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故国春早梅自芳

我的早恋是从九岁那年开始的。

那一年的春节之后我升入小学三年级，在1970年代中期，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尚未结束，但运动后期的社会激荡已是强弩之末。好在我正值少年，所有的迷狂还有时间去清洗和祛魅，那些青少年时代特有的精神飞扬才刚刚开始，于是我随着这一年的早春走进新的班级。但我依然对功课

没有兴趣，张铁生、黄帅才是我的偶像，他们那种反对师道尊严的叛逆令我神往。我的那种在学习中的逆袭是在升入四年级的时候，此时我的主要兴趣是跟在高年级的同学后边逃课、上树、与邻村的孩子们打群架等。在打群架时最有英雄感，可以活学活用从黑白电影中学到的各种战斗知识，可以模仿电影中的情节进行组织、演练、对决和驯服“俘虏”，当然，参与打群架的双方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在“战斗”的间隙，听得最多的便是高年级的同学讲起女生的秘密，他们讲起这些来远比功课生动有趣，那种一脸一脸的淫笑似乎已经是“先进”工作者。

在这种引诱下，我的性别意识得到了唤醒，女生对于我来说显得更为神秘，那种由道听途说得到的经验打开了我少年之心的想象。本来，我对女生有一些生理方面的困惑，因为我从小没有姐妹，并且在同辈的家族中也没有堂姐妹，这在那一代的青少年中是少有的，那种客观方面的欠缺与不同给予了我“探寻”异性的好奇。与那些伟大的作家们的个人经验一样，遇到异性会有神清气爽之感。我想，这大概是造物主给人类设定的特殊装置，以保证其种族的繁衍不疲，这么想的理由还在于以便摆脱自己是“好色之徒”。

当时班里有位女生坐在前排，我因个头高，自然是最后一排，这种好处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可以搞其它动作，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检阅所有女生的背影、发式、衣服以及她们的体态，最后认为最前排的那位女生最能吸引我。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使我不愿再跟着高年级的同学逃课去打架，也不愿过星期日了，只愿意多在教室里上课，这样望着那位女生的背影可以展开宽阔的想象。其实，不用过度解读我当时的心绪，那个年月对于女生的兴趣还是古典状态，总是与传统戏曲故事联结起来，同时把自己代入进去。正如歌德所言，“青春期的初恋都是纯粹精神层面的”。甚至在少年时期的这种想象更为狭窄，很难进入实质性的福地，对我来说，多是把心思停留在观察她们的眼神、微笑以及被我们恶作剧之后那种回眸的愠怒。这种心理作用的特殊之处在于，可以把她身着的衣服想象成一种完美的搭配，那种颜色、款式、布纹的肌理可以装进去整个少年时代的懵懂。然后就是仔细观察她头上的两只羊角小辫，感到这种装束是当时黑白电影中的经典造型，似乎也是专门为她设计的。所谓“色不迷人人自迷”的心境也便如此，在少年的心中还没有世界的海阔天空，偏于一隅的时空中，异性的衣袂中会收拢我整个的精神世界。

由这种暗恋开始，上下学路上或课间总是找机会与其打闹、追逐或游戏，每次近距离的嬉闹便在心中荡出莫名其妙的涟漪，甚至因此而招致呵责也感觉一种激动的涌流。这时候不敢随便表白，只是把暗恋转换成调谑的形式，这样可以掩盖自己怀有的不轨心思，以便保持自己的“纯洁”形象。多年之后，读到鲁迅在《唐朝的盯梢》中引用了唐人《花间集》张泌《浣溪沙》中的诗句，感觉颇为传神，几乎写尽了我当时对她追逐的情境。“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眠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佛洛依德大师对此有更为深入的发现，他认为未充分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它们只是被压制，将在未来以更怪异的方式涌现出来。

一次放学时同学们互相追逐打闹，我便扯住她的上衣后摆，以致把她摔倒，她起来后在我背上狠狠打了两拳。这一打不要紧，感觉这两拳有种过电的热流，不仅没有痛感，还让我仔细品味到女生与男生不一样的力道、角度与节奏，那种朦胧中的性别初绽可以激发对方的潜在豪情。这种由自己点燃的心中的喜悦必须自焚，化为灰烬，否则，它会使自己的情绪彻底灼伤，进而由燃烧导致精神的高度缺氧，那种空虚、无聊、失落、无处安放的本心便是一种相反的行为表达。这种追逐和自取其打便是为了使激情得到宣泄，因为它无法在一种激情膨胀中原地消散，它在某种喜悦中颤抖，以一种无名的狂喜来寻找“受虐倒错”效应。与此相比，那些语言表达仅是不饱和的心灵自述，只有受虐才能完备这种隐喻形式，它寻求的不是认同，而是一种体验中的升华。难怪尼采曾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说，“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对于这句话，连罗素也多有误会，他认为女人会夺去鞭子，所以，尼采最后躲避了女人。其实，这句话的真义是，带上鞭子是故意让女人夺去的，他自己愿意享受那种来自女人的抽打。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随着天气变暖，我们也在逐渐甩掉身上的棉衣，但还有同学带着冬装，以防天气的反常，这里藏着家长的影子，单凭我们来说，是不会如此的。一次课间，同学们都往外奔跑，我从后排也绕到前门出去，正好经过那位女生的座位，她早如羚羊般跑出去，留下一个黄格子棉袄外套放在座位上。我在与此擦过时，突然闻到了一股水果糖的香味，这种味道不同于男生，也不同于其他女生，因为大部分女生身上散发一股劣质香皂的味道，而她衣服上的香味竟然令我心醉。这种香味是对男生低级欲望的驱逐，它很容易让你把它的主人与鲜花的芬芳联系在一起，或许男欢女爱具有古老的观念，但正是这种香味解构了我的偏见。正因为原有的低级欢乐被移除，那种女生身上特有的魅力以新的角度扑面而来，使我进入一种审美状态，由此唤起的不是生理的欲望，而是美好的不可言喻的瞬间。

李白有诗为证，“秀色粉绝世，馨香谁为传”？可以说，原来对于女生的好奇、生理的冲动都是出乎人的本能，而这次偶然的香气袭来，则是让我与审美对象确立了新的关联，这不是两种物理性存在之间的关系，其中的香气唤起的是对造物主杰作的惊喜。难怪汉代的司马相如动情地写下：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

由于这位女生在当地来说家境优渥，其父原在某省重要权力部门工作，后为离家更近而调回县城，其母善于社会活动，也为她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比起我们来，她衣食无忧，发育良好。尤其是她的母亲常能成人之美，不断有人为其买些时尚的衣服，这时有在省城工作的年轻夫妇为表谢忱，专在石家庄人民商场为其买了一件红衬衫。这种衣服的款式新颖，质地精良，做工考究，她穿到学校后马上就成为一道风景，因为那个年代大众还是灰蚂蚁的颜色，偶有女生衣着不同，也难逃那种传统的花鸟鱼虫图案，而她的这件红衬衫，红的纯正，红的没有一点儿瑕疵。这一下更加引起了我的激动，在她的晃动之处，我的精神彻底崩塌，像一团火已经点燃在少年的心中，每当想起她的名字，便出现白居易的提示，“风吹仙袂飘飘举，又似霓裳羽衣舞”。

虽然我已经深陷在暗恋之苦中，但我感到她并未注意到我的心思，或许由于她当时为校花之故，已经习惯了各种赞美和关注，而我当时除了具有内心对世界的惊奇、疑问与困惑，尚没有外在的特别之处。于是我暗下决心，首先从功课上超过她，并为此立下一个短期目标，还把不知从哪儿抄来的“是日已过，命已随减，当勤精进，如救头然”写到我的课本封面上。或许，这正是为社会交换学派大师布劳的论证提供案例，因为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说，“爱情就是内在吸引的极端情况，爱是相互吸引、相互依恋的发展过程，它从第一阶段的自我呈现，发展到相互吸引，最后是人格满足和亲密满足，不断循环递进”。

由于我原来根本无心功课，成绩一直处于末位，只要稍加努力，在这个学期末已经跃到前茅，这时候，她还是第一名的位置，但我感到在三年级结束或在四年级时完全能够超过她。这时候，我一方面赶上了功课，得到了老师的夸赞，一方面还是被这种暗恋所折磨，这便是古典文学作品中普遍的青春症候，虽然我尚在年少，但这种心理疾病过早地来到了。只有经过这种青春症候的人才能充分体味到李白的《长相思》，“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以及那种百无一计的情仇，“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为了排解这种苦闷，我便在草纸上反复书写她的名字，把一张张用记账薄的反面写满她名字的纸条塞进教室里我座位旁的墙洞里，我始终不敢向她表白，只希望这些写满她名字的纸团能够经历几百年之后，让未来的人们在拆毁房子时有发现的惊奇。

可惜，这排教室在我们小学毕业后没几年就已全部拆除，当时并未听说人们有过什么考古发现和惊讶，我想，在拆毁的当时，除了残砖断瓦，便是一团尘烟。可是在那个墙洞里的确藏满了我反复写给她的古典诗句，写的最多的便是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少年的执着是认真的，这种心境已经远不只是对异性的追慕，而是综合、消化了能够接触到的文艺作品的间接经验，并成人化地想象了一种符合自己愿望的可能。或许便是李商隐的那种，“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根据后面发生的故事，在成人之后我多次分析当时的这种心理现象，除了人的本能冲动、局部经验、情境突破的渴望等，这种单相思带有想象的原因，它是人的一种自发运动。歌德说，精神总有一个特性，那就是精神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可以说，想象成为内在原因的一种释放，并为无法突破的困境寻找无效的表达方式，在单向行为中完成对情绪及其推理的解释。因为这种想象建立在一种推理之上，这里有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凭借逻辑的纯粹，而事实的真理则是凭借经验。或许当时这两种推理都是存在的，只是年少的推理带有更多的情绪色彩，对推理的真理检验是矛盾律，而对事实真理的检验则是充足理由律。由此看来，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真理，因为否定了它就必然陷入矛盾，但它并不一定必须对应某种存在的事实；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而它的对立面是可能的。在这种固执的想象中，我当时坚持认为，只要菑畬稼穑，何天之衢，便不至于背履衹毁，在精诚所至之时必然维之亨之，行有尚之。

有一天，放学后她迟迟不走，正好赶上我值日，虽说日夜暗恋，而一旦直接单独面对时，我又有些紧张，这时候，她突然走到我跟前塞给我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她转身匆匆走后，我压着夸张的心跳打开，上面写了几句诗，“山有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我始终不知出处，或许是她的原创，“假若有心，不要把心抛弃在脊背上，要海枯石烂，永不背叛”。这些写在70克纸上的蓝色字体，清秀隽永，仿佛为我敞开了一个神秘的情感世界，转换了我看待世界的单一方式。我把信捧在手中，闻了又闻，仔细品味那种由她传递而来的特殊香味，在我端详的出神之际，这封信的纸张、字迹和颜色哪儿都带有她的模样和信息。在少年时代，异性可谓最神奇的老师，它会有效地克服与修正自身，如果正好是理想的路途，这无异于一种动力的风帆，正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在我对她暗恋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收到了她的信，信中虽然主要抄写了几句古诗，但意思很明显是在与我确定一种关系，而这正是我的激动与感到神奇之处。这种现象按照民间朴素的说法是精诚所至，有孚挛如，而按照现代解释则是量子纠缠，或许其中传递了某种能量，在我们知识的局限之外，那种浩瀚的未知正是人类乐趣的动力所在。为了给她回信，我回家翻遍各种书籍，为的是能在文字上闪出光芒，在没有网络，又没有多少课外读物的年代，要能够寻找合适的词语拿来使用着实不易。但事情有时就是如此巧合，或在困蹇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突然看到家中挂面封是用《科技日报》做的，正好这一块的副刊上有人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评论《红楼梦》的一个片段，其中有曹雪芹的“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著，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下好了，文章中还引用了卢照邻一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我把这些悉数抄用，虽不能尽解其意，但在朦胧之中能够知道是在表达我的情意与决心。

这种为了完成表达而进行的努力，展开了我最初的对于文字的感觉与训练，它使我从日常的口语思维方式转换到书面语言的秩序与结构中，并使我主动从其多元性的文字表达中体验到世界的丰富性，使之成功拦截由生命的原始冲动而携带的各种鲁莽。经由从此开始的文字训练，我自觉地把事物的客观限制带进一个思考的世界，以此抵制那些事物被庸常的注解、压缩、删节与变形，情若络绎，茕茕孑立，这真是一个过早而又青涩的审美之维。

在人生最初与异性的情感交往中，个人的独立价值是在消亡中获得胜利的，它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心理感受，这无异于在宣布自身对一种想象之维的服从，他本身已经无法独立地存在。这里在情感方面消除的似乎是自己独立存在的形式，它的消除只不过是某种具体独立的隐藏，而他目标展开的逻辑本身并未消失，所以，这种青春期的过早症候则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动力。这种交往方式深受古典主义爱情价值观的影响，它是反现代的，它是嫁接在传统文化及其民间价值基础上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净化与反思，因没有实际的物理性接触，在情感层面的交流，实际上成为在情感裹挟之下自我人格的再造。

我精心的回信远比作文认真多了，打了草稿之后又反复抄写两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并把纸张折叠成传统书信的方式，然后找了个机会给了她。回信给她之后，虽说完成了一件重任，但新的压力又马上袭来，就是我开始观察她收到信的状态，想象她在阅读到每一个字时的心理反应，不能知道相同的文字对于不同的人有着怎样的心理感受。我肯定希望她能被其中的文字所点燃，或许当时已经点燃，只是希望她烧的更旺，能有与我同样的感受，初尝相思之苦的少年岁月根本没有经验和能力来化解这些。曹雪芹曾有“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的感慨，但这不及韦庄说的更为贴切，“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这时候，我只有经验的推理，因为经验来自直观的知识，它关联我们内在的确定的直觉，因此，确信她看过信之后，一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少女之心，柔情如梦，含苞欲放，只待佳期。

在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转眼就结束了，然后便是一个很长的暑假，虽然我家距离她家不足300米，但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除了每天每家的事情安排之外，便是暑假作业等，何况当时的这种交往是绝对的地下秘密状态。当时还没有过多书信往来的经验，所以对书信的往来没有频繁的要求，只需对方的一个表态之后就可以确定终身，其中几乎也不需要什么其它花絮，只在心中确信李之仪的“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即可。为了能够遇到她，我时常在我家门前的古井旁伫立，因为前面便是一条小河，这里往西走则是她家的门前，在夏天的日子里，古树云平，亡端靡际，砥原远隰，带天有匝，东边陂池潜演，两河通脉，小河之中栖波水鸟，水化之虫，在貌似嬉戏中号躁惊聒，纷牣从容。我经常站在这里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遇见她，有时还真是神奇，只要感到能够遇见她，出门后还真是看见她在河边走动，那件火红的衬衣被风吹起的下摆似乎能够沉鱼落雁，瞬间，我的心中如遭电击，她也翘首向我这边远望，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一方面避免被各自家长识破这种地下状态，况且她的家庭背景属于根红苗壮那种，而我的祖辈正是他们当年的革命对象，一般来说，那些红色家庭则像躲避瘟疫一样来对待昔日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那个年月的少男少女交往深陷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古典模式，只要在精神上有过承诺或默许，则不需要频繁的日常往来，何况她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这种信诺根本不在于朝朝暮暮，只需要“海枯石烂，永不背叛”。可以说，少男少女的这种早期交往是纯粹的精神现象，这里所理解的爱情如同数学模型或哲学对世界的描述，它并不探究具体的生存方式，只在情感想象中来组织我们的经验世界就已经足够了。

过早地初尝思念之苦与这个年龄有着巨大的悖杵，但它压制和消解了其它的生理欲望，为了进入一种理想的范式，用想象在收纳和处理日常的一切，或许这是早期的启蒙与自律的开端。我在夏日的假期经常徘徊在河边，但见河水滔滔云茫茫，美人不来空断肠，或如戴叔伦所言，“鲁沈雁杳无涯路，始信人间别离苦”。这种思念与愁绪同时也受到古典主义和文艺作品的影响，那种旧式男离女别的丰厚资源潜藏在人生的初始，加上民间传说在农耕时代给人们提供了宽阔的想象和心理慰藉，很容易把对方代入进去。在科塔萨尔那里，文学艺术是特定形式的无礼与挑衅，正如精神分裂是对生活用品和喜怒哀乐的重新分配。

这时候我看了一部刚刚解禁的黑白电影《朝阳沟》，在艺术作品贫乏的年代，这部河南豫剧老电影让人们趋之若鹜，街头巷尾传颂不已，因为其中的男女爱情不同于刚刚亢奋鼎沸的革命歌曲。我当时对这部电影也是如痴如醉，感觉其中的银环就是银幕下的她，于是把她的一颦一笑全部代入其中，甚至把她的母亲也看作电影中银环的母亲，我反复琢磨、演练电影中栓宝教银环锄地的情节：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回到学校之后，课间总有同学议论这部电影，并有机灵的同学熟练模仿其中的一些唱段，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其中的有关动作，这时候，我都会心有电流，发现她绽开的笑靥更像电影中的主角。

感情的宇宙真是一个艺术的宇宙，但它并非是独立的，它受某种对象的影响，有时犹如神启，当它变成美好的梦幻时，依然具有向导的作用，这时候，它会让你忘掉外面的世界。这种宗教般的超验作用似乎比现实的欲望更为幸福，因为它解放了人的想象，同时，它又是对艺术的无限模仿和逼近，的确，它远离了真实。

马克斯·韦伯曾经反问道，真实就是真理？

如果人们只在真实方面来理解和利用世界，世界的意义肯定会大幅缩水，缺少了想象和虚幻，物质化的世界也会索然无味。这种虚幻的想象也是保持在可感、可依托的事物中，它的溢出效应是抗拒和回避了当时交流话语对于世界的唯一解释，这种存在虽然是匿名的，但是它的存在有效地调整了绝对主义教育目的的压迫。正如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而我们初开的想象与修辞训练则丽乎于早春的萌发，在少年的蓬勃与无畏中，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转眼秋天已到，这是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功课压力，稍加努力就能在日常测验中蒙混过关，同学们依然在各种游戏或者拉帮结派中成长，而我的内心世界已经绽放的比他们广阔、深远，这时候，我的心思并未让他们察觉。一天放学之后，当她走到与我分叉的路口时稍作停顿，我便知道有惊喜来临，她小声对我说，晚饭后在村东桥头等她，于是，我的心开始狂跳，心中有万只小鹿胡乱奔腾，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遭到了电击。当晚月圆如盘，人约桥头，旁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在我左顾右盼、忐忑不安中，她真的来了，此时，我感到身上已经被某种光芒所穿透，每一条血管都加大了电流。由于在桥头相会时旁边有人走过并咳嗽了一声，她便提议往东转移到河岸的打麦场上，这里更为僻静，也更宽阔，我曾在这里观看过灵寿县剧团的武生连翻数个筋斗，还在雨中看过半截动画片《大闹天宫》。现在那座古桥已在近年拆毁，古桥处已变成荷花池，那处宽阔的打麦场也成为小羊时代探爱牧场的核桃林，日月经不住似水年华，这里可是奔涌过我风韵的真情少年。

当晚我随她走到打麦场的最北端，这里正是村东那条河的沿岸，远离了主要道路，虽有一条通向东北部的河边小道，但在晚上几乎没有行人，然后我们俩坐在一堆玉米秸秆垛旁。这种突如其来的约会虽是逝去年代的经典镜头，但因没有心理准备和个人的直接经验，除了不知所措，就是不知所措，她让我坐下来时我便与她保持了一人宽的距离。虽说日夜思念，渴望能在一起牵手，但到这一刻又被坚硬的民间观念所纠缠，尽管阒寂无人，只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但总感到空中有神灵在监督我，对于男女之界尚不敢冒犯。那种自幼形成的朴素观念已经有根深蒂固的作用，无论展开的想象如何广阔与活跃，一旦面临现实，又被传统拉了回来，所以，我总是认为传统具有难以摆脱的磁场。

在《圆觉经》中，佛说，“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智慧愚痴，同是般若；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性”。人的本性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文化的压力，这一点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和表达，这种文化的压迫史同时已成为人类的问题史。正如德勒兹所言，文化意味着训练和选择，所以尼采称文化运动为“道德习惯”，后者离不开用以训练人的铁链、折磨和各种手段。

当我们坐在这里之后，她又突然伸出手来，说看看我的手是否很凉，因为当时已经深秋，人们大都穿上了棉衣，这种瞬间的触电竟然使我不知说什么为好，我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不冷。显然，她考虑的比我成熟，虽然大我一岁，但并不像我只在精神层面想象与遨游，她说在命理上推算，她对我有妨克，我要是不嫌弃，就只能至死不渝，连枝共冢。显然，她的这些知识来自戏曲艺术和民间文化，虽说平日里经常听大人们在有人婚丧嫁娶时议论这些，但也不敢怀疑其中的真假，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想象完全可以碾压这种文化的谶语。也如元好问所言，“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当晚她穿了那件黄格子棉衣外套，我只穿了件黑色夹袄，这也是当年少年男生的深秋标配，在寂静清澈的月光下，在这个小小的古老村庄里，在古桥的河边，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窃窃私语。她说的话远比我多，先说了她的父母不经意间说我有不少阴谋诡计，又说了班里的几个顽皮同学，还说当时的生活与功课，事后回想起来，这既不是十岁少男少女的对话，但又不同于成人。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必须分别回家，因为如此长时间的出来以免家人着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她说她先走，由我断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柴草，还让我为其检查了一下。分别之时没有电影镜头中的各种俗套，甚至连一个握手和对视也没有，似乎是两个老朋友在这里进行完一次约定的程序式会谈，月光之下，话别桥头，若此情可忆，只有满天繁星为证。

当时还远远未读到柏拉图关于爱情的观点，但凭一点儿自我形象的维护和自律，就已经超越到纯粹的精神层面。也幸亏当时未能读到叔本华的“智者永不坠入爱河”，与“一个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这样的劝告，也远远尚未读到尼采的提示，“警惕自己内心泛滥的爱，寂寞的人总会迫不及待地向与他邂逅的人伸出自己的手”。当她远去之后，我才慢慢走向桥头，此时有种说不出的满足与失落并存，因为这种相会是短暂的，而思念则是长久的，望着越来越到中天的明月，我深吸了一口秋天的凉气，即时感到无比清爽。只是“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无论精神上的如何纯粹和是否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肉身都会被它所消解，个人的主体也在其中消失，在这种寂静的夜晚，我的一切似乎已经被这一场相会所吸收。时间成为事件本身，当事件完成之后，时间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刻竟然化作永恒，因为它不会再回归于我们。

这里，我禁不住要引用冯至的《十四行诗选》：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深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初次约会之后的很长时间彼此没有联系，虽然每天上学能够见到，但有种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感觉，这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她是完美的化身，并且占有了我所有存在的空间。难怪雅斯贝尔斯所言，“如果放弃爱你，我的全部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和精神体验，一个自由的想象从此不再是自由的，所有的心绪都围绕她而展开，如果没有在少年时代的这种经验，你就不会相信温庭筠诗词中的艺术真实，“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冬天来临之后，我们一如既往地上学、作业、劳动、游戏、打闹等，这种少年时光也是专为充分利用它的人而设计的，如果离开这种快乐的日常，也就找不到回忆中对自我拯救的关切。这时候，只顾顺着自己的感觉向前，或者说任其自然地运行和发展，当没有反思的时候，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有存在的理由，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论断“没有反思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尚未进入我的精神世界。许多年之后才在伯纳德·威廉斯那里找到当时的精神依据：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和摧毁我们许多真诚的愿望，因为它会把原本丰厚的东西变得贫瘠。

冬天的乡村寂静得有一种无法承受之轻，没有虫鸣，也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所释放的噪音，电视尚未到来，这是古老农耕画卷的最后结尾，也是大自然对人们回眸一瞥的抚慰。我因“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白居易），在夜晚走出家门，经常到街口呆呆地伫立，为的是能够遇到她。这一年冬天，我学会了制作炮仗，也就是俗称的“二踢脚”，我让与我家要好的黑毛在工厂给我制作了炮座和炮锭，我分别用黑药和黄药制作不同的上下两头，很快我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我做出的炮仗第一声厚重有力，第二声爆破音辽远清脆。开始时，我每做出几只，就迫不及待地到院里试放，我的父母阻拦不住，也就放手不管了，每当试放成功，成就感油然而生。这时，如此清脆的炮仗划破了乡村冬夜的宁静，我坚信她已经听到了我在夜空的问候，于是便出门看天。有时我专把炮仗朝她家的方向倾斜，这样第二声可能就会在她家的上空炸响，那些纸屑则会飘落在她家院里。有一次我确实看到炮仗的第二声在她家的上空炸响，然后纷落下漫天的星星点点，它们一定带着我迫切的愿望，像是宣告我情思的精灵。

或许是真的感应到了我的心思，一个宁静的夜晚，当我出门走到街口时，她果然从月光中走来，快步走到我跟前，塞给我一卷70克的书写纸，然后转身离开。我真是恍然若梦，抱起那卷纸赶快回家，左品右看后久久不愿放下。当时写字用纸一时奇缺，别说70克的纸，就是52克的纸也很难买到，这种精诚所至而出现的结果，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本来，我自幼对纸张有着特殊的亲近感，总是愿意闻见纸墨的清香，也从来是把纸墨文具当作宝贝。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心思的，有一天，她竟然又给了我一大卷牛皮纸，显然这是让我制作炮仗用的，我更是如获至宝，因为用牛皮纸制作的炮仗要比报纸更加劲爆。

有了这一大卷牛皮纸，极大地满足了我做炮仗的原料需求，很快我就做到了100支，几经试验，没有哑炮。有了这一大卷70克的书写纸，抒情的物质条件算是具备了，由于传递书信的不便，又需要把每天的情感表达出来，我便试着写诗。对于写诗根本没有经验，只有对古诗的一些机械阅读和嫁接，常听老师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对于这种说法我是相信的，我把它看作某种武功秘籍，如同精诚所至，则会感动神灵，写诗也是如此，其中必有神助，然后我就尽可能地寻找一些诗词进行背诵和模仿。我还听我的母亲说，在夜里拜文昌星就可以文如泉涌，于是在我家的小院里，趁着夜色没人注意，我也多次向天上的星星祭拜，祈祷它能够赐我予滔滔不绝之灵感。

在临近三年级结束的一个星期天，我去黄壁庄镇买了一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扑克牌，上面每一张图画的下面都是用诗句描述，感到通俗易懂，比古诗词有趣多了，于是我便进行模仿和改写，这一下，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掌握了便捷的路径，思路也就打开了，我不但用这种形式进行抒情，还把日常的学习、生活及其各种现象套进去，并把一些写好的诗拿出来让同学们看，于是一个“校园诗人”由此诞生了。当然，一个不到十岁的少年所写的这些最多只能算是顺口溜而已，根本无法称之为诗歌，但我从中敏感到押韵的方法以及词语的排列与重新组合，可是，这些对于我的同学们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

少年时期的经验都是直接生成的，很难间接地接受其它，以这种诗歌的形式产生的是表达直接经验最便捷的方法，借助语言的引导，我在这种大量的书写中训练了对世界独立的刻画，后来的这种抒发主要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感动对方，或许，这正是文学艺术最初的方向。如同我们今天的诗歌阅读，优秀的作品能够从中读出他个人的独特经验，这种表达并不是为了与读者沟通，而是在语言引导中让自己更加生动地感知和认识世界。

过早地陷入这种写作的自觉后，我便开始用语言来梳理和归纳自己的直接经验及其对世界的感知，虽然并不明白语言本身的作用和误导，但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日常生活所未能提供的乐趣。尤其在同学们的赞叹和激励之中，我便把大量的习作拿给他们看，尽管我极力隐藏心中的秘密，但最后还是被他们察觉了，于是有的同学开始起哄，有的要我请他们吃糖。我只能一再辩解诗中的抒情对象只是虚构，其中并没有具体的所指，我还反问他们，难道真有牛郎和织女这两个人吗？杜兰特说，“文学作品常常是被击败的战士的复仇之声”。这句话有些绝对，但不乏道理，关于爱情及其男欢女爱的作品占据了人类文学艺术的半壁江山，它们大都是对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想象或补偿。清代张惠言写给其学生的《水调歌头》便具有如此意味，“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闲来阅遍花影，惟有月钩斜。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可以说，在这种最初的文学自觉活动中，依靠语言对自身的经验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对日常的知识和观念进行了反思，利用诗歌进行抒情与表达成为一种存在合理性的来源，也是对个人心理纠结的外在求援与自我辩护。

这种最初的文学自觉由于远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和规训，它停留在一种朴拙的纯粹真诚之中。不像之后的专业写作，使本来纯净的个人表达转变为一种共同话题，并把专业训练的功能带进个人的思考，成为一种带有门槛的学科背景，从而失去生命中原始的奔放和粗粝，弱化了相应的价值。如果说，这种最初的文学表达更接近它的起源，那么后来专业化的表达在理性与技巧的掩饰之下，潜藏了各种心机的杂质。

升入四年级之后，我的学习成绩高歌猛进，不经意间已经完全掌握了小学教科书的知识设计，并在每次考试中遥遥领先于她，但她始终排在我的后面而没有后退，这时我的想象力大开，思维更加活跃，尤其在数学方面几乎未能遇到难题。之后便在片区统考中稳稳胜出，这种光环使我在她面前更有信心，这时候，与她之间的书信多了起来，她的妹妹竟然成为我们之间的忠实信使。在四年级的暑假，由于不能每天在教室里见面，“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李商隐）。有一天，我正在家中苦闷写诗来释放胸臆，突然听到她妹妹来我家，当时她妹妹还不足四岁，说是她姐姐叫我去她家有作业难题需要请教，这是一个回避家长盘问的最为恰当的理由。我一时激动异常，便跟她妹妹来到她家，进门之后，见她下穿绿色长裤，上穿红色衬衣，此时她的上身已有明显的性别轮廓，她的两条羊角辫已经改成了一条扬起的马尾，显得活力十足。她的笑容似乎蕴藏了千万个太阳，一下子让我感到浑身灼烧。

其实她根本没有什么难题请教，只是用这种形式光明正大地见我一面而已，在此，她提出与我交换一下文具盒，这自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互换信物，或者交换自己日常的用品应该是前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表达模式，它的意义取决于双方都沉淀在物品上面的个人信息，并在不见其人的情况下感觉他人的灵魂及其温度。我的文具盒上面有上海外滩的画面，她的则是一个迎着晨光招手的女生，打开之后便有课程安排和乘法表，盒底垫了一层纸以便保护金黄的漆色。今天看来，人的心灵仅仅是并且永远是就自己的直感进行推理，这里并不考虑那些抽象的观念是否能够真正与所对应的实在有什么具体关联。贝克莱也认为，当我们尽全力去想象和推理外部物体为我们所依之时，其实一直都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观念。这仅是一种内部主观的状态，而不是所依的物体真的能够成为关联我们情感的证据，这是一种原始的习惯倾向，也是物体对人的行为边界的吸收与征服。

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十岁，这是1976年，众所周知，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地动山摇的大事，人们为执信中的崩塌齎咨涕洟，心无所寄，若“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人们一方面奔走相劝，一方面又议论唐山的空前灾难，谈到前者时如丧考妣，时光带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和希望，“匪风发兮，匪车偈。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对于后者则多是五味杂陈，己安为幸，争相打问去抱养孤儿的渠道，以解膝下无儿少女之忧。

这年夏天，我在奔跑时突然感觉腿疼，我的父亲领我在省二院等多处检查未能找到原因，母亲为此让我休学，然后四处打听民间秘方。后来不治自愈，多年后经我推想，当时很可能因为成长中缺钙所致，只是当年没有这方面的医疗经验，导致母亲无奈去寻求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在这一年即将入冬之际，民间开始盛行扶乩，说是能够答疑解惑，预知未来，上能知晓国家大事，下能提示良辰吉日，此举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廉价的宗教方式。有一天晚上，有两位与我家要好的高中学生找我父母试验这种道家秘法，我自然参与其中，目的是一探心中所藏的究竟。晚上8时许，他们与我的父母在我家中堂堂桌的上方摆了一张当时家家户户都会张贴的大头像，然后盥而不荐，有孚顒若，又用三根香烟代替香火，桌上撒了一层玉米面，将一只筛面的竹箩倒扣过来，在箩沿一边别上发夹，然后让我与另一人用手托住一边。这个步骤完成之后，先进行几句祷告，大意是对某某先生进行一番奉承，然后就可以提问，那天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何时解放台湾？只见竹箩开始带动我的手臂写字，最后清楚地显示：“80”，也就是1980年。接着我的母亲问，何时我的腿疼能好？竹箩转动之后显示“明年”。后来他们执意要问我将来的老伴叫什么名字，我的心里十分紧张，原因是怕写出来的名字不是我期待中的她，在等待竹箩书写后，最后出现的是两个清晰的行楷，正是她的名字，顿时我的心里如火山奔腾。针对这个结果，旁边的人都说我可能自己也想不到，因为他们的判断条件依然是双方的家庭背景，从他们的惊讶中，我感觉他们不曾发现我们的秘密。那两个字的行楷字体我是无法写出来的，后来回忆才知道它的运笔走势和笔顺很符合书法之道，包括对其它问题的问答也是如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写出那样流利的行楷。

大概是那天问的问题有些多了，最后提问时它久久没有响动，许久之后，竹箩又开始转动，但写下的明显不是文字，是在画画，等结束时才知道，画了一只母鸡，下面孵着一堆鸡蛋。开始，在场的人有些不解，我的母亲说，在这间中厅的门后的确在让一只母鸡孵蛋，按照时间来说，应该快出壳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猜想是在提示这里即将有新的生灵。于是，我们都知趣地停止了这次活动，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如果运用不当，请神容易送神难，会有一些不测发生。

现在看来，用这种方法问得的答案大都错误，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未能找到它的转动之谜，现代有一种解释，说是自己的脑电波使然，心有所想，箩有所写。但根据我个人的亲历体验，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因为当时许多问题的答案并非是我所想，尤其画出的母鸡孵蛋这一幕，更是超出我们在场所有人的意料，显然并非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在意料之中。尽管说起来扶乩是一种古老的道家法术，许多典籍都有记载或批判，《红楼梦》第九回中有“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她问一问”？清代昭连的《啸亭续录·彭代科目之盛》则曰：“余素恶扶乩之事，以为假鬼神以惑众。”鲁迅在《花边文学·偶感》中更是直言不讳：“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月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哪里说起。”但是，这种活动留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验和困惑，我们习惯的解释视角都离不开现有的知识体系，这在认知上，其本身就容易被先验地形成循环论证。

在这里陈述这件往事并不是为了寻其究竟，因为人生的许多困惑根本找不到答案，宗教、哲学及其文学艺术各自的视角也都不会令我们满意，因为相较于整个宇宙之谜来说，人类掌握的这点儿知识实在是微不足道。康德认为，经验不能够向我们表明每一个变化都必须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到每一个变化，经验也不能向我们表明事件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经验唯一能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事件是这样的，但是，不能够告诉我们它不能是别样的”。因此，经验不能够给予我们的关于必然关联命题之普遍的知识。我们常常把陌生的事物用是否符合科学来衡量，这种唯科学论的习惯恰是对科学的迷信，相对于科学解释世界的知识一隅，它远不能涵盖整个宇宙的现象，科学的本质是能够证伪，不能迷信科学恰恰是科学能够成立的合法性前提。

由于平时除了在精神层面的丰富想象、思念和忧虑，在实际生活中并无多少接触，这样自然就减少了少男少女在一起时难免的日常矛盾与各种纠结，这种类似进入艺术之维的对于对方的想象弥补了由实际交集而导致的现实落差。在我休学半年多之后，新的学期又重新进入四年级，回想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母亲为了让她有一个更好的基础，竟然在他人建议下选择了在四年级留级，这样一来，我们阴错阳差地又在一个班。如此一来，因为在功课方面非常轻松，所以在课外阅读方面则是加大了力度，尽管合适的课外读物贫乏，但因幼时用玩具换得的那批书给我提供了一个高度，每一本书都是对我课外阅读的一个挑战。这时候，我课外阅读的目的很明确，一是纯粹的兴趣，想从中获得精神的惊异，同时为许多困惑寻找答案，一是为了在给她写信时继续保持语言的鲜活和陌生，并卖弄自己的博学，以此牢牢地捕获她的精神方向。

这时候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每天课前在教室外列队领唱和指挥一首歌曲，每天的歌曲由她选定，这样进行一曲合唱，或是为了提起上课的精神。这是一个让我正面关注和观察她的绝好机会，因为要看她指挥，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非法嫌疑，也不会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她在指挥时的微笑、神色以及两颊的红晕都让我坠入不可自拔的漩涡。这时候，相比于两年前来说，我似乎又成熟了一步，青少年阶段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如同春天拔节的幼苗，一夜之间可能破土而出，尽管幼稚，但作为个人来说已经觉得谙熟世事。这时的课外阅读主要还是传统经典方面，尽管这个时代的古典文化已经断层许久，但读到那些经典的语录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似乎是前世曾经习得的功课。有一天我在我叔叔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北京大学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写的《论语批注》，这应该是结合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编写的对于孔子的批判，但我翻看后反而觉得孔子的许多话很有道理。于是，我把孔子的一些话抄写在语文书的封底空白处：“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虽说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准确的含义，但能感到是一种自励、自警、自尊、自律的自我提示、省察与克服。

终于到了五年级，但在第一个学期期中左右，不知是哪个学生家长鼓动学生们转学，当时流传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行，以免自己的孩子被耽误，有的同学转到南城东，有的转到西城南，还有的转到城西小学，这时这位女生的母亲来我家游说，要把这位女生和我，还有与之要好的另外一位女生转到南堤下，说是已经联系好了。我虽极不情愿转学，因为刘福生老师正是我的偶像，但为能够与这位女生一同前往，我还是同意了，虽在南堤下小学只上了一天，我们又都全部回到了母校。南堤下则是中山国时期松阳河的南部大堤，因此得名，现在的大堤早已荡然无存，我在这里只上了一天学，但课间与李三军老师打乒乓球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

当我们因教育部门干预而一同回到母校之后，刘福生老师并没有埋怨我们，只是苦笑着问我们上学多走了几里路的感觉如何，是否领教了那个小学的风光？我们都羞愧地无以作答。我们回来后，转到其它地方的同学也陆续回来，避免了一场小小的危机，很快，学校班级的秩序也就恢复了，日子开始一天天地进行复制。但经历这一次风波之后，同学们开始私下对我起哄，因为我与她一同转到过南堤下小学一天，虽然还有另一位女生，但同学们猜疑，我们的关系已经得到家长的支持。其实，这种少男少女的私密交往是很难让家长知道的，一是极少有实际的接触，一是即便外面疯传，但由于年龄的原因，双方家长也是很难听到，何况，在父辈们的心目中，在这种年龄不可能有什么秦晋之好。显然，经验给他们提供的直观知识是靠不住的，这种情况下，推理的逻辑也无法收纳，人的认知局限总是希望他们经验到事物所是的那样，对于超出这个确定的事实往往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去做超出常规的推演，这样，他们的忽略和错误判断就给我们的自由留出了一个存在的空间。

有时我们不得不回眸古代文人眼中的画面所保藏的人类共同以自然为王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还没有被工业化的烟尘和噪声所破坏，而少男少女心中的审美世界正是来自这一悠长的文脉。在五年级暑假的一天中午，我趁父母午睡之时跑到门前的河边玩耍，这条在古代汹涌澎湃的滹沱河支流到了我们的少年之时只剩下一条小溪，它的经年不息还是得益于河的西部一个名叫碾子沟的地方有两眼泉水。这条小溪先是从河的西部高地出发，穿越一片茂密的杂树林，然后来到我家门前，当时的我家门前是一片葱郁的芦荻杂植，夏日可以隐藏几乎一个小学的学生，这是夏日我们的乐土。在芦荻丛林的边沿是一条横穿小河的小路，中间有座漫水的石板桥，在小桥的位置可以看到小溪上游多处曲折之地有清冽的积水潭，由于千百年来奔流不息，溪水一尘不染，河底是细沙和光滑的鹅卵石。在每一弯曲之处的积水潭边都有人摆好的石凳和伸进水中半截的石板，这是妇人们洗衣的最佳之处，即便在炎热的夏日，这里也如唐代韩愈所言，“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或者如宋代杨万里的《小池》更为恰当，“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应该说，这里根本不用美颜，随便取个框，就是一幅《溪边》静美图，只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稀缺。

就在这天中午我刚到石板桥之处，正想把脚伸进小溪之时，忽然听到上游有人说笑，溯声而望，但见她领其妹妹在此洗衣，她在一边洗衣，她的妹妹则在水中嬉戏。因为水中成群的长腿卖油郎最能引起儿童的兴趣，这种水中精灵可谓是水上漂之高手，只要在水面上两腿一蹬就能跨出半米多长的距离。这时候，如果你凝神想象，会完全折服于自然中的神秘气息，那种自然秩序呈现的造化之奇会让你拒绝关于人心的骄傲，这种生态场所构成的天然一体，本是平等、共存、和谐与存在的延伸。

当我缓过神来与她的目光对视，她停住手中的衣服，虽然垂柳的光影晃动在她嫣然一笑的脸庞，但她身上的红衬衫还是闪耀着一种在绿荫丛中的光芒，旁边的几丛美人蕉也在灿烂地盛开。与此相比，无论是唐代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还是元代杨维桢的“处女溪边浣，使君溪上游。使君来乞饮，瓢弃在沙头”都显得十分逊色。这种文字都无法完全写出那种水边丽人态浓意远的画面，更是无法感受到现场少女的绣罗华裳，还有那韵披腰际的夏日溪边风情。我当时的怦然激动又成为这个场景的情绪滤镜，滤掉了少年时代的各种烦恼，屏蔽了对于未来人生各种艰难险阻的想象，一种唯美的瞬间就定格在这里。

袁中郎曾谈到，“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而我要为其增一败兴，便是正当如此画面臻于完美之时，突然被人中断，因为恰在此时，她的母亲在河边喊她们回家，说是她的舅舅来了，于是这幅溪边相会的构图就终止了。她与她的妹妹走后，我则坐在她坐过的石凳上凝望潭水出神，回味和想象她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并仔细体味她留下的温度与气息，清新的空气中有种淡淡的芬芳，已经分不清是出自她，还是周围争相袭来的花香。转瞬即是寸肠千结，若有所失，参差曲陌，昭送斜晖，我先是摇动了几棵柳树，把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吓走，接着捡了一些石子，一遍又一遍地掷向平静的水潭，那接连出现的水花与涟漪此起彼伏，终于波澜不惊。

由于正赶上教育改革，到了这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并未正常小学毕业，需要延长半年，从此把升学的时间又恢复到秋季，这样一来还需要在小学多上半年。在这年阴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她与附近邻家一位刚过门的媳妇一起来到我家，对我的母亲说，她们要帮着我家包饺子，反正闲着也没有其它事情可干。这位新过门不久的媳妇长相年轻，所嫁的正是过继给那位守井的刘氏老人的义子，也是刚从部队转业不久，这位媳妇正是这位女生的母亲做媒成全的，所以她自然与这位媳妇成为好友。提出来我家帮忙包饺子显然是她的主意，在一个正当人选、正当理由的掩护下可以正大光明地与我相见，这也是少女之心在特殊环境中生发的灵感，恐怕在日常中，这种细节并不新鲜。从人的行动学来看，人的目的一旦确定，围绕它总会有万千办法，只要方向正确，动力足够，接近目标的可能就会加大，何况，这种少男少女有着对于未来无限的憧憬和激情。当她们来到我家后，我的母亲很是高兴，一方面是有人帮忙以备第二天的岁终之餐，一方面是我的父母都喜欢女孩，生下我大弟弟时他们就希望落空，所以才继续有了我的小弟弟，这时他们的女儿梦就不再继续。这样家里一时来了两位年轻的女性，顿时，使家里的颜色丰富起来，感到屋里的空气开始流动，那种长期的阳盛阴衰的单调有了改变，因为这所祖辈留下的旧宅缺少的正是那种高饱和度的暖色，自我有了记忆以来，它始终有种压抑的气氛。虽然不见时日夜思念，一旦一下子近距离地来到我家，反而使我感到有些局促，尤其在父母面前更是无所适从，任由她与我的母亲聊些日用家常。从我母亲舒展的笑容里，我能猜到她的心思，因为她更愿意让我琴瑟定奏，芝兰芳菲。

在1970年代末的农村，基本还保留着千年以来的民俗和传统，由于社会变迁的缓慢，在过去皇权不及的乡下，民风淳朴，人心尚未被权力与各种聪明所破坏殆尽。尤其在岁末冬季，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家家户户的家长都会收敛起平时对孩子们的呵责，父母的态度大都温和起来，其禁忌在于，这个时候人的心情往往要带到下一年。这时候，邻居之间也在增进和睦，为的是过年有个好心情，来年有个好运气，所以，女人们都争抢着去帮助邻居收拾家务。其实这种没有多大力度的手工活，其意义不在于出力帮忙，而在于几个人围在一起的气氛，那种团坐一起，一边不让手闲着，一边聊些家常与星辰大海。这种方式是很自然的乡下民间友谊的交集，既在名义上有正常的帮忙理由，又在这种氛围的支持下交换了信息，即便乡下人见识不多，但每一个人对于他人来说，也都是一扇扩大自己视野的知识之窗。那位女生就是在这种经典气氛中与我的母亲聊着学习、衣服、见闻及其她能接触到的事物，这是人世间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最为温馨的画面。这种短暂的场面又能在当时给我提供许多想象，因为乡下人为了能在短时间内与新过门的媳妇熟络起来，往往采用这种包饺子的方式，一方面包饺子是那个年代乡间最好的美食，一方面又可以在这种操作中拉近距离。

现在想起来，它真有点儿艺术的味道，因为在一种自然配置的场景中，一个人的经验、情感、心思得到了释放与交换，尤其是场景本身所散发的寓意和想象，远非那种书面的信笺和诗歌能够相及。如果它确有艺术的面相，也正应了杜威的话，艺术的初衷即是为了集中和发散即时的经验。

到了五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刘福生老师对班里的学生督促得很紧，功课也是及早结束，留下时间来进行各种复习与刷题，那时候虽不像现在的学生承受课业之苦，但在应试教育的驱动下，今天的剧场化大幕正是那个时候拉开的。此时在复习功课之余，我们也带着即将离开小学的豪迈，唯一留恋的便是蝴蝶般闯入生活的梦幻，因为随着升学，一切因缘将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或波折。刘福生老师为了激励我们加倍努力，几乎每天都要向我们描绘重点初中的美好伊甸，那里似乎就是“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熅”（南北朝·江淹）。无论如何想象未来，因为即将分别的河流还是对它的相聚源头有着过多的留恋，“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倒是更符合当时的心理状态。于是有一天，我用水果刀在课桌的底部偷偷分别刻上了她和我名字中的一个字，心想把这种印记留待将来，或许以此铭记当时的黯然销魂和别而延伫，也算结绶时空，瑶草留芳。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无法留住时光，它会带走我们的一切，尽可能地把它寄托给略微长远的事物是人在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无奈，也总想着这种方式是有用的。

事实证明它也是无用的，因为没有事物可以永恒，然而它拉长了人们的惆怅，使人并不能在转换环境时切断原有的怀念及其精心构筑的精神城堡，尤其是那种少年爱情的最初萌发，总会想象一种固定的场景：“同琼珮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江淹）。在尚未云翻纳影，风动竹吹的早期情感梦幻中，主体意愿永在记忆的统治之下而拒绝因其它因素的介入导致解体，固执便是自由，它寄寓于明月白露，光阴往来。在罗兰·巴特看来，这种固执，可能是世上最平庸、最古老，成本最低的心思，以及最没有心机的行为，就像它可能最具有心机那样。

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结束，小升初的统考也进行完毕，根据初试的结果已经基本淘汰了不能进入重点初中的同学，虽然我未在被淘汰之列，但对能否最后考中依然没有把握。根据之前的模拟推算，她果真未能在重点初中的入围之中，但她可能并不为此而失落，可能只是担心两条河流的再次分流，因为这样一来，各自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的未知。因为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它深嵌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之中，也符合事物发展中的逻辑推理，每一个新的空间的打开都会有新的因素介入，而每一个新的介入又都会牵动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并不都是物理层面的。在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看来，“我的所有认识或自我表达方式的延展，对我和实有的关系都没有影响，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内在关系”。但这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一种自我清洗，它并不能包含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变化，因为每一种新的介入都是未知的力量，带有多种未知的可能。

当这一年最终的升学情况揭晓，我顺利进入了灵寿中学，而她则进入了当地片中，虽然在空间距离上并不远，但这种分离还是造成了心理上的茫然无措。这时候，少年的人生并不具备处理这种分别的经验，关于它的推想主要来自古典文学艺术，它们所给出的各种情节提前进入了我们的预想，这里只想坚守一种自己并不能诠释的现象的忠贞，而不会去分析、面对真实的河流涌动。从青苔独坐，到秋风乍起，无论风萧异响，云漫奇色，还是红兰之受露，青楸之离霜，万物都难以永恒，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人乎？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云以润之，日以晅之，无论如何烟云变灭，尽态极妍，人总是把情思寄托给一种审美之功，亦恐惊涛骇浪，恍然不逮。

时年九月，初中开学在即，她致我数信，提出分手，使我恍若惊涛，虽然猜测这是对我的一种试探，但这种惊扰使我不堪承受，如遇雷霆之击，一度产生到她所在的中学就读的想法。我后来给她写过几次长信，反复陈情磐石，不可撼动，但经这种反复的文字来往之后，所有的寄托实际上已经交给了文字在彼此心灵间的游走，文字所产生的歧义效果在正反两个方面都是十分显著的。当对一个人的凝视完全转换到由彼此发出的文字之后，与其说是人的交流，不如说是文字在牵引人的情绪，这时候，文字已经成为快乐和忧伤的源头，而它背后真正的主体则逐渐淡化了。佩索阿曾言，“用语言表达是让我们变得不为人知的最简单的方法”。何况，文字本身的魅力和局限并存已经超越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暧昧，其作用是隐喻的，它往往能够把表达的主体隐藏或者压制起来，由自己去行使征服或趋媚对方的资格。几年之后，她也考入灵寿中学就读高中，我又见到在全校歌咏比赛时，她在舞台上指挥她的班级齐声合唱，但是那种我在少年时代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这或许是许多少男少女最初的文字交往所导致的共同命运，也是在前网络时代那种古典情怀及其方式最后对青春的礼赞，在此之后，这个世界不再有那样的出闇入光，含羞隐媚，他们再也不会审美“花落入领，微风动裙”的美妙意境。难怪荷尔德林认为，人被赋予语言，那是人们最危险的财富，当自我达到一种对话时，他才能够自我倾听，并且见证新的命名。可以说，这是人生最初的忧虑，它对人的纠结具有难以自拔的力量，少年之时并不知道这种自我深陷的迷幻，对于文字传达的想象、放大与推测为自身制造了无尽的烦恼，这也正是文艺作品经久不衰的创作源泉。《大戴礼·武王践阼》云：“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活也。”如果没有对人生的刻骨体会则不会有如此深刻的认知；如果没有最初的情感的疯狂，也就不会知道其中有多少危险的力量，更不会知道他曾经投入了多少自由，也就有多少被自由淹没的存在、纠缠、癫狂与彷徨。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童年的一个个元时刻因岁月的不断流逝而爆裂蒸腾，从现实中永远消逝。然而它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把我那一瞬间的幸福永远铭刻在书中的故事里”。

少年之时的爱情故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显然，这个故事也只永远定格在人生的早期回忆中，它犹如一束奇异的激光，偶尔穿越整条记忆的河流，故事中的人也已有30多年没有任何音信，在情感纠缠中，这一切像是苏东坡所说，“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在人生之旅中，少年飘已远，往意浩无边，人生自觉纵马逝，不知时光冷如月，这种普遍的对于人生真相的喟叹饱含了我们多少过往的深情。张爱玲觉得，“不必站在五十岁的年龄，悔恨三十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三十岁的年龄，悔恨十七岁的爱情。如果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这里的回忆并不是想检讨少年的过往，而是惊叹生命中的奇遇以及它所带给我的无法言尽的喜悦与惊恐，那种不可思议的少年经历在成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童话，他们忽略或不承认有这样丰富的少年情感世界，这正如我们现在无法进入青少年的真正生活。尤其值得感恩的是岁月的馈赠，它让我与中山故国的北城东发生的命运关联，这里的树木、花草、山河、民俗与传统有种隐秘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们偶尔像世间的炊烟缭绕在我的精神河流之上，那种质朴的日常便是对我的佑护与祝福。天空还是故国的天空，大地之上有祖先的坟茔，那逝去的往事都藏在记忆的褶皱中，它不仅伴随了我的过去，还在不断回应我随时对生存之链发出的疑问。拉康鼓励我们说，“疯狂决不是人之机体的脆弱性的一个偶然事实，它是开裂在他的本质中的一个缺陷的永久潜在性。疯狂决不是对自由的`一个侮辱’，相反它是自由最忠实的同伴，它像影子一样随着自由的运动。没有疯狂，我们不仅不能理解人，并且，如果人身上没有将疯狂作为自由的界限而携带着，人就不能成其为人”。

或许这是说，在人生之旅中激情丰沛，有孚盈缶，其旋元吉，这种少年之情给予了我最初的精神成长及其饱满，使得我没有堵塞于各种教育和世俗的堤坝，淸甽冷风，述遵无废，预示了我的青春将在下一个篇章里尽情舒展。或许是在说，面对人生的虚无，我们应当保留激情的能力，那种人生初始的沉醉与激情以回忆的形式返照我们今天的精神河床，那曾经无数次的怦然心动馈赠给我们对缘起性空的领悟与惊叹。

2023年3月25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