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难得君。

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新闻：

这条来自“凤凰周刊”的消息，顷刻引爆了舆论。

很多网友非常不理解，其中一个代表性，他说：“就算没有民警抓捕，他招P的事实依然存在啊”。

这个评论获得了1.5万个点赞。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大量的中国民众，其实还包括众多执法者，都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常识，请记住它的名字：程序正义。

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先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有一位神父很苦恼，因为有个男人在他面前忏悔。

那个男人向神父坦白，说他是一起杀人案的真正凶手，而该案的嫌疑犯已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他知道后觉得良心难受，于是向神父忏悔，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

这个男人忏悔后，心里倒是舒畅了许多，但知道真相后的神父却受不了了。

假如神父保持沉默，那个无辜的人即将冤死，这将使他的良心不安。

可是，保守忏悔者的秘密又是神职人员的神圣职责。

神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良心和职责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但是为了缓解自己承受的压力，他来到另一个神父的面前忏悔，讲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这位神父听完也陷入了两难境地，想来想去，他也决定保持沉默。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他又向另外一个神父忏悔……

最后，全国的神父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当然，每个神父都严守忏悔者的秘密，所以法官并不知道真相。

在刑场上，那个被冤枉的人哭着对现场的神父说：我没有罪，我冤枉！

神父说：我知道，你是无辜的。

这是一个令人泪奔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

2018年，周立波涉du持qiang案在美国纽约第10次庭审。

铁的事实是，案发当时周立波的汽车上确实被搜出qiang支和du品，按照美国法律，这是违法行为。

但是周立波所请的律师在开庭中对警察拦车提出质疑：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没有明显违法犯罪行为的话，警察没有经过当事人允许或者拿到法院搜查令是不能搜查汽车的。

庭审过程中，法官判定警察拦截周立波的车是合法的，而搜车不合法。因为搜车不合法，所以周立波车里的qiang支和du品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周立波被无罪释放。

第三个故事：

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这个名字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这不仅因为他是著名的橄榄球明星、影视明星，而在于其涉嫌杀妻一案。

1994年，辛普森的前妻与男友双双被杀死在住宅内，警方通过侦查，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与辛普森血型一样的血迹，在对辛氏住所搜查中发现了血迹，并找到了手套、球鞋等与出事现场留下的痕迹相吻合的物证。于是，洛杉矶警察局决定逮捕辛普森。没想到辛氏突然驾车出逃，在历时近7个小时后，辛普森向警方投降。

本以为这是一桩铁案，但在庭审中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原来由辛普森所聘请的梦幻律师团紧紧抓住了警方取证程序的不合法做文章，比如警方在辛普森住宅空无一人时破门而入进行非法搜查，要知道在美国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有句民谚：“公民住宅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的双脚不能进。”

美国法律认为，非法采集的证据法庭不予采信。警方在抽取辛普森血样后不久辛普森就出逃，此血样没有及时送检，可能会被污染，采信度不高，现场发现的辛普森毛发血迹等与其本人吻合只是此案的间接证据，并不能代表辛普森就杀了人，还有警员在侦办此案中直骂“黑鬼”，被认为会对案件侦查产生情绪化的影响等等，这些程序上的漏洞对此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

从判决结果中，人们没有看到正义，但是人们看到了公平。大多数人认为辛普森受到了公平的审判。

第一个故事，是在讲一种极致的逻辑，作为一个神父，听人忏悔并保守秘密，这是忏悔制度得以长存的根本，这就是忏悔的程序正义。

如果神父为了拯救一个无辜的人，而向法官告密，那么就破坏了忏悔制度，将来就不会有人再相信神父，就算是有人犯错或者犯罪，都不再会向神父忏悔，而假如还有蒙冤者，也许一样会冤死。

第二三个故事是在真实的展示一种逻辑：因为警察在取证的时候不具有合法性，就算是证据确凿，但违背了取证的程序正义。

为什么在西方的法律体系中，程序正义如此重要呢？

其实，他的逻辑起点是：对人权的尊重、对弱者的保护、对公权力的限制。

假如，法院采纳了程序不正义所取得的证据，那么警察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就会越来越粗暴，势必会导致更多的不正义行为。

现实的社会，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比如非常著名的云南“杜培武杀妻案”。

杜培武是名警察，1998年4月22日上午，他的妻子和一名公安局副局长，被人发现枪杀在一辆警用面包车内。

警方想当然的认为凶手就是杜培武，因为他有作案动机，他发现了妻子出轨副局长，于是泄愤杀人。

这个逻辑推断是成立的，但是缺乏关键证据。

办案警察认为杜有反侦察经验，所以为了弥补证据的不足，他们伪造了证据，比如将面包车内的泥土涂抹到杜培武的鞋子上。

仅仅靠这个证据还远远不够，他们用到了古老的招数：刑讯逼供。

长达70天的折磨，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呆滞，步履蹒跚，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

幸运的是，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杜培武是幸运的，因为真凶碰巧落网，且最重要的凶器出现，证明了他的清白。

但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他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最终成为了程序不正义的牺牲品。

在文明社会，有这样一种逻辑：

就算是个别案子有不正义的地方，但相比警察粗暴执法对全社会的危害，宁愿选择个案的不正义。

同时，文明社会还有这样一个共识：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什么叫做看得见的方式呢？

程序正义，就是一种看得见的方式。

于是，程序正义成了文明社会法治的基石。

反之，在野蛮社会，就没有程序正义的说法，所以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非法拘留、逮捕和监视居住，超期羁押或者变相羁押成为一种常态。

反观文章开头的一案，法院的判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看似让PC的安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实际上却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这是武汉法院的一小步，但却是中国法治的一大步。

但愿中国所有的法官向武汉法院学习！

因为没有程序正义，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执法者自己，都可能成为杜培武聂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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