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2年11月7日直播“对话毕淑敏”）
俞敏洪：大家好，今天我邀请对谈的嘉宾是我内心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式的老师和作家——毕淑敏老师，非常开心。毕老师不需要我给大家做更多的介绍，大家应该或多或少读过毕老师的书，不管是她的散文、游记还是小说，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毕老师文笔的影响。毕老师的书算是我的枕边书之一，我觉得内心比较烦躁或者焦虑的时候，就会把毕老师有关幸福的文字翻开读一两遍，比如《三个房间》我印象就特别深刻，一个安放爱和恨，一个安放事业，一个安放人生和家庭，所以，好的文字像春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灵。 大家都知道毕老师的人生故事，毕老师的人生就像一部特别精彩的长篇小说，当然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完。毕老师出生在新疆伊犁，后来在新疆军区军医学校上的学，青春最美好的11年在西藏冰天雪地、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她一直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甚至绝望到想跳崖自杀，而到现在，她变成了一个能够安慰、抚慰人心灵、帮助人思考人生的作家。我读过的一句话，也是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就是“人生的经历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过的”，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你对你的人生经历有总结和思考。今天我们就来利用短短的对谈时间，和毕老师一起展开她的人生画卷，看看毕老师的人生成长和思考对我们能够起到怎样的指导作用，或者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悟。
俞敏洪：毕老师，你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中国作家中，对个人成长、个人生活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你原来想过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吗？毕淑敏：没有，从来没想过，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俞敏洪：我来问，哈哈哈哈。其实你不知不觉影响了很多人的成长，因为读一个作家的书有几种读法，一种是故事性读法，尤其是小说家；还有一种是好奇心读法，往往很多人是通过电视剧回过来看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当然你的书也拍过电视剧；但是你的书是人心读法，读了以后会对人的心产生某种改变，读了让人心动，而心动又能改变人的行为，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读你的书的时候相对比较成熟了，所以我读的更多是其中的内涵，但很多人读你的书，读的是人生的活法。毕淑敏：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读书的时候是哪种读法。俞敏洪：你是一个让人感觉特别纯粹的、特别好的人，所以很多人把你的作品和你的人融为一体。我来和你对谈之前也翻了一些网友对你的评论，因为你的一些电视剧下面都有网友的留言，看完我真的觉得毕老师太好了，不光文字好，人也好，使我感觉这个世界是有温暖和阳光的。俞敏洪：毕老师出生在新疆，为什么会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为什么后来又到西藏当兵？毕淑敏：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所以我出生在新疆这件事情要从我父母那一代说起。他们当时是隶属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最后一直打到伊犁，我就出生在那儿。我觉得一个人的出生地，好像对人有一种规定性。除了流浪者以外，你在哪个地方出生，你最早的那些血肉、骨骼、头发包括你的眼睛、构成你身体的各个部分，来源于那个地方的山川河流，是那里的物质组成了你生命最初的结构。 对我来说，我妈妈跟我讲，她那时候吃不下饭，我父亲的警卫员就去给她打野鸽子，我当时听了这段话，感觉这也不环保啊。我说你吃了多少野鸽子？我母亲算了一下，说有几百只。从那以后，我老觉得我和野鸽子之间，有了某种冥冥之中的联系。
毕淑敏：是啊，你说得对。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从新疆调到了北京，我也就按部就班地在北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俞敏洪：但你小时候对伊犁大草原、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印象吗？毕淑敏：我使劲追索我最早的记忆，印象中应该是汽车不断的颠簸，我会从车的缝隙里看到过您说的那种草原、荒漠。那时我父母抱着我，坐汽车从伊犁到兰州，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告诉你一个我的小秘密。我这个名字——毕淑敏，实际上是我奶奶花钱买来的。
俞敏洪：这个名字居然要花钱买？我读王蒙老师给你写的序，他说如果你的名字叫一个网红的名字，他可能早就读你的书了。毕淑敏：对，比如叫荷兰豆什么的。他觉得我现在这个名字特别普遍、平凡，一眼看上去没什么诗意。俞敏洪：有点像我们农村女孩子取的名字，我就带个“敏”，我就是农村名字，又敏又洪，祈求洪福齐天、灵敏聪明的感觉。毕淑敏：对。我父母那时还在新疆伊犁，父亲写信告诉我祖母，说我母亲要生一个小婴儿，您起个名字吧。我祖母当时在山东农村，是不识字的农家妇女。她看到算命占卜的人，在村里走过，就叫住人家。“先生，我儿子在新疆，他家要生孩子了，你给起个名字吧”。那人说，“你儿子为什么去了新疆？是被流放的吧？”我祖母说，“不是流放，他在那里当兵。”。算命的人说，“哦，原来你还是军属，好吧，起个名字要一块钱。”占卜先生先是取了一个男孩名字。后来我祖母一想，也可能是女孩，就说，你再起一个女孩的名字。最后就起了我现在的名字：淑敏。起完名之后，先生说，“既然你是军属，两个名字该收两块钱。你是军属，就打个折，收你一块五吧。”后来祖母把这两个名字写在信中，万里迢迢寄到新疆伊犁。我爸爸就珍藏收起来。后来生了孩子是女的，就用了女生的名字。毕淑敏：我小时候跟您一般的想法，我问他们，那个男孩的名字呢？我父亲说，你是个女孩，那个名字我们就扔了，也不记得了。我觉得有点遗憾。 俞敏洪：不过你觉得算命的给你起的这个名字跟你今天的成就有关系吗？科学讲量子纠缠，这边的一个量子和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量子同频共振，你相信人的命运中会有这样冥冥之中的联系吗？
毕淑敏：我之前一直觉得这是我奶奶对我的一份心意，等我开始写作时，也没想到用笔名。心想如果我用了笔名，我奶奶就不知道是我了。或者她在天堂里还得打听，这个谁谁就是我孙女啊？这得让她费一道工序，所以我想还是用这个买来的名字吧。毕淑敏：没有。她去世比较早，所以我更想着，让她在天上，记得她当年花钱买的这个名字，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俞敏洪：后来听说你带着妈妈回到伊犁找老家，经历千难万苦找到了你小时候出生的窝棚，你能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吗？毕淑敏：我以为找不到了。我妈妈记得那个地名，但伊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找不到了。记得我就随便指了一块地方，跟我妈妈说，就这里吧，反正大方向没错。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了，我妈妈也不愿让我失望，说既然实在找不到那个木房子，就在这留个影吧。不过，这里真不是你出生的地方。记得我和一个在公安工作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个事。那个朋友说，伊宁就这么大点地方，你妈妈当年在这里待过，怎么现在就找不到了呢？我们再找。后来，他真的找到了。毕淑敏：马上就要被拆掉了。时间大约是一周之后。后来我的一个新疆战友，也是著名诗人，叫周涛。他说，那个老房子，一直在等着你。毕淑敏：没有，我是68届的初中生，69年我就当兵去了。毕淑敏：16岁零4个月，我那时候告诉别人我是16岁零4个月当兵，人家说连月都要计算啊。对于那时候只有十几年生活阅历的人，我真的会计算到月。俞敏洪：16岁以下就没法当兵了，当时年龄是16岁，是吗？毕淑敏：基本上是这个年龄，但我也有些战友，15岁就当兵了。俞敏洪：可能女兵、卫生兵或者文艺兵年纪要求比较轻，但一般的战士，像我们当初当兵，他们说当兵必须18岁。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当兵？那时好像你可以留在北京吧？因为你父母参加过革命战争，又是革命干部，你原则上可以留在北京大院。毕淑敏：我那时候真是一腔热血，特别愿意去艰苦的地方，愿意去当边防军。毕淑敏：那时候也不知道最艰苦能到什么程度，以为再艰苦也苦不到哪儿去，所以口号喊得响，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俞敏洪：最后选择当兵，并且到阿里地区，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毕淑敏：这真不是。当兵后，意味着没有什么选择。我那时并不想去阿里，因为阿里当时要的是5个女卫生员。我那时不想当卫生员，特别想当爬杆子的女通信兵。毕淑敏：没有，一无所知。那时候有一张宣传画《我是海燕》，一个女通信兵爬在电线杆子上。我当时想，这就是我的理想了。去阿里当卫生员，就没有爬电线杆子的可能性了。所以新兵分配的时候，很多同志写血书要求去阿里，我没写。一是去阿里就当不成通信兵了。二是觉得写血书很疼，得把手咬破。毕淑敏：对，咬破。我当时还想，啊呀，“我坚决要去阿里”，这么多个字，得用多少血啊。毕淑敏：我就想，我不写了。可最后人家把我分到阿里去了。可能是一种概率，命运要让我去。俞敏洪：去了阿里当兵，和你革命热情所想象的那种豪情万丈的生活有落差吗？毕淑敏：豪情万丈真是得到满足了，是我们已知范畴以外的一个地方——西藏阿里。海拔很高，又缺氧，非常荒芜。我看到从火星传回来的照片，很像阿里。我当时觉得这超出了我的一切想象。再有就是要当卫生员，我只能放下爬电线杆子的理想，开始学医。这些当时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偏远、荒凉、艰苦，还要学医。俞敏洪：据说你们女兵班跟爬电线杆子还是有点关系的，因为在外面爬电线杆子的都是男通信兵，总是来给你们修电话线。毕淑敏：俞老师，你调查研究太细致了。西藏阿里军分区第一批去的就是我们五个女兵，我是班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一天我听当年那些男战友们说，你知不知道你们宿舍门口那个电线杆子经常有人爬？我说岂止是经常？天天都有人修那个电线杆子，不知道为什么总也修不好。他说就是我们男兵，想看看你们。男女比例太悬殊了，整个西藏阿里军分区来了五个女兵，大家都想去看看。到你们宿舍门口眼巴巴的看，也不太好意思，所以要天天修你们门口那电线杆子，爬到上边去等着你们出门，看一看。俞敏洪：中国有句俗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在部队里，男女兵其实隔得很远，纪律也非常严明。你们那时候，有女兵跟当地的男战士谈过恋爱吗？毕淑敏：没有。我那时是班长，要以身作则，三令五申的一个纪律，如果我违背纪律，这个班就没法管了。我当时挺自觉的遵守纪律。俞敏洪：是不是到今天还有梦回阿里的感觉？我看你的微信名称叫“狮泉河”，从这个名称就能感觉到你对这个地方魂牵梦扰，梦回联营八百里……毕淑敏：铁马冰河入梦来。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是去狮泉河拍的，那个网友说，50年前，狮泉河这个地方，不但没有人，连鬼都没有一个。我就把这段小视频发给战友，战友们纷纷回馈我。其中有一人说，既然他们说狮泉河当时没有人也没有鬼，可我们已经生活在那里，我们就是神了。我记得我当兵时，有一次萌生想法，在地图上看看狮泉河是个什么样的标志。比如首是一个最隆重的标志，省会是一个标志，地级市是一个标志，县城是一个标志。我终于找到狮泉河，是镇的标志。俞敏洪：所以狮泉河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好，其实条件很艰苦，到今天从拉萨开车到狮泉河，也还要经过一段小小的无人区。俞敏洪：在这么艰苦的地方，作为一个医生在那里待了11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后来你功成名就以后，有没有回到过狮泉河？毕淑敏：从来没有。不是没机会，也不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同伴，都有。但有一次，我真的是眼看就要去狮泉河了，我母亲知道了。她说什么都不让我去，说当年你每去一次狮泉河，我心里面都觉得怕，怕再也见不到你。她说那时，你服从命令必须要去，现在没人命令你了，为什么还要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等我死了以后再去吧。我想起古话，父母在，不远游。尽管我特别想故地重游，但让老母亲担这么大的心，我于心不忍。我后来对她说，我不去狮泉河了。在你活着的时候，我永远不去狮泉河。俞敏洪：下次毕老师你要去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去。我觉得还是值得再回去看一看，尤其是让我去看看你当初青春挥洒、奠定人生基础的地方，我觉得我人心也会感觉到，我去过毕大姐奋斗过的地方，内心会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我一直有个计划，要自己驾车游遍西藏，到今天还没有游太多，我有一次开到昌都又开回来了，所以一直希望自己开车到西藏，感受西藏整体的文化。俞敏洪：你在阿里11年，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有没有什么让你过不去的难关？还是到最后什么都习惯了？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心理调整，让你的青春从16岁到27岁，挥洒在中国边疆这块的土地上？毕淑敏：你这样一说，我一下想到那11年的岁月，有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真是有。当时1970年，已经是52年前了。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四十度。有一天我在室外查了下温度，负38度。记得也没觉得特别冷，如果特别冷，估计要负40多度了。按照原计划要负重30公斤走60公里，如果在平原，我觉得120华里，也不算特别远。但要记得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加上负重。走啊走啊，又冷又乏，突然间，我就觉得我再走不到营地了。既然走不到，我是不是干脆把自己了断算了？ 毕淑敏：我也知道革命战士不能这样想，可革命战士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我准备找一处悬崖，装作失足掉下去，把自己摔死算了。当时我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摔必死，如果摔不死，摔得腿断、胳膊断，就更难受了，战友还得救你，弄一个担架抬你。
毕淑敏：对，我想我内心的善良，还是占了一定位置，不能因为自己不想活了，给人家添太大的麻烦，所以我决定要一摔必死。一摔必死有几个客观条件，第一，摔下去的地方，底下雪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不容易死。第二，底下的石头一定要狰狞。不但要裸露，而且要狰狞，掉下去不管是脑袋撞在石头上，还是脊髓撞到石头上，都可一摔即死。第三，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想自杀。你既然是革命战士，这种死法，会给家人带来不良影响。就得装作失足落下山崖。我这样想好之后，就寻找符合要求的地方。还要考虑前后的人不能离我太近。离太近，他们汇报说当时毕淑敏可以不掉下去的，她是自己故意掉下去的。这样就不好了。等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地方，底下岩石狰狞，垂直高度大概有几十米，相当于十层楼那么高。我想这个活下来的概率很低了。我正准备一松手掉下去，可惜后面那个人，跟我跟得太近了。我要装作失手掉下去，无论怎样巧妙躲避，都有可能把别人刮带下去。毕淑敏：对，这个后果，我承受不了。后来我就想，为什么离我这么近？不知道我不想活了吗？他亦步亦趋跟我一块往前走，那么一个上好的死亡之地，就这样远去了。毕淑敏：有过。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有困难、某种困境，好像难以战胜。很容易生出逃避之感。逃避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韧性的、勇敢的、坚强的活着，比选择逃避更加艰难。后来我年龄渐长，经历的稍微多一点了，我就想，其实面对困境，当我们以为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有时候坚持下去，就会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办法。俞敏洪：实际上最极致难熬的时候，往往是转折点要出现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因为你经过了这11年，肯定肉体上经过了极致的考验，每天还要做很多艰苦的事情，肉体上一定煎熬到极致才会想把自己了断了。但你精神和心灵的丰盈和丰富也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我想问，人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对应，以及人的心灵和精神以及和肉体的关系，在你看来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毕淑敏：我想肉体一定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刻，但更多时候是我们首先在精神上溃败了，以为自己坚持不了了，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精神不垮，实际上肉体是可以跟上去的。俞敏洪：最关键的还是精神不垮，所以你想跳下去的那一刻，其实精神已经有点垮了？俞敏洪：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你的精神越来越健全，而且你很多文字也在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如何更加丰富，精神怎么能够坚持，积极向上，但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熬不过去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人们抓住哪两到三个点，能够坚持精神不垮？毕淑敏：我觉得，第一，要给自己的人生规定一个意义，这不是强加的，哪怕是我们最尊重的师长、最慈爱的父母，都不能代替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规定一个方向、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在什么年纪挣出多少钱，或者我得有一个多少平米的房子，或者我得怎么样有如花似玉的美眷……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生而为人，精神上一定要有追求，那个追求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就会让我们不那么容易气馁、屈服，不那么容易被眼前的困境所击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我们独自完成。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的方向，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借用一下他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一生还要遭遇多少困境，有些可能具有可比性，有些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泥泞的沼泽之间艰难跋涉的时候。那种时刻，唯有眺望远方，唯有去想你给自己生命规定的那个意义，才会给我们不竭的力量。 第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千头万绪，怎么都混乱不堪呢？这时候我就会找一张纸，把我现在所有的困境写下来，我以为得写几十个，但通常不会超过十个，写出来以后，就去看看这些困境有什么办法，有一些毫无办法，那就只能接纳，把它接受下来，有一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局部改善或者彻底改变局面。把两类情况分一分，改变不了的我们接纳，能改变的也看看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足够。如果已经弹尽粮绝，那基本就不能去拼了。但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的。
俞敏洪：再延伸一下，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在精神上有追求，面向未来如果我能够给自己寻找到人生意义，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能够忍受这种肉体的痛苦、人生的苦难，问题恰恰就出在很多人找不到精神追求和人生意义。当时你在阿里，可能想象的是一辈子就在那里待着了，当时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改变，极有可能你一辈子就在阿里，叫做“哭于斯，长于斯，苦于斯，老于斯”，那你是怎样找到你的精神追求或者人生意义的？毕淑敏：这真是特别好的问题。我当时没觉得一辈子有多长，我觉得此地如此艰苦，我还不到20岁，估计能争取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毕淑敏：我当时觉得距离30岁，也就十几年了吧。尤其我是卫生员，看到那么多死亡，我觉得简直有太多可以死的方式：高原病、心力衰竭、肺水肿、翻车、被冻死或者营养不良，或者完全得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怪病，突然之间吐血、全身崩溃都有可能。所以我想大概也就活到30岁，还有十几年，我觉得这十几年我要过得有点意思。我当时决定，第一，要让自己觉得快乐，就剩十几年了，要是特别辛苦，太无趣了。所以，第一要让自己快乐。第二，我觉得因为有你的存在，对这个世界、对他人有一点点帮助，哪怕是一点点，你不能只顾自己快乐，给别人造成痛苦。绝大多数人是本性善良的。所以，我觉得很简单，让自己快乐，并尽可能给别人以帮助。俞敏洪：我读你的书，不管你有没有写西藏，都会把我拉回到你在西藏11年的青春时光，你认为这11年的军旅岁月，给你的人格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有没有让你变成一个跟你青少年时期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回来以后发现被洗礼了或者已经脱胎换骨了？毕淑敏：我想纪律性、责任感，包括碰到困难不轻易言败，坚信只要坚持下去，事情很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等等。这些都是我在阿里非常严酷的环境之下，经受那种悲壮磨难时，生命、生活所给予我的教诲。这些对我以后的生命历程，有很大的鼓舞和帮助。让我不会轻易退缩，不会悲观、失望，不会头脑发飘……曾经见识过大自然那么广大的威力，见识过那么漫长的地球进化史。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们可能会在很多书上看到类似说法，它是正确的，可它会从我们眼前掠过，不一定能进入到我们的精神结构里。但因为我在高原，天天就活在广博的大自然中，天天经受这种磨难，给人刻骨铭心的规定性。这些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俞敏洪：你在阿里的时候已经开始阅读和写作了吗？还是没有？毕淑敏：我觉得阅读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习惯，无论是以前在学校读书，还是到了西藏阿里。在阿里的时候刚好是我16、17岁，往后这10年，是年轻人大量积累自己精神储备的一个阶段。俞敏洪：在那11年无比艰苦的时光中，你依然坚持阅读？毕淑敏：不是，我告诉你我的诀窍，我先赚来了我的第一桶“金”。当时有一个地方上的病人身患重病，那时候他们相信部队医生，就在这边治疗。我天天给他做治疗，彼此关系不错。有一天，他要转院了，要坐6天汽车转到平原去治疗。他说，我要走了，谢谢你的照看。我送你一件礼物。我赶紧说，我们不能要礼物，都是应该做的。他说礼物是一本书。说着，他从枕头底下拿了一本精装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说送给你了。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多机遇。毕淑敏：看完《我的大学》以后，我突然觉得我可以跟别人换书，我就放出这个说法，如果你们谁有书，可以到我这来换。你借给我，我借给你。真有人得知此信消息。阿里那时候也没多少新闻，这种事只要把话放出去，就会有人听到、响应，后来就有人来跟我换书。有一天，有个人跟我说，我有一本《聊斋》。《聊斋》我以前看过，但这种书，不同年龄看所得不一样。我说，换呗。他说这个《聊斋》有点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这本书，被老鼠咬过。我说老鼠咬过的，也可以看吧？他说，有的缺损特别大，有的缺损小一点，大概有100多页都是有缺损的。你若还愿意，我就跟你换。后来我说好，就跟他换了。我读完那本有缺损的《聊斋》后，弄得我现在有时候看正版聊斋，都觉得有些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最初读的时候，那些字被老鼠咬掉了。我不停地换啊换，感觉《我的大学》，至少给我换回来一百本书。慢慢地，我都有点小名声了，说卫生科有一个女卫生员，她那有书，可以去借。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地方上的人，跟我说，你就是那个有书可以外借的女兵吗？我说我不是外借，是换。他说对，我跟你换呢。我看他浑身上下瘪瘪的，不像能藏本书的样子。我说你拿什么跟我换？他就从兜里拿出，抖开来，居然是一张视力表。他说我拿这个跟你换怎么样？你想，我是军分区卫生科，能缺视力表吗？我说这个好像不能算作书吧？他说，你觉得书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说书起码是印刷的，他说难道我这个不是印刷的吗？视力表肯定是印刷的。然后，我不服，说书应该还有作者吧？他说你说视力表没有作者吗？视力表是一个什么教授发明的。我继续反驳他，说书也得有人看过啊。他说，视力表难道没有人看过吗？我没话可说了。后来我想，一个人这么想读书，我真的应该借他。我说这样吧，书你可拿走，视力表你也带回去吧，阿里那地方有白内障，视力慢慢下降，有人没觉察，视力表还是有用的。后来他就把视力表带走了，把我那本书也带走了。最要命的是，他再也没把那本书还回来。
俞敏洪：那得心疼好久。这个故事让我产生特别温暖的感觉，在这种天寒地冻、高原地带、人烟稀少的环境中，那时候电视、电话完全不存在，人们在那种寒冬腊月之中，微弱的电灯光下能够互相之间温暖的办法要么就是跟战友朋友聊天，要么就是自己在灯下读书，所以我相信在你度过阿里11年的艰苦时光中，阅读肯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占住他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不管是手机还是游戏，确实很少看到有人在认真阅读，有时候我去坐地铁，发现很少有人拿着书在读。有一年我去莫斯科，他们的地铁特别深，地下100多米，但地铁里有不少人在抱着书读，到了以色列，公园休闲的椅子上，很多人也抱着书在读。 我一直认为阅读是人生命的一部分，你对现代的阅读、对于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面对现在这样纷乱的、让人比较容易迷茫甚至更加容易陷入某种痛苦不能自拔的、忙于生计的、看上去比原来富有但面临的压力反而更大的状态下，阅读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毕老师作为一个作者，你认为人们应该怎样在现代生存环境中更多阅读，并且给他们带来人生实实在在的好处？
毕淑敏：我觉得阅读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觉得阅读辛苦？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这种教育体系里，有很多阅读是被迫的、有压力的、要应对的？我喜欢无拘无束的按照自己的喜好，读一些美好的书，我觉得那是跟古往今来甚至几千里、几万里之外的智者，在进行深层交流。这个过程也很安全，如果你疲倦了，就合起书来。如果你不想听看了，就把它收拾起来。它也没什么本事再跑出来和你纠缠。所以我觉得阅读真的像我们每天身体要去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实际上，尽管我们的精神有过很丰盛的储备，但也是在不断的消耗中，所以一定要补充，一定去读那些好书。在阿里的时候，我绝大多数的阅读不是在灯光下，而是在烛光下，因为一晚上就发两个小时的电，到时候就关了发电机。白天，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晚上那两小时也不一定都能用来读书。所以，真正读书的时间，常常是在蜡烛或是点着煤油灯下读。有时候读得特别入神，头越伏越低，蜡烛火苗“哗”就把头发燎了一片。俞敏洪：春风吹又生，你现在头发这么浓密，跟当初被烧是有关系的，哈哈。毕淑敏：就算有关系，大家也不要试。头发烧焦了，很难闻。俞敏洪：当然。你刚才说的真的很有道理，我个人的体会，身体的饥饿靠吃饭解决，但精神的饥饿只有靠阅读才能解决。任何其他方法都解决不了精神饥饿，当然，跟朋友交流也能解决一部分精神饥饿，但像打游戏一类的，都解决不了精神饥饿。我觉得中国人早就总结了，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可能是解决精神饥饿最好的方法。毕淑敏：没有。我回到北京大概6年以后开始写作，也就是1986年左右。毕淑敏：目前还是（笑）。上次我碰到一个朋友说，我们说通常都不问配偶是谁。我说为什么？她说保不齐过两天就不是了，我还笑半天。我这儿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我也给自己留点分寸。毕淑敏：对，毕竟我们走过那么多年了。那时候我孩子就在北京，是我婆婆带着，真的很辛苦。后来他婆婆给我寄照片，我一看这孩子缺钙，觉得自己有点失职，我就给阿里军区的司令员打了一个报告。说我已戍边11年，为祖国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现在想转业回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毕淑敏：同意了，后来听说阿里的司令员说有那么多人打报告，我就把毕医生的这个给批了。俞敏洪：按说你这6年重新调整在北京的生活，又要带孩子，家庭生活肯定也很忙，又有新的工作，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写呢？而且原来从来没写过，1986年的时候你应该30多岁了？毕淑敏：对，我写作那年34岁，发表作品那年35岁，进入文学老年了。俞敏洪：对，一般到30多岁没有发表作品的，除非是曹雪芹，否则就发表不了作品了，你怎么会有写作的冲动？你第一篇小说是《昆仑山》，写到男女战士在艰苦条件下互相爱慕的隐秘爱情故事，同时又出于特殊时期，两个人牺牲以后甚至都不能埋在一起，我读了以后很感伤，那个时代确实就是这样。在你认识的战士中，有过这样美好的爱情最后结为伉俪的吗？毕淑敏：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在那么艰苦的地方结成这样最亲密的关系，我真的觉得是人间胜美、极美之事。俞敏洪：之所以写这个故事，是不是内心6年的积淀和不断的酝酿，让你有一种不得不想要把你经历的东西写出来的冲动？毕淑敏：你说得特别对，首先第一个是冲动，阿里那么遥远，知道的人很少，可能新疆、西藏还有人知道，但回到北京，从现在往前数大概40多年前，几乎没有人知道阿里。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呢？我作为西藏阿里曾经的边防军人，特别想把那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这是最主要的动力。紧接着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文学基础，1968年我上初中而后停顿了学业，之后虽然去学习医学，自己还看了很多闲书，但正规的训练还是没有。文学也是很高深、有很多内在规律的，但我并不知道。我当时就想我得去学习，可是谁会让一个医生去学文学呢？我只能靠自学，正好那时候是1982年，有电大的中文专业开始招生，正规的招生我都读不了，只能去读自考。我就这样开始学文学，大概学了三年，到1985年学完了。学完以后我立刻想，该做下一件事了，付诸行动开始写作，写完以后就是1986年，发表出来就是1987年。俞敏洪：我记得1985年的时候，中国作家群体开始起来了，我当时在北大读书，已经有很多作品出来了，像《牧马人》《芙蓉镇》，包括阿城的《棋王》，张炜的《古船》，还有梁晓声老师的《今夜有暴风雪》等等，原则上当时这些编辑部应该有很多好作品可以选，包括当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好像也有很多部队的作家，比如莫言也是从部队出来的，你当时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是怎么让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发表的？毕淑敏：前面说我决定写一个阿里的故事，写我们边防线上那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可歌可泣的人物，我开始写，倒是不难，等写完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跟我丈夫商量，这一摞稿子，我把它给弄哪儿去？我丈夫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有一个刊物叫《丑小鸭》，说去《丑小鸭》试试吧，发表无名作者的处女作。我后来想，我这个是写部队的，又挺长，我说送到部队的《解放军文艺》吧。我丈夫就去买了一本《解放军文艺》，算了一下，他说《解放军文艺》比较薄，你这个既然是一个中篇，大概5、6万字，你一下就占人家半本。再说你现在从部队回来，成一个老百姓，人家会不会嫌弃你这个身份？我说他们还有别的刊物吗？他说还有一本刊物，是个双月刊，比较厚，估计投那个可能性大一点。我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其实厚的不等于标准就低。我想，试试吧。就把编辑部地址抄下来。之后跟我丈夫说，你帮我送到邮局寄出去吧。他说好，拿着我这个东西出去了。好几个小时都没回来。我心想邮局也不是很远，怎么这么慢呢？下午他回来了，我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他说我给你送到解放军文艺社去了。我说这文艺社在哪儿啊？他说那上面写了一个地址，叫北京西城区茅屋胡同甲3号，可他也不知道这茅屋胡同在哪儿。先奔着西单去了，一路打听，最后送到编辑部。我说后来呢？他说把那个稿子放在那儿，就没有后来了。他说编辑部的人跟他说，三个月未见答复可自行处理。我记得我当时还在墙上的月历上，划了个圈，就是到了那天，要自行处理了。我非常感谢当年我当年的编辑，叫海波。我在文学界举目无亲，谁都不认识。毕淑敏：不是。他们真的认真扶持无名作者，后来那个中篇发表了。我还问过我丈夫，我说那天让你到邮局寄，你怎么就想起给我送编辑部了呢？他说他记得看过《钢铁是怎样炼的》，那里面写过一个故事，保尔柯察金写了一个稿子，最后丢了，就是在邮寄、返还的过程中丢了，保尔柯察金差点没自杀，他说我亲眼看到你这个过程，点灯熬油的连夜创作，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万一丢了就太可惜了。毕淑敏：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很感谢他，他比我自己想得还周到。俞敏洪：从你开始写作到现在快40年了，你觉得你的写作纯粹是一种表达的冲动吗，并不追求我的小说到底有多少社会意义，或者到底有多少人看，只是想把自己所想的东西用不同的风格，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随笔也好，表达出来，还是说你背后其实带有某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觉得既然走上了写作这条路，你对社会某个方面的表达和改变其实就有了一份使命和责任？毕淑敏：对我来讲主要还是热爱，我也希望能达成我的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同时能对别人多少有一点点帮助，在这个大前提下，我首先要让自己觉得快乐，如果我觉得这事弄得我苦不堪言，我就不干了。我也希望自己写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倾诉，当我表达我个人情感部分，也希望能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否则我就是一个人独自说梦话。所以我还是希望，既然付诸文字，既然这些文字会被印刷成书籍，飞越万水千山，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的人的枕边或者案头，虽然我们之间素不相识，但我们会有一定的沟通，也许书中某句话引起的共鸣，会心一笑。这应该是一个美好时刻。俞敏洪：所以你的旅行游记《非洲三万里》《南极之南》《破冰北极点》，并不是为了写游记而去旅行，更多是为了自己亲身去经历，只不过作为一个副产品，你把你经历的、思考的东西写出来分享给了大家，是吗？毕淑敏：肯定不是为了要写书才出发的。比如以《南极之南》《破冰北极点》为例，我当年在西藏的时候，他们说这里是世界的第三极，南极、北极，西藏是第三极。我那时候就想，今生今世若有机会，要到南北极看一下。我当时觉得这是痴心妄想，但我想了五十年，慢慢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第一，要攒一笔钱，购买飞机票、船票。第二，要有时间，第三，不能太老，太老了人家就不愿带你玩了。岁数大了，立个生死状人家也不一定带你去。所以要抓紧。俞敏洪：实际是为了生命中一直渴望的一种经历和体验。俞敏洪：谈到这个话题，很多人一辈子都想着自己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但总是会找一些借口，比如我没时间做这些，还不到做的时候等等，等到真想做的时候，却已经做不了了或者做不动了，留下很多遗憾。也有人做得很决绝，河南的中学老师写一张纸条，我要辞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扔下就走了。但对于每天承担着很多责任、义务的人来说，当他想要面对一件喜欢的事情，但又觉得现在还不到做的时候的人，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毕淑敏：首先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们尽可能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最快乐的事情。但我们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存在，要考虑很多具体问题。希望大家永远不要放下梦想，永远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我就把它停留在想的过程中而不去做，你真正去做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俞敏洪：一旦做了，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做下去。毕淑敏：对，真的是这样。我本来想去北极，北纬90度，我们以前读的课本或者小册子里说，只要站在那个点上，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向南。我想我要去一下，那就打听消息，做出行的准备。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攒钱买这张船票，乘坐俄罗斯的核动力破冰船。当你开始去做，也有一个个的困难扑面而来，只要下定决心，困难可克服。俞敏洪：除了游记类的作品外，你的其他作品涉及到了很多女性话题，而且你的长篇小说大多以女性为主角，她们的生命历程、面对疾病的态度、人生的追求，在整个过程中，你大概会从哪几个角度关注女性？你写了这么多有关女性的话题，你觉得中国女性未来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对于中国女性的关注应该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走？毕淑敏：在我的作品里，有很多笔墨描写女性。我想可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本身就是女性，所以感触多一些。觉得女子本身是一个弱势群体，尽管我们在不懈努力，但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发展的，是一个有所偏颇的过程。我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有责任要为这个群体发出更多的声音。比如我写的长篇小说，写乳腺癌病人。乳腺癌现在已经是中国女子第一高发癌症了。乳腺癌不仅仅是一种癌症，而且还会对女生的形体、包括心理造成很大的破坏。我当时想，你不可能让一个男作家设身处地感受这些，所以我作为一个女作家，有这个责任。尤其在部队的岁月，让我对于一个人要肩负历史责任、生命责任，会有一种自觉性。所以我作品里会有大量以女性为主角的描述。 再有一点，我觉得女性困难多。她们不仅肩负着和男子一样的历史责任，还要教育子女、繁衍后代……这种特点，赋予她们格外的要求。要把这些都做好，女性付出的身心代价，都会更多一点。世界需要彼此更加了解，也希望男子们更多了解，所以会有意识把这些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之一。
俞敏洪：你认为当今中国的女性主要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困境？有没有解决方法？女性应该有一种什么态度生活在当今现代社会？毕淑敏：我会觉得，做女子首先要爱自己的性别，我听到很多女性说，哎呀，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或者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不做女人，我要做男人。我觉得这些话其实是折射到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估计男女平等不能完全做到。在这种历史阶段下，作为一个女子，我们首先要爱自己的性别，要珍视自己，有尊严地活着，并且尽可能的将这个角色扮演好。无论是历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个人的责任，还是我们对于教育下一代的责任，这些纷繁工作，要理出一个头绪，尽可能完成好。俞敏洪：那么，男人应该如何更多的理解女性，并且能够跟女性和谐相处？毕淑敏：应该是尊重，这个说起来也是老生常谈，但很多人尊重自己都不够，更不要说尊重他人，尤其身为男子，因为他不太了解女性，毕竟不是自己感同身受。所以要想尊重另外一个性别，还要有更多的共情能力，要有慈悲之心。俞敏洪：一招定天下。我觉得毕老师讲得很对，第一，就女生本身而言，首先要爱自己，包括爱自己的性别。第二，有尊严的活着，这时候依然是爱自己，尊重自己。男性也应当尊重女性的独立和女性的自我选择，包括整体上对于女性群体的尊重。此外，不管男女，对自我角色的扮演、责任的承担，该承担的就要去承担，其实很多东西抱怨了也不能改变现状，不如自己主动动手，先解决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问题，可能是最好的。俞敏洪：你作为一个相对高产的作家，有孩子要照看，又有工作要做，那么多事情要做，你是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分配自己的时间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家庭内矛盾比较多的时候？毕淑敏：家里面的矛盾当然多，而且常常爆发，但我觉得，矛盾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组成部分，我们就不用怨天尤人或者抱怨自己为什么这么悲惨，为什么我碰到这么多矛盾，或者我换一个更契合的人会不会矛盾就少等等。矛盾真的普遍存在，毕竟两个人性别不同，性格不同，家庭尽管有些门当户对，但大多数人还是有区别的。大家教养不同、父母亲也不一样，所受的教育等等，都有各种各样不同步的地方，这是一个常态化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去处理矛盾。我个人觉得我的方法是：求大同存小异，我存小异的事还挺多，弄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就跟我说，我看你怎么老妥协？你是不是有点像腐败的清政府？我说为何像清政府？他说经常“丧权辱国”。毕淑敏：对，假如我们夫妇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我就会在心里提醒自己，这个事关原则吗？不关，我就退步。这样退步多了，人们觉得我经常妥协退让。后来我跟孩子说，腐败是没有的，但一个家不能总在争执之中，所以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通常可以妥协。俞敏洪：从你的文字也看得出来，你的家庭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还是蛮和谐的，包括孩子陪你去旅行等等。不过我觉得我也有幸，每当我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只要有时间，就愿意陪着我，我觉得这样挺好。我觉得当父母最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当你老了的时候，孩子还愿意陪着你走。俞敏洪：真的，两代人之间有时候代沟还是比较深的，很多孩子对父母平时避之唯恐不及。我觉得孩子对父母的爱，和父母能够跟孩子融洽相处，其实从孩子出生开始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建立到最后，如果从感情上到思想上都能够互相理解，孩子能理解父母的不容易，父母也能理解孩子个人成长和独立发展的重要性，互相之间不苛求，需要温暖的时候又能够走到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美好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有些父母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发现孩子离开自己以后就会失魂落魄，就开始不断对孩子控制，孩子慢慢就会失去他的独立性，甚至有些孩子因为太过依赖，以至于大学毕业以后都还要依赖父母的钱维持生活。所以，应该是在孩子独立成长的前提下，父母和孩子之间温馨的相互依赖才是正常的状态，这是我个人当父亲的感觉。毕淑敏：说得非常好，而且你一边说，我一边在想，果然是如此。俞敏洪：时间关系，我们的对谈就快结束了，我来介绍一下你的图书。毕淑敏老师最近出了一整套自选集，包括《生命卷》《心理卷》和《幸福卷》，这三本书都是毕老师自己选的，包括她的长篇小说、散文、感悟还有旅行记录等等，总共加起来是10本书。如果大家原来没有读过毕淑敏老师的书，大家可以先买《心理卷》，里面有《女心理师》上下两本和《拯救乳房》。俞敏洪：哈哈，毕老师被称作白衣天使作家，因为毕老师本身是一名医生，16岁就当了卫生员，慢慢变成了正规医生，到了北京也是从事医疗事业，后来又自学心理学，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好的了解，所以写了很多相关的题材，你还开过心理学诊所？估计很多人来主要是为了见你。毕淑敏：大多数真不是单纯为见我。国人在心理上，有很多需要重视的地方，国外现在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我们原来觉得心理医生看的都是心理上有毛病的人，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心灵更加健全，能让我们的能力有更全面的展示和发挥。俞敏洪：是的，读你的长篇小说《女心理师》《拯救乳房》就能感觉到你对人的心理研究之深刻、通透，这跟你开过诊所，接触过很多向你咨询的人，应该有比较大的关系。我甚至从《女心理师》的主角贺顿身上部分的读到了你。俞敏洪：只能说部分读到了你，因为不是你全面人生的展示。毕老师的长篇小说要么就不读，一读基本就得从头读到尾，不太容易放下，因为太能深入人心了，而且文字又比较通俗易懂，如果大家对心理感兴趣，我觉得《心理卷》值得大家一读。 如果对人生幸福、解决人生困境、遇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困惑，想知道如何能把自己从人生，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痛苦中解套出来，我觉得《幸福卷》是很不错的。这里面有三本，一个是《旅行是幸福的扩大化》，里面是毕老师如何通过旅行获得心灵的愉悦，并且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在不安的世界里享有幸福》，刚好跟今天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很贴切；《幸福就是和谐所有的关系》，在当今这个半虚拟、半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发现人与人反而变得难以和谐相处，比如一家三个人，回家一人一台手机，互相之间不交流，甚至夫妻俩要商量事情，也是通过发微信，而不是面对面交流，再比如同事之间的隔阂，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互相的不理解、防范等等，我觉得毕老师这本书给了不少答案。所以，如果对追求人生幸福和自足感兴趣，《幸福卷》很适合一读，这三本书是我的枕边书，一般放在我床边的书桌上。
《生命卷》是毕老师写的跟生命和追求息息相关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她的感悟，尤其是毕老师的处女作《昆仑山》，是她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毕老师出的书太多了，我查了一下，从1986年发表作品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写，简直就是著作等身。
俞敏洪：现在你功成名就，也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你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做？写作上还有什么计划吗？毕淑敏：写作还有很多计划，但我不知道生命到底有多长，不知道能给我多少时间，只能说如果有可能，我会努力完成我那些一个个的梦想。俞敏洪：其实这时候根本就不用管年龄，我自己的态度是，我根本不会想我是不是能活到明天或者30年以后，我只想两件事情，第一，我今天过得合不合算？第二，我今天做的一部分事情是不是也能够连接到未来，让我的未来变得更加丰富？我的未来什么时候结束，用英文说就是“I don’t care”，我已经不在意了，我在意的是我今天做的事情。这当然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能让我感到充实、感到时间不浪费的，比如今天跟毕老师见面，我就觉得今天过得很愉快、很合算，而且这件事跟我的未来也有关系，比如今天跟毕老师对谈以后，我就有了很多新的领悟，这些领悟可能就能用到我未来人生的指导中去。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应该面向未来，因为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为未来做准备，但至少我这个年龄，必须把未来和今天紧密结合在一起。毕淑敏：你说得很好，特别是你刚才说的，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其实和你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只要做了，就是在为未来做一部分。俞敏洪：最后一个问题，面对今天的年轻人，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毕淑敏：我想首先年轻人，还是要有一个目标，要看远方；同时也要看脚下，脚下有你向目标的努力，特别是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任何努力都是和自己的整个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俞敏洪：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未来的事业或者前途，跟他眼前做的每件事情都有关系。首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当然要看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第二，做的事情一定要部分意义上付出努力才能做，而不是不动脑子重复就可以做，这样才会不断的努力、长进，就像爬山，每爬一个台阶，尽管离山顶还很远，哪怕这座山是由5000个台阶组成的，你只要爬上一阶，离目标就变成了4999，你一级一级爬上去，说不定哪天就站在山顶了。其实大家不用太着急那些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大事，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去奋斗，像你当初在阿里11年，也并没有想到最终会成为今天中国人民敬仰的作家，但这其实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人生有时候很长，有时候又很短，很长是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很短是你不做好每一天就不会有未来。毕淑敏：谢谢俞老师，这套书是自选集，自选集就是自己选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说，你要是想我，就到我的画纸里去看我，所以大家要是觉得，我跟俞老师谈的这些内容，对你能有一点点帮助，咱们就到书里相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