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是新解释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说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试图给哲学指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解释学开启了后现代思想之先河，而他所运用的语境分析方法铸成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坚实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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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转向”与语境方法的关联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分析哲学家们为了拒斥形而上学，他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进行逻辑的分析，企图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这种基于逻辑实证和语言形式分析上的“语言学转向”，把哲学的研究引向了经验基底的句法层面，期望将科学理性重新奠立于“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上，以便坚持中性的观察，排斥主体的意向选择和价值趋向以及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理论的等诸多因素对意义的影响，反对语境分析方法，认为“语词”与“世界”具有映射关系，从而建立了以逻辑主义和形式理性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从语形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

这种僵化的形式与严格的界限限制了语义的多层深入，抑制了语用的多变性和灵活性，从而把语形或句法结构教条化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框架的刚性和狭小，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层次性。它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语境变化严重割裂开来，否认影响科学、真理、意义等发展的特定的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排除科学自身论述的语境，从而使“意义”的意义成为不完备的。这种方法的机械性和教条性成为“语言学转向”不可克服的顽症。

“解释学转向”正是对“语言学转向”的挑战和修正，它是20世纪哲学发展中的又一大转向。站在语境基点上，它从整体论的视角出发，主张建构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关联，使人类的理性既不完全受语形的约束，也不仅仅由逻辑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历史地被决定的，以境遇理性代替形式理性，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上和社会空间上为语形、语义、语用的结合提供保证。

这一转向试图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文本来阅读，强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从而在一切文本的意义上超越“语言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可以说它是一种“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运动。”〔1〕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文本的方式，冲击了传统的认识论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以及认为“科学认识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它以“反对科学主义”为宗旨，力图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间的关联，以及文本与语境的联结，从而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消解单纯形式理性的权威，把科学理性融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现实中。在理论上，它表现为不断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表现为由逻辑转向社会，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表现为由形式分析转向语义分析、解释分析、心理意向等的分析。而这所有的转换，均是在生动而又具体的语境中发生的。

语境的外延极其广阔，它不仅可以指词语的上下句、上下文或一个特定的文本，也可以指一个解释理论、范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甚至可以囊括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政治的、心理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全部实在。其内涵简言之就是为意义确定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狭义地讲，将意义的理解与语境联系起来的最早思想起源于弗雷格，而后，达米特又对他的思想进行了重解，认为“一个词只有在特定的句子语境中才有意义”。〔2〕也就是说，一个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什么样的指称有关，都要根据语境来回答，这就将意义与语境本质地联系在一起，语境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基底。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正是在“解释转向”的宏观背景下，吸纳了语境分析方法的天然优势，融多种语境因素于一体，形成了其独特的理解语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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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理解”现象体现的语境思想

解释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最初的含义是解释上帝的旨意与圣经的方法、技能，尽量做到完全忠实于原文。随着近代科学方法论概念的产生，十九世纪初，施莱尔马赫首先使解释学摆脱了一切教义方面的偶然因素，将它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确立起来。但他受传统解释学的影响，认为解释学本身的任务是揭示文本的原初含义，“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的理解作者”。〔3〕必须返回到文本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中去理解本文，以消解理解者的偏见与误解，达到对文本完全准确、客观的理解。追求绝对的客观性，消解理解者自身的主观成见成为旧解释学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这意味着，在旧解释学中，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截然二分，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借助于旧解释学发展起来的“客观方法”似乎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了同等地位。“如果解释学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传统，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也就是关注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解就是将某种普通的东西运用到特殊情境中的一个例子。”〔4〕理解对象是一般的、不变的，而理解者则是特殊的、不确定的，旧解释学要求将一般与特殊统一于一般的基础上，理解的客观单一性完全由对象来决定。尽管旧解释学看到理解情境与理解者的差异性，但它根本无意于追问这些不同与差异给解释效果带来的任何影响，反之，却把这些因素当作是在理解过程中干扰客观正确性目标的纯粹消极的东西而予以清除。认为只有扫清这些纷繁杂多的差异，才能恢复文本最初的原貌和本真的含义。

这种基于以往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之上的理解学说，始终有一个坚定的哲学信念或哲学共设，认为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在这一信念的统慑下，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当然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一般性和客观确定性。它以客体为中心，树立了对象在理解中的绝对地位，抹杀了从事理解活动的主体。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每一次与一种旧传统的新相遇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占用问题，这种占用不自觉地为自己添加着合适的东西，甚至当它吸收旧东西时也如此。他同样认识到“理解就是将某种普遍的东西运用到特殊情境中的一个例子”，但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阐释，成为海德格尔之后新解释学派的集大成者。

在他看来，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进行的，理解主体具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有它自己的个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内在趋向始终决定着理解活动的整个过程。理解是理解者对理解对象的理解，而理解对象同样具有历史性，二者都内在地镶嵌于特定历史语境中。不考虑历史语境追求纯粹的客观性根本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理解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污染”，“偏见”(prejudice)也必然要参与到理解活动中。“这就是历史理解开始其批判的起点。要克服所有的偏见，这个启蒙运动的总的要求，将会证明它自己也是一个偏见。”〔5〕

于是，偏见成为理解赖以发生的条件。伽达默尔进一步分析道：“与其说是我们的种种判断，不如说是我们的种种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历史性需要种种偏见为我们全部的经验能力指定最初的方向。偏见乃是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先入之见。它们简直就是我们借以经验某些事物的条件——凭借它们，我们所遭遇的才向我们诉说某种东西。”〔6〕偏见总是悄悄地不自觉地起作用，只有当它与文本相遇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在这里，“偏见”并不是“谬误”，而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主体意向性所要表现的某种可能趋向性。离开偏见，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理解的历史性是实在地语境化的。如果我们试图从理解情境的一个特征——历史距离去理解一个历史现象时，我们就已经被历史所影响。被历史影响的意识首先是理解情境的意识。语境的思想意味着我们不能站在对象外面，从而也不能对它具有任何客观知识。理解者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境中，在这种特定情境中，他发现自己与努力去理解的传统相联系。语境的阐明——有效历史的反映——永远不能完全达到；这一事实不是由于反思的不充分而是由于我们是历史存在的本质所造成的。“如此，历史地进，这就意味着对自身的知识永远不是全面的。”〔7〕

至此，解释学已不再是简单地解释文本，它所关心的不再是把世界表征成“它所是”，而是关心在特定语境中的理解实践和意义的重构或创造。从这个角度讲，给出语境就等于确定了意义。理解的对象是语境化了的对象，而语境则是对象化了的语境，对象不能超越语境，语境不能独立于对象，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一体的。因此，语境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性的地位，一切意义的形成均有赖于特定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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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理解语境的结构和本质

由于理解和意义处于诸多语境要素的结构关联中，对语境整体结构的把握就等于接受相关意义的可能性条件，没有对结构的理解也就没有对意义的可能接受。语境的实在性就体现在这种结构的现存性及其规定性之中，并通过结构的现实规定性展示它一切历史的、具体的动态功能。

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理解”现象也正是在理解语境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中展示出意义的多元性的。他的理解语境至少包括以下要素：①特定的理解主体；②特定的理解对象和本文；③产生理解对象的背景关联以及主体自身具有的背景关联；④理解对象与理解者以及它们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整合等。根据以上分析，可将其理解语境的结构作如下示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理解本身是一种动态活动，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在一定理解条件下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趋于整体一致的过程。在理解现象背后，理解主体与本文处于历史的、空间的交往实践中，不是主体完全用自己特有的概念框架、信仰去规范理解对象、客体而形成完全主观的、相对主义的认识结果，也不是像传统基础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摈弃了主体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个体性因素的束缚，才能充分认识不受经验世界变化干扰的纯客体、对象，获得普遍、客观的本质，求得“正果”。意义的形成、选择是在二者以及它们背景之间的协同、交融中得以实现的，理解活动在各要素相协调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依赖于特定语境结构的系统目的性。在这个结构中，意义不再与指称相对应，不再等同于真值的确定性与符合性，它超越本文、理解主体各自具有的历史局限和不完善性，达到了对象与主体意向、所指与能指的统一。

从另一方面讲，这种理解语境的结构性是一种关于意义的最强“约定”，只有在这确定的语境结构中，一切语形、语义、语用的法则才能合理地生效，理解者才可以通过特有的约定形式对可能的意义进行不同意向的说明、重构和筛选。特别是当一个理解对象从一种时空向另一种时空变换时，其指称和意义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就是由语境结构的这种具体性所给定的，这种具体性要获得时间、空间以及在期间整个系统的集合。这种具体化创造了一种确定的意义环境，而这种环境必须能够突破逻辑、形式表征、甚至人类理性的局限。语境的结构保证了意义由现象到本质、由一般到特殊的飞跃，从而克服了以往仅仅把意义与句法规则相联系的语形分析法，或把意义仅仅与游戏规则相联系的语用分析法。

在伽达默尔的语境结构中，所谓“正确地”进入循环不是旧解释学理解的主观达到客观的程序化过程，循环乃是传统的运动与理解者自身运动的相互作用，真正的历史对象不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与其它因素的统一体，或者说是一种联系，在这种统一体或联系中，语境结构的实在性与理解的实在性是一致的。理解活动本质上是意义的创造活动，而非对本文内在意义的还原，从而合理地处理了“心理实在”的本质、特征及其地位问题，承认实在地存在着具有意向特性的心理状态，以及这种心理状态对意义理解的影响。理解语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解对象与理解主体直接当下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情景相关的真理对话，否认了所谓真理绝对对应的客观特性。这是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理解，它标志着二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认识符合论的解构，更喻示着维持根斯坦之后在语言哲学内部后现代趋向的又一次崛起。

总之，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其实质就是要高举反现代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表征主义的大旗，以分离、消解绝对本质为特征，从整体系统性出发，在语境的特定结构中看待意义，展示了意义的多种可能性，而非其本质存在性。它旨在消解传统认识中将逻辑与心理、事实与价值、精神与世界、语言与非语言等进行机械二分的方法论途径，从语境结构的统一性上去解决认识的一致性难题，打破了在人们的理解、认识活动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两种僵化模式，把主—客关系范畴的对立逐出解释学的领域，代之以“对话”、“视界融合”、“协同性”等前所未有的概念，使“理解”在语境本体论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它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系统的、相对的、动态的、实践的、普遍的结构分析方法，而不是僵硬的、教条的、片面的形而上学分相方法。语境的结构性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一个“阿基米德点”，它开启了后现代哲学这一历史趋向，成为后现代哲学最经济、最便捷的分析方法，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构造哲学，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与非理性、主客体的相互渗透及融合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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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语境观的内在特征

从上面对伽达默尔理解语境的阐述、结构及其本质分析中可以看出理解语境的几个基本特征：

(1)主体意向性

既然理解总是处于具体历史、文化、社会等大背景中，它就会具有一定的价值趋向，每一个理解者对特定文本的理解都不会相同，正如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早在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F.布伦坦诺就提出了“布伦坦诺论题”，其主题就是“意向性是精神标志”。他认为心理意向是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本特征，所表明的是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联〔8〕。本质主义所拒斥的心理的、主观的东西在伽达默尔看来正是需要重新加以肯定和发挥的东西。“解释学的探究虽然充满了各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渗透着各种价值论和目的论的趋向。”〔9〕语境成为展示主体价值趋向的认知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的偶时意向在对意义的理解、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相对于具体语境而言的主体意向性，正由于它受深厚背景的约束，就不会因为其偶发性而陷于“主体的任意选择”和“心理主义”的幽灵中。说到底，理解尽管有其意向性，但绝不是主体的随意发挥和任意想象。

(2)理解对象的自主性

这一特征是理解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任何一个特定的理解对象都是在具体环境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它有着不依赖于理解主体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主性，但这些性质仅仅是相对存在的，离开了主体的特定理解过程，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本文所提供的语义图景、作者的内在意向与理解者的价值趋向是有机统一的，这种统一当然不是无差异的同一，而是有条件的一致，是一个特定主体之间的转化过程。因此，把本文的自主性与理解主体的价值趋向对立起来的态度是不恰当的。在这个意义上，在理解主体的理解过程中，“理解的要素和情境中的存在辩证地对应着。”〔10〕从而使得带有主体价值趋向性的意义意向要求获得某种可能的映射，以达到具体的“意欲语境”。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意欲语境是特定认识主体的确定地可选择的本文语境，只有经过这样一个主体意向的语境转化，才能以本文的自主性为具体认识的起点，才能真正实现“解释学的目的就是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方法论要求。

(3)实践性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是关涉人、整个社会存在的根本大法。其任务是要理解社会的整个现实，并把各种知识并联到统一的社会意识中，达到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正是解释学本身的这种使命，有人把它定义为“捍卫了实践理性和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理论，从而注重了其广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因此，理解所蕴含的实践性是必然的，理解主体的心理意向性决定了它要将自己特定的视角应用于对象，使被理解项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自身的具体化。旧解释学认为一个文本讲给一个特定的人与它“属于所有的时代”没有什么区别，而新解释学的要求是：每个文本必须根据理解者的目的来被理解。目的性内涵于所有的理解情态中，正是在这种情态中，理解者内在地发现了其自身在进行理解。比如，“一个命令只有在它被某人服从时才存在。理解命令就意味着将它运用到它所适合的特定情境中”，〔11〕从而使一个命令具有了特定的语境。

进一步讲，理解是要阐明一切知识对我们世界经验的总体关系，因而它是存在的基本特性，而不是任何一种方法或技能。在这里，“哲学的解释转向是一种实践的转向，一种支持实践向心性的转向……在大陆哲学中，这种‘实践——解释’转向被看作是哲学的解释学”。〔12〕解释的实践性决定了它与其背景语境的一致性，是与“当前活生生的现实”相谐调的。

伽达默尔理解语境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语境的环节，通过自身方法论功能的充分展开，去创造实现社会理性的条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融合与平等对话。真正的社会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理性与道德理性、政治理性等各个领域中基于人类共同性之上相互协调的理性，它克服了科学理性的独断性，以人类的实践为基底，运用语境方法恢复人类逻各斯的共同性，从而为人类的认识打开一个新的视界，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4)动态性

语境的不断生成、变化决定了理解活动也非静态的，语境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决定了理解活动本身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传统的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反对理解活动服从于不断的变化和分解，认为变动不居的主体、语境不能成为真正的理解，倡导以不可改变的、永恒的对象、本文为标准，使得共相在绝对的方式上为理解提供客观意义。这样一来，对一文本的理解完全可以是一次性完成的，无须再次以不同的主体对它进行重新理解。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恰恰证明，对象的确立正是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进行的，“一个对象应当在不同的条件或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差异或展示出其未预料的属性”。〔13〕我们不可能也无须求助于理解对象来消除理解后果的差异性，丰富的语境本身已经为理解设定了灵活的、生动的、可变换的可能世界，语境的动态性决定了理解永远是在进行之中，理解活动永远是开放的、创造的、永无止境的无限生成过程。

(5)相对性

与以上特征相联系，理解在失去其客观性标准后，就摆脱了数千年来哲学思维的同一性模式，变苍白单一的世界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变旧解释学文本的封闭性为文本的开放性，体现了一种“文明的、启示的、智力的、显现的”文化特征。理解语境表明“没有一种合理的观点能证明世界可以呈现为一个绝对单一的事实”。〔14〕一切都是相对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特定的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有效性条件。一言以蔽之，“真理的标准是依赖语境的”。〔15〕

(6)整体性

理解语境的结构性决定了理解各要素的整体协同性，它消除了传统认识中那个泾渭分明的界限，使理解活动呈现出立体的、涉及整个社会不同层次的全方位的互补与交流的生动历史图景，结束了“思辨”、“逻辑”、“客观性”等概念长期一统天下的局面，代之以各种科学间相互交合的流动的整合效应。

(7)普遍性

早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理解就已经“不再是他人背后的思想行为，而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激动”。〔16〕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理解经验是人存在的本体，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赋予解释学以本体意义。理解与人的存在是同一的，凡有存在的地方便有理解和解释，而理解有语境就像它有时间和主体一样实在。语境的本体论性导致了理解的普遍性意义。

(8)消解性

从理解语境的普遍性可以看出，理解并非仅仅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联系，不是主体能动地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客体的某种主观精神活动，而是一种关系、一个过程，无所谓主客体，它是理解者与本文、我们和传统相互交融的语境统一，这就是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界，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扩大，它们之间的不同与差异不断产生磨合，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视界，这个新的视界既包括理解者的视界也包括文本的视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彼此分不清楚了。这一理论彻底排除了预告设定主体在先或客体在先的先验主义，真理不再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符合，它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海德格尔曾说过：“真理根本就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7〕它是多元的、相对完满的。

伽达默尔理解语境观的重大突破就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认识上的基础主义，反对独断与“思想霸权，”恢复了理解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但他在批旧解释学以及以往客观主义的流弊时，过分强调了理解语境的方法论功能，使意义不免带有某种约定论的色彩。事实上，语境的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完美的，它不能离开其它方法而孤立地发挥作用，只有在与其它方法的相互渗透和互补中，才能获得其恰当的地位。

同时，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理解方式，使人类的思想以较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去领会那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意义与真理，不仅在哲学领域开一代风气，而且他把解释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的许多领域，重新刻划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倡导一种宽容的态度、谦逊的德行和开放的胸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理性的重建。但他由此把自己的解释学看作是一种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法则来指导人类的实践，就难多有失公允。正如他在评价旧解释学时曾说：“它们本身是一种有限的真理价值，但是它们一旦想把握一切现象的总体，想成为完整的，它们就立刻损失了这种价值。”〔18〕这难道不也是对他自己解释学的评论吗？

收稿日期：200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