年准备交货时,意大利疫情爆发了。
为了保住公司,品牌方直接毁约,拒绝收货。他们往往是不知名的公司,不需要维护品牌形象。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支付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如果是长期客户,甚至可能没给定金。
跨国维权成本太高,遇到这种情况,工厂只能默默承受。
北北生气地说道:“10万件衣服,我们算他一件衣服成本50块钱,那相当于500万打水漂了。”
那家工厂如今正濒临倒闭,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是个例,在刘北北自家的仓库里,同样囤着几千件卖不出去的尾货。
北北逐渐适应了工厂的生活。
从刚步入社会时的谨慎、在意外界声音,到结束创业再回归的坦然,她感慨道,“那时候是比较稚嫩的小孩的想法,才觉得我非要证明自己,非要stand out(引人注目),现在我学会退让和放弃无所谓的争执。”
接触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她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别人的想法是最困难的事情,人与家庭,人与社会是很难分割开的。
2023年3月,刘北北加入一个厂二代群体。线下聚会时,他们聊起刚进厂时的痛苦,和当下的迷茫、焦虑,特别有共鸣。
目前确实有许多厂二代不想接班,宁愿打工,但刘北北认为,存在这种想法的底气同样是家庭给的,“你说你只想打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其实是建立于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假如机会给到其他家境普通的人,他一定非常想做工厂。”
这好像一个怪圈。
北北分析道,“父母通过努力,创造了光鲜亮丽的生活,将你送出国外学习,等到学成归来,反而无法接受环境噪杂的工厂,心里落差太大。”
厂二代线下面基(右三为刘北北)

长大以后,刘北北接受了工厂的工作环境,也慢慢理解父亲的坚持。
开厂二十年,父母从未抱有投机取巧的想法,把注意力放在利润空间更大类似房地产等其他行业中,而是一门心思把钱投入工厂,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给员工带来更好的生活。
工厂处于欠贷状态,即使疫情期间不能开工,仍需付出巨额的损耗,支持着260多名员工。类似的高压情况,刘北北认为父亲早已见怪不怪。
她小学跟着老人生活,长大后住宿,不得不独当一面。而父亲每天八点半到公司,晚上十点才回家,对待工厂反而更用心,更像自己的孩子。
“很多人是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老伙计”,刘北北体谅父母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他们被推着向前,没有停下来的机会,始终承担着道德层面的压力。”
至于业务拓展的问题,刘北北和父亲的分歧依然存在,她认为应该成立供应链平台,设立外贸公司,而父亲希望投钱扩大工厂规模,增加技术层面的竞争力。
双方还需磨合,服装厂想发展得更好,肯定不止一辈人的努力。
工厂举办活动
东莞市大朗镇,头顶“中国毛织名镇”的光环,截至2019年,拥有17000多家毛织企业,超过8亿件的年产毛衣量。
在原材料和劳工成本加大,东南亚制造业快速崛起的当下,服装纺织厂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2018年,刘北北还在开外贸公司。当时有一批货由别的工厂加工,出了点问题,直到晚上11点多才解决。客户让她过去检查一下,她打车前往对方的工厂。
深夜的大朗镇渐渐平静,主干道两旁是绵延一路的家庭小作坊,有一家人吸引了刘北北的目光。
二三十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几台破旧的缝纫机,彩色布料堆放地上,环境十分混乱。
一对中年夫妻刚忙完工作低着头吃饭,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门口发呆。
这个画面一晃而过,刘北北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东莞,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有些还是借钱创业,但最后可能血本无归,灰溜溜地离开。”
北北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每隔两三年,整条街都会“焕然一新”。
但无论有多少工厂倒闭、路旁的榕树见证过多少失意者,总有人满怀希望地加入这个行业,摩拳擦掌……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其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