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了通缩与否的大辩论,这些基于经济数据的讨论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是否准确也存在巨大争议。经济数据总是能够反映一定的经济现实,但不能反映全貌。

前两周,作者离京南行,基本就是周末的时间,看到的情况,与最近热烈讨论的各地旅游现实完全一致。只要是见诸于抖音、小红书、携程等平台的网红打卡地,无不人山人海,排队而行。这还只是平时,并非大的节假日。有小店老板讲,如今看网上说“百业萧条”,但似乎唯独旅游旺盛,累得人都不想动了。最近大火的淄博,其实只是当前人潮涌动的一个缩影。
从自身感受而言,以往并不喜欢人多的旅游,但在疫情之后,内心开始觉得人多热闹挺好的,只是单纯不喜欢排队和堵车。官方应当尽快研究疫情后人们心理状态和消费欲望的变化,并以消费需求为指针,大幅调整政策,方能彻底释放人们的消费欲望,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作者以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消费需求不足,而在于存在诸多消费限制,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或者说,消费需求已经发生质变,但各种限制措施太多,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就此而言,作者仅以一个疫情前每年经常出行的普通消费者的视角,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新的线下消费需求已经形成
疫情管控对人们出行的限制,各种约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心理。
放开之后,线下出行需求急剧爆发。人们并不希望在虚拟的“元宇宙”中成为数字替代品,更希望利用并不算长的人生去体验真实的世界。
珍惜生命,应当被重新诠释为“丰富生命的内涵”。
这种疫情后群体性内心需求的转变是新消费从线上转向线下的主观基础。

二、基建成果让线下新消费需求得以满足成为可能
普通人的消费欲望无非吃喝玩乐,再往上一点,就是体验不同地区的景致和历史文化。
过往二十年的基建成果让人们拥有几乎全球最为便利的出行条件,公路、高铁、航空覆盖全境,网络基建使得人们不再惧怕去到陌生的地方,短视频、旅游平台让人们拥有大至省市、小至乡村的出行选择。各地兴建的基础旅游设施,甚至在当地看起来并不新奇的景致,对外地人都充满了吸引力。过往十余年沉淀下来的地区性博物馆,在线上历史视频、文字作品的推广下,让这代人不再像之前的人们那样,只能从书本上了解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坦率地讲,全球并无几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许多中小型城市的博物馆都能有上千年的文物和历史叙述。
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它的真实价值远未被挖掘出来。
三、线下需求的释放也在并将继续重塑线上
文化输出是一个国家经济体量变大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但与经济体量相比,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到目前为止并不成功。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影视作品缺乏全球性的心理共识,基本不可能成为文化输出的合适内容。与影视作品外输失败相比,更具全球性文化心理共识的网络游戏却顺利走出国门,影响海外年轻一代。在40岁以上欧美人对中国大陆印象变差的同时,西方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印象却并不差,其中原因是否是因为不同年龄群体接触的中国大陆文化载体不同,深值思考。线下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将继续重塑线上,应当加速这一进程。
四、抑制新消费需求的几个方面
1、在人口总体减少的情况下,各地线下的本土消费已达极致,但异地消费快速兴起。换个视角看,本地的消费供给能否满足异地前往的消费需求,是本地消费能否实现增量的关键。这些线下供给除了足够的餐饮和住宿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资源。各地聘用几个历史、考古专业的学生,或者聘用能够研究当地地理环境的学生花不了几个钱,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才能提升一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消费品位,吸引更多有消费能力的人前往。

2、如前所述,人们有旺盛的异地出行消费需求,但现实存在抑制这种消费需求的制度约束,其中最重要的是死板僵化的节假日制度中国大陆的法定节假日每年只有11天,为了凑成“大假”,拆东补西,人为制造出行高峰,使得各地负载不堪、人满为患。美其名曰“消费释放”,其实站在消费者角度看,完全是无奈之举。因为出行时间十分有限,导致大假出行无论从住、行价格还是消费体验来看,都难说出一个“好”来。错峰出行留给了老年人,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并不强,这种安排与其说是在鼓励消费,不如说是在抑制消费。现实的看,最有消费能力的“有娃一族”,除了寒暑假,根本无法动用“年休假”。但中国大陆各地最好的消费季节难道是酷暑与寒冬吗?
官方某些机构的一个解释是,要推动“年休假”制度,如果算上“年休假”,人们的出行时间不会少。这完完全全是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如果中国大陆真能像欧洲那样严格推行“年休假”制度,那人们还会十几年如一日的抱怨休假时间太少吗?既然连朝九晚五都实现不了,那还谈什么实行全民“年休假”呢?假日制定机构只负责确定每天哪些日子为假日,剩下的锅都甩给劳动保障部门,认为“年休假”制度执行不力,对真实的休假情况不闻不问,对现实的大假压力不理不睬,对因节假日死板僵化而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能释放漠不关心,对人们每年对所谓“大假”的不满不予正面回应,这不是官僚主义又是什么呢?且不说,现实地讲,多一些假日,对很多行业、很多企业并无什么影响,各家单位每天上班有多少人在摸鱼,难道心里没数?是让他们摸鱼更能创造价值,还是让他们消费更能创造价值,这个问题难道很难吗?
五、新型出行消费形成是区域人口结构调整的关键
过往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进城、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以向中心城市迁移为目标的“城市化”导致了诸多大城市病出现。高端产业并非以当地存在巨量人口为前提,如今卡住中国大陆部分产业脖子的海外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并不坐落在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大多数人注定与“高科技产业”终身无缘,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满意的人生。过往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流出地提前进入老龄化,而流入地能够提供的经济条件和发展空间对许多人而言并非足够好,所以才在过去十年出现了从一线迁往二线的人口结构调整。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消费是直接相关的,如果当地常住人口减少,那么可以依靠吸引外部前来消费改善这种结构,当形成一定规模后,本地就会出现符合当地特点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将形成更多常住人口,从而逐渐调整整个国家的区域人口结构。这个过程是建立在满足消费需求基础上的,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强制迁入迁出造成的,因此也会受到各方支持。
六、打破决策部门壁垒是释放消费需求的关键
庞大的消费需求就在眼前,只要愿意俯身询问具体的消费者,就知道人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此而言,中央层面解决工薪阶层真实节假日太少的问题,解决有娃一族只能寒暑假出行的问题,地方层面增加各类消费供给,就可以快速迎来国内线下消费的进一步爆发。这不是某个部门单方能够决定的,它与文化、劳动、教育部门都相关。关于文化产业的诸多限制,应当尽快减少,应当释放更具全球视野而非更具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本土文化产品供给,这是一个经济大国的必由之路。

解决上述问题,其实并不难。如果不难的问题都久拖不决,也就不能怪人们总是要谈论通缩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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