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2年11月18日 直播“对话敬一丹”）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请对谈的是敬一丹老师。敬一丹老师出版过四本书，先和大家分享下，《床前明月光》记录了敬一丹老师一家人跟自己母亲度过的最后时光，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态度都在里面；《那年那信》里是敬一丹老师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的1700封信件，并且增加了动人的点评。《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敬一丹老师是1976年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所以她组织了29个同学，把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感悟合在一起编成了一本书，在书里可以看到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发展过程；《我遇到你》可以说是敬一丹老师的另类自传，从自己的成长到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以及对中央电视台同事的回顾。
敬一丹：谢谢俞老师，我们直播预告出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是俞敏洪采访敬一丹呢？还是敬一丹采访俞敏洪呢？我可能情不自禁地就会进入到采访你的状态中，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用那个词：对谈。
俞敏洪：但如果让我采访你，我就会觉得特别骄傲，因为我采访了中国最著名、最会采访的一位主持人。
俞敏洪：很多人在问你是怎么保养自己的？
敬一丹：我也没怎么保养，其实就是不太在意，比如有些事你忽略了反倒挺好。比如年龄、性别，忽略了这些就不太在意了。什么状态最好？自在的状态最好。
俞敏洪：有没有平时让你焦虑、过不去、失眠、睡不好觉的事情？
敬一丹：不是很多，我属于秒睡的那种，即使有一点点小心事，也得睡醒了脑子清楚以后再想。
俞敏洪：这是天生对于问题的化解能力，还是你心比较大，对什么东西都不在意？
敬一丹：我估计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是后天父母的影响。我妈妈给我这方面的影响就很大，比如碰到一件事，她总会启发你：你换一个角度想呢？你再往那方面想呢？然后就想开了。我看我小时候写的信、日记，经常在那自己劝自己，碰到一件小烦恼，我把它记下来，好像我记的过程心里就放松了，到最后我的日记肯定是以“反过来想呢？”来结束，开始自己劝自己。
俞敏洪：你个性里自然、积极、阳光的一面，决定了你在一个时代中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你的家庭成员是不是都相对比较积极阳光？
敬一丹：对，我们家的基调是很明亮。
俞敏洪：有人认为一群人在一起，一个家庭在一起，之所以这个家庭积极那个家庭消极，是因为自身基因决定的，你觉得呢？
敬一丹：我觉得有基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营造。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家庭气氛营造者，无论遇到什么，她都是积极的，我觉得一个母亲的精神状态对全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深远的，她影响到我们几代人。
俞敏洪：我看你妈妈90岁还在飙歌，所有客人到家里去，都让老太太先唱两首歌，让气氛先活跃起来。
敬一丹：不仅在各种聚会中唱歌，还在我们家的微信群“我爱我家”中唱歌，是我们家群主。其实她在精神上是很有凝聚力的，这影响到我们家每一个成员。
俞敏洪：你父母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那么一个社会和个人生活命运都动荡变化的时代中，是怎样教育你们的？
敬一丹：我妈妈特别教子有方，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妈妈特别能树立榜样，这个榜样就是我姐。我姐当年也是学霸，曾经八次考试考第一。走在我们院子里，戴着三道杠，大队长，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我姐姐是在台上的，我就在底下和同学显摆，那是我姐。我妈妈就会经常说，你姐姐连续八次考第一，让我们觉得如果不争个第一、第二都不好意思。
俞敏洪：会不会倒过来给你们很大的压力？
敬一丹：她就是为了给我们压力，我妈妈给我姐姐买一个奖品的时候，是带着我去的，她给我姐姐买了一支钢笔，我特别羡慕，但我那时候还没有到用钢笔的年龄，但我深深记得这件事情，我妈妈那种奖励的做法，而且带着我去，对我就是一个激励，我就想我不能比我姐差太多吧？
她还会特别有意识地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她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就是互夸，比如跟我说的时候，你姐姐怎么怎么好，你弟弟怎么怎么爱学习，你小弟弟怎么怎么孝心。他跟小弟弟也在说，你哥哥怎么样、你姐姐怎么样，她永远是这样说话。
俞敏洪：对四个兄弟姐妹有偏爱吗？
敬一丹：有些方面是，从亲昵程度来说，她跟我小弟弟最好，其实我小弟也是挨打最多的，我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和我小弟弟在一起生活，所以在他面前，我妈妈表现得更自在，而我和我大弟弟在外地，我们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就感觉我妈妈知道远方的孩子要回来了，她要收拾屋子，把自己收拾收拾，我们看到的都是干干净净、精精神神的样子。
后来我妈妈说了一句话，“远方的孩子回来，你们看到的爸爸妈妈都是婚纱照，而常年在我们身边的孩子看到的就是生活照”，她在我小弟弟面前是素颜照，我小弟弟看得最清楚。我小弟弟一眼就能看出来，妈妈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她没有说，我也未必能看得出来，但我小弟弟就能看出来。所以要说我妈妈对四个孩子有什么差别，她可能在身边的孩子面前，会显得更自在，说话也更随便，我小弟弟给我妈买个冰箱，我妈也要骂他一顿，买个洗衣机，也要骂他一顿。其实他是在孝敬她，她反过来就会这样。但我们远方回来的孩子，我妈妈就不会这样。
俞敏洪：老太太更多是住在哈尔滨？一直跟小弟弟住？
敬一丹：对。
俞敏洪：让我想起了梁晓声的《人世间》，你小弟弟有点像周秉昆。
敬一丹：谁家都有一个孩子总陪在父母身边，好像都有一些这样的影子。
俞敏洪：现在很多父母年纪大了就没有孩子陪，因为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现在老人感受这种亲情的机会反而更少了，只能老年人之间互相温暖。
你小时候身处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你父母不能说三起三落，但也受到了各种冲击，你有感受怎样的社会人情冷暖吗？
敬一丹：是感觉得到的，在《那年那信》的封面上，就有一个我特别难忘的瞬间，在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邮筒面前，我寄出了一封信，邮戳上面有一个日子，就是家里遭遇突然变故，我一天长大。其实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有那么一瞬间，是一生中都很难忘的。
俞敏洪：你父母也算是革命干部，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有文化的。
敬一丹：我父亲是大学生，妈妈是中学生。
俞敏洪：从他们来回的信件里能看出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不错，而且当时工作岗位在公检法，也是比较有尊严、受人尊敬的岗位，突然的变故会让你和你的家人感觉到对社会、对人情特别失望吗？因为你做《感动中国》，谁都能看到你内心的温暖和对弱者的关心和关爱，这种内心的感觉跟你年轻时候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吗？
敬一丹：我觉得有关系，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下长大，就看到了生活的不同面。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一天长大，你就被迫看到了生活中的很多面，但这不会把孩子击倒，因为那时候周边的环境都是这样的。比如我父母不在家了，旁边小丽家也没人在家，小云家也没有人在家，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大环境都一样。
俞敏洪：一看边上也是这样，甚至还不如自己。所以大家共同扛着那个阶段的苦难，全中国人民都在扛。他们经历过十年这样很艰难的时刻，所以像前面提到的化解问题、困苦的能力，是不是在你父母身上体现得比较淋漓尽致？
敬一丹：1968年，我13岁的时候，在两个月之内，我父亲去了一个学习班，我母亲去了一个干校学习班，我姐姐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我就成了一个13岁的小家长。其实13岁的年纪也就是一个小姐姐，可那时候我就担负着管教弟弟，帮助父母处理这事那事的责任。那段时间我还负责给家里各个成员写信，每次写信都要同时写几封，爸爸一封、妈妈一封、姐姐一封，这些信留下来以后，就给了我一个回望自己少年时代的机会。那时候我就有那个疑问，他们是怎么化解这些问题的？后来回想，那时候我妈妈给我的教育就是：享福谁都会，吃苦是要学的。
俞敏洪：这话很有深意。
敬一丹：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妈妈这样说，比如她教我做针线活，我针线活做得还挺好，但我只会补衣服，不会做衣服。那是一个补衣服的年代，我妈妈教我这个的时候，就说你以后会用得着，我开始学的时候就像玩一样，这不就是做手工吗？缝扣子、补补丁，像玩一样学会了。但当他们都离开家的时候，我要给我弟弟缝扣子、补衣服，我每次动手洗完衣服以后都要动针线，这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妈妈跟我说那句话，吃苦是要学的，当年学的时候没当成我要吃苦去学，就像玩一样的学会了，这就准备着，然后用上了。
俞敏洪：你觉得你的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
敬一丹：其实这种苦，有的是物质上的，有的是精神上的，我觉得物质和精神上对我都形成考验的，就是父母不在家的那段少年时光，大约从13岁到16岁。
俞敏洪：那段时间也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
敬一丹：是，当时觉得很无助，父母不在家，我好像忽然间长大了，并不是我选择这样长大，而是客观上我一下就长大了。在本应该很天真的年龄，我就过早像一个小大人。那时候物质上紧缺，精神上失去了安全感，确实是挺难忘的。但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是我成长中最难忘的阶段，甚至对我后来性格的形成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那几年，我现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俞敏洪：有可能。现在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生活条件好了，不少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对孩子呵护比较周到，甚至有时候有点溺爱。父母是不是可以故意创造一些孩子独立生活和独立处理问题的空间，让孩子在10岁到18岁的时间里，能够更好的成长？其实这对他们一辈子有很大的影响。
敬一丹：我觉得是得故意做这种设计，因为现在没有这种环境。
俞敏洪：可能有些家庭父母眼光会稍微长远一点，会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的成长发展过程，做家务等等，但现在孩子本身学习任务很重，父母不自觉地把孩子本来应该成长的责任给承担过来了。在你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是怎样让你的孩子保持独立的？我觉得你女儿独立性还是相当可以的。
敬一丹：独立性有点太强了，她小时候我经常跟她说的话就是，你自己决定。慢慢她就习惯了，什么都自己决定，以至于有了大事的时候，她就直接告诉我她的决定，我说我们党和国家做决策的时候，还要和政协商量一下，你要不要也和我商量一下？她说我自己都没有想明白，我和你们商量怎么能明白？我自己独立思考不受干扰，就告诉你们决定。所以她通常是把决定告诉我。
俞敏洪：你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
敬一丹：有利有弊，利的一面是我看到了她的成长。另一面，我觉得我就没啥存在感了，会觉得不被需要了。
俞敏洪：你有没有发现，也许你的存在感是一种自我情感导致的？其实这种存在感对于孩子来说并不重要？
敬一丹：后来我就换一步想，这样也对，她在成长，她在成长的时候往前走一步，我就要往后退一步。她走向独立的时候，其实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原来我的担心就是你跟我上电视台是不是有更多的保险、更多的安全、更多的踏实啊？但是后来我看到她的独立能力以后，我反倒觉得越独立越安全。
俞敏洪：越独立，她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越强。比如我两个孩子，他们上大学以后，我有点故意跟他们拉开距离，后来我发现孩子独立上大学以后，成长速度是在家里的好多倍。
敬一丹：你会故意拉开距离，你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会和孩子保持紧密关系？
俞敏洪：我的紧密关系就是，他们如果有任何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马上可以找到我。
敬一丹：他在找你之前，是不是已经找过妈妈了？
俞敏洪：有时候会找，但更多时候，比如学业上的问题，他们找我还是挺畅通的，他们不会跟我回避，或者跟我有隔阂。但我在我们家属于比较严肃、比较有原则的那一位。
俞敏洪：从《那年那信》里看得出来，你们家庭，从你父母开始到你们兄弟姐妹，对于把历史资料留下来、做记录这件事做得非常到位。比如我也写信，到了大学以后也给我父母写信，也有很多同学给我写信，有时候特别孤单，还会给自己永远也追不上的女生写情书，但我一封都没留下来。包括我在大学做的很多上课笔记，后来搬家就扔掉了，也不一定是故意扔的，可能就是觉得旧了，就放在旁边丢了。
我现在回去翻家里留下来的旧文字，唯一留下来的就是我老妈年纪大了以后，给我留下来的一个有点像遗言的小小回忆录，我就很珍贵的放在那边。但你父母，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写的信，尽管在那个特殊时代也被破坏掉了一些，但还是留下了很多文字资料，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最后你们这1700多封信被编成了《那年那信》，一本特别感人的书。
敬一丹：我父母都有留存信的习惯，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一个小木箱，里面就是信。那时候还看不懂，字都是连笔的，后来我才知道，那都是我爸我妈的情书。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后，小纸箱里面的信就装满了，后来就放到抽屉里、柜子里。其实在我少年时期，父母去了干校、学习班，我姐姐下乡，后来我也当知青，那段时间家书是最多的。这些信我们都受妈妈的影响，都留着。所以这些信是有来有回的，我妈妈给我们的信，我们留着，我们给我妈妈的信，我妈妈留着，当我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些信又聚在一起。所以我妈妈退休以后就整理了一下，1700封家书。
俞敏洪：老太太很有保存资料的天性。
敬一丹：她珍惜一切有字的东西。后来我弟弟帮助她整理以后，就印了一本我们家人自己看的书，这本书名就叫《我爱我家》，我们看的时候，一边笑一边流泪，大家一起回忆全家人走过的那段岁月。
俞敏洪：读你父母年轻时候写的情书，我也笑了半天，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尽管当时还不写情书，但写出来的笔调也有这种感觉。
敬一丹：五十年代初就是这样表达的。
俞敏洪：比如当时怀你的时候，还不敢说“怀孕”，说“大概是那么个事”。
敬一丹：我后来还问过我妈妈，你为什么给我爸写信还这样？她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我说你们都有了一个女儿了，这都第二个孩子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说那时候就是这样的。
俞敏洪：那一代人的特点。我觉得信本身的选段和你写进去解读以及对后代人的讲解，都特别真挚而感人，我读了以后相当感动，而且你的钢笔字写得那么好！
敬一丹：我都写了好几遍才写成这样，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手写，但出版社建议我，说你给大家写封回信，手写，我就写了这样一封信。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信做了这样一种讲述？我是想在我妈妈和我们家第三代、第四代孩子那儿做一个接力，现在和我女儿还有我女儿的下一代讲我妈妈那个年代和我年轻时候的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有点遥远了，你再让他们拿那些发黄的信纸看，也是很遥远的。那我可不可以像讲故事一样给他们讲信里的故事？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俞敏洪：这个讲解的过程很重要，通过讲解把几个时代连接在一起了。
敬一丹：而且点名道姓的，比如给我女儿的信，讲一段故事，然后给我侄女、外甥，甚至给我们家四代孩子，都是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俞敏洪：整理得特别好，读《那年那信》，让我感觉到中国的家族血缘、家族文化、中国文明的传递是怎么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传递首先就来自于家庭的传递，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让我感觉到你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温情，包括对文化的讨论，包括你这本书对不同的下一代人的故事的讲述，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血脉在流动。没有这个血脉的流动，其实就不存在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本质上是家文化，家文化以后才是国文化、才是天下文化。所以，我觉得你无意中做了一件事情，在告诉中国的老百姓，一个好家庭应该怎么传承。
敬一丹：其实当时最朴素的想法是希望我妈妈珍藏的这些东西，能让我妈妈更清楚的看到它的价值。
俞敏洪：老太太看到过这本书吗？
敬一丹：看到过，其实在我妈妈得了癌症以后，我就把它编成了一本书，我们也珍惜着她的珍惜。老人到最后晚年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精神激励的，就像我们成长的时候需要精神激励一样，她到了晚年，那么强有力的一个人变得慢慢无力的时候，她需要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晚辈告诉你，你做的一切都太有价值了，我们特别感恩，我们也珍惜着您的珍惜。不但我们，我编成书以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他们也会欣赏、了解，这对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满足。这本书后来我送到了我妈妈放疗的病房，这是她的最后一本书。
俞敏洪：她那个时候还能读书？
敬一丹：能读，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在看这本书，她周围的人看了书以后，和她的那种呼应，给她带来了一种精神力量。其实我觉得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父母在年老变得无力的时候，我们该给他们什么，给他们找最好的医生，让他们享受着最好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他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对她所做的一切的高度认可。后来我就告诉她，我说我原来以为谁家都有这种信，后来我才知道你做了多伟大的事情，这件事给我们全家人、几代人留下了一种精神遗产。至今我也认为这种民间记录是有价值的。
俞敏洪：最有价值的就是民间记录，我认为官方记录或多或少是经过修饰的，但民间记录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记录，往往是最真挚的。
敬一丹：而且家信这种东西很原生态。
俞敏洪：因为本来就没打算给别人看。
敬一丹：从我自己的家信视野看到更大的空间，我对其他的家信也特别感兴趣，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家书博物馆，我们就特意到家书博物馆做了一期节目，在家书博物馆里，我看到的不是一家一家，那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拼图。
俞敏洪：是的，实际上这本书已经跨越了三个时代，你父母从五十年代开始互相通信，到你们这代，再传递到下一代，怎么样来读这些信，读出什么样的感觉，这本书里都有。
你跟王梓木大哥之间也通信吗？
敬一丹：通信，我们也有一段时间分离了，我们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先考到北京的。
俞敏洪：九十年代以后有了短信、微信，是不是就很少写信了？
敬一丹：现在很少写信了。
俞敏洪：现在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现在写信依然有价值。
敬一丹：现在一些重要时刻，我还是要写信的，我不给他写，我给我女儿写，比如重要的纪念日，在她生命的节点上，我会写一封信，这也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我妈妈在每一个孙辈结婚、成人的人生节点上，她都要手写一封信。
俞敏洪：这真是特别好的习惯。即使现代分分秒秒可以用图片、视频和文字通过微信这样的工具来和亲人交流，但我觉得在最关键的时刻，一封手写信比什么都重要，那种亲情、温情和力量。
敬一丹：你说的太对了，前不久我公公去世了，我和我先生去整理公公和婆婆的遗物，就发现了一沓纸，在这沓纸里面，其中有我给我婆婆写的一封信，上面我写的是我们晚辈想知道的，我给我婆婆提出了五个问题，我说你小时候，你的家乡黑龙江省东宁县，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候女孩上学会怎么样？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记忆？我问了她五个问题，接下来的一沓纸是我婆婆用铅笔写的，她出生的黑龙江省东宁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她就描绘出三十年代一个少女眼中的家乡，写了她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她甚至画了一张图，这张图是她家的平面图。我先生说他从来都没有看过这篇文字。我想当时我婆婆写完以后可能是忘了，并没有给我们，但十几年后我们再看它，依然觉得这个手写的东西有一种气息在，我现在想，幸好那个时候我们去问了。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我爸妈，他们给我的回答让我们了解了他们的过往，也都记录在这本书里了。我问我爸爸的问题都非常具体，我说爸，你小时候最不爱上什么课？他的回答我都没有想到，当时三十年代他在东北读国高。他最不爱什么课呢？日语。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日语是一种奴化教育，他们内心特别反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过，记住，你不是满洲国人，你是中国人。那时候民间是流行这样的话的，用东北话说“日本话不用学（xiáo），再过几年用不着了”。我爸爸给我写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是在那样一种国运之中，他的个人是这样一种情感。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学霸，但他对日语特别抵触，以至于后来他到北京的时候，我说爸，咱们去吃日餐，我爸一看到日餐，立刻就想起了过去，就拒绝，跟我说，以后你不要叫我吃这样的饭了。如果当年我们和父母、公公婆婆没有这样的交流，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呢？
俞敏洪：体会不到那种心境。
敬一丹：所以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让我的女儿、让我们家的后代能够了解，一代一代怎么走过来的。
俞敏洪：其实你的这种讲述让我脑海中产生了一句话，每一个家庭都是一部动人的长篇小说。
敬一丹：是这样的。
俞敏洪：如果你把家庭最平实的写出来，到最后都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人生发展史。我觉得你在讲述的过程中，不管是《我遇到你》还是《床前明月光》《那年那信》，把这四本书连起来读，就是在读你们整个家庭和家族的长篇小说和思想成长史，是这样一种感觉。
俞敏洪：你有没有想过手写一本书？这样你的手稿就会变成历史资料之一？我碰上一些作家朋友，他们原来有一段时间都用电脑写，写着写着，有些作家朋友就重新换回了笔，像梁晓声就是用手写的。
敬一丹：现在还是呢？
俞敏洪：对，他应该是部分用电脑写过，但现在更多是用手写。其实留下历史资料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留下原件，我的钢笔字实在太难看，我要是想写得能看，就必须写得特别慢，但我打电脑的速度极快。
敬一丹：我有时候写提纲会用手写，我必须拿一张纸才能写出思路，而且这张纸必须是另外一个什么的反面，我不能用一张雪白的纸来写，还挺环保，我觉得这样我的思路才是畅通的。刚才说我特别害怕忘记，比如《我遇到你》是回顾职业生涯的，《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是回顾青春的，封面我就直接写了“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写到我家庭的那件事，写到我怀念我的母亲，我都是害怕忘记。
俞敏洪：说到忘记，你有次演讲的时候还讲到，你父亲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连你是谁都想不起来了。
敬一丹：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让我更多拿起笔的一个原因。我父亲原来是一个手不释卷、才思敏捷的人，但老年以后，他有一次问我，你叫啥？那对我是极大的冲击。人会忘记，但还有一种忘记更可怕，就是主动的忘记，比如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头疼的事情，让人痛苦的事情，就有意的遗忘。我很害怕这种遗忘，我觉得如果那样，我们就白经历了，白付出代价了。我对遗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抵抗，所以我会尽自己的力量记录。我的职业就是记录者，我可以用镜头记录、用话筒记录、用文字记录，而用文字记录会更个人，比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着镜头说我家的家书故事，但我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做这种传达。甚至在纪念我父母的时候，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我把为他们写的这些文字，一页一页的烧掉，我觉得他们看到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感知到。
文字有文字的力量，话筒有话筒的力量，作为一个媒体人，可以找到不同内容的不同传达方式，所以我退休以后，用了很多时间做这些事，我退休后的日子也就变的很充实。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拿起笔，比如很多人现在在写自己的家史，在问自己爷爷奶奶的经历，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好的记录，我们现在有那么便捷的记录方式，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手段，我们为什么不做记录呢？
俞敏洪：其实应该记，有些记录也很容易。
敬一丹：我想我们如果那么健忘，也挺悲哀的，所以这也是对抗自己这种可能的遗忘。
俞敏洪：我能理解，我过了50岁以后，就开始有意无意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明显发现我在50岁写的日记比过去要完整很多，现在十年过去了，就更加意识到有些事情，你不记，就忘了。所以两件事情我觉得我还算在努力做，我现在每个礼拜都要发一篇周记，我愿意通过这样的记录，既跟大家分享，又给自己留下了我认为特别值得记录的事情。
另外，我现在有一个挺急迫的想法，要把我小时候到现在的成长，用一种散文的方式给记录下来。我读散文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给了我很大的感悟，他把自己从小生活的村庄，写成了一本书，然后感动了全中国。我当然写不出他那种东西，没有那么细腻的体会，这种细腻的体会必须在相对的孤独中才能有，我现在经历不到这种孤独，但我依然觉得这件事要去做。
我妈妈在临终前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80岁的时候她的记忆力都超强，后来得了老年痴呆，85岁的时候，就完全失控了，到了86、87岁的时候，就不认识我了。当然，她不认识我的最后四年，我把她照顾得很好，但你会发现，她所有生命的痕迹，或者生命的记忆，最后都会自动从大脑中消失，所以在消失之前，我觉得还是要留下点什么，尽管不一定有多大的意义，但至少你活过，你生活过，你经历过，你感受过，这一切本身就是意义。所以我读你这四本书的时候，感悟非常深，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记录做得非常好，包括《床前明月光》，你写你的妈妈，其实如果我要是有心，我妈的最后五年，我也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因为我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但我没有，我忙于工作，忙于所谓的事业，对我妈妈的关心仅限于我提供足够的金钱，让老人家晚年能过得好，但这个好，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感觉。
敬一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父亲晚年也是这样，像《床前明月光》，写这本书是需要一些内心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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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直面生离死别，直面你亲爱的妈妈在最后的岁月中的痛苦与欢乐。
敬一丹：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悼念，或者说是我在记录和我妈妈的感情，我更多是觉得，我妈妈在最后的岁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命课，她是怎样对待生命的，她是怎样在阳光中慢慢老去的，在月光中她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觉得我妈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在给儿女们上这样一堂生命课。我妈妈特别愿意告诉孩子自己的生命体验，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跟我说，这段我不能写了，你写写。所以我写这本书是完成我妈妈的嘱托，其实写的过程也很痛。
俞敏洪：老人家知道你最后会写这么一本书？
敬一丹：她希望我能写，因为那时候她已经看到了《那年那信》。在病中，她跟我的谈话是很多的，我觉得她在床上以后，我们的精神交流更多了，因为陪伴更多，那段时间觉得精神上特别靠近。她对自己痛苦的体验，对自己生命最后的交代，对儿女的期望，她都希望能够记下来。所以后来我写这本书尽管很痛，好几次都写不下去，但我想，我应该像我妈妈能够做到的那样，把这种生命体验记录下来，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妈的遗传在我身上起作用了，就是坚韧。后来我写完了，就好像完成了一次对我妈妈的倾诉。
再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这本书录成了有声书，在《纪实文学》里播出，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是我自己录，那过程很难受。比如我写的时候，再痛你是可以停下来的，但录音的时候是不行的，我录制的时候几度中断，录到中间我几乎失声了，停了几天以后，我还是把它录下来了。这时候其实我内心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个声音能够在云里，被我妈妈听到，我妈妈的名字就叫“云”，当我把它录成有声书的时候，它在云里，能够被我妈妈听到。有人说，写得那么痛苦，应该书里全是泪吧？我说不仅仅是，我也会写到阳光有趣的妈妈。
俞敏洪：那张老人家到沙滩上捡垃圾的背影照片，让我特别感动。
敬一丹：我妈妈每天都在海滩上打扫，就是为了让大家到海滩的时候感觉干干净净的，以至于她在那打扫的时候，有人从那路过问，老太太你挣多少钱啊？但我妈妈做这件事完全是义务的，她就愿意、喜欢这样。
她老的时候喜欢唱歌、喜欢种花、喜欢跳舞、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她是我们家庭微信群的群主，我觉得我妈妈那时候就在给我们做示范，当你老去的时候该怎么做。所以我姐姐退休的时候，她给我姐姐写了一封信，完全是一个退休指南，退休以后，你的空间会变，你的社交会变，你在家庭里的感觉会变，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后来我姐姐的很多朋友都看这个。我看这个时候就想，当我们家的孩子一个一个退休的时候，她写给长女的这封信，依然会让我们受益，我就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妈妈给我们的生命启发。而且在我妈妈离世的时候，我们家四代人，最小的一代当时才4岁半，他也算是上了一个生命课，他可以直接和家长谈论生死，也知道了人会告别生命。我觉得这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财富。
俞敏洪：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声音或者你的普通话有使用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你的特长？
敬一丹：小时候我总是班里那个常被老师叫起来读课文的同学。在1966年以前，我们还是很正常的教学，老师就会经常叫我起来读课文，我自己读的时候挺享受的。有一次老师说要叫起来几个同学读，最后叫了我，老师说：“你看，预习和不预习就是不一样吧？敬一丹，你是不是好好预习了？”我说，“老师，我没有。”我真没预习，但老师原本想拿我当一个预习的榜样。其实这件事反过来也让我自己发现，我确实能够不太费力地做这件事。
俞敏洪：后来是不是也有老师不断让你读课文？
敬一丹：后来有一次我们老师说，你们几个同学跟我到办公室一趟。我们是拿着语文课本去的，老师就让我们拿着课本，对着一个黑的东西说，读一下这个课文，我们就看这是什么东西，老师说这个叫麦克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麦克风，但感觉这个词非常高级。后来我读了一篇课文，另一个同学叫梁晶，也读了一篇课文。然后老师跟我说，你回去吧，梁晶留下来。我走回教室的时候，我们教室有一个小喇叭，里面就传来了梁晶的声音，她说，同学们，请准备好，我们一起做眼保健操。这是梁晶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从小喇叭里出来了？然后她就说1、2、3、4、5、6、7、8……太奇妙了。
俞敏洪：你不是被刷下来了吗？怎么后来又有机会了？
敬一丹：我认识了麦克风，我很羡慕，但我没能走近它，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学有广播站，广播站的老师问，你们这届学生谁朗诵比较好？他恰巧问的是我班主任，我班主任说敬一丹朗读得还不错，然后我就成为了中学广播站的广播员，特别偶然。
俞敏洪：中学广播站广播员有几个？你是其中一个？
敬一丹：四个。特别偶然，假如他问的不是我们班主任，我今天就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了。我们中学广播站的呼号是这样的：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俞敏洪：现在还记得，说了几千遍。
敬一丹：每天说，比我现在说的还要慷慨激昂一点。我姐姐也是他们学校的广播员，我姐姐是“哈尔滨市第九中学广播站”，她广播的时候我在家都能听见。我广播的时候，四十四中所在的哈尔滨文昌街一带全能听见。
中学毕业后，我就当知青了，知青这地方要建一个广播站，谁能当广播员呢？特别巧我们家一个邻居也在那，他就跟队长说，小敬在中学就是广播员，又是非常巧的一件事，我就试了试。一开始是工地广播站，你看过电影《雷锋》吗？雷锋去到工地做义务劳动的时候，广播员就说：同志们加油干，今天哪个哪个班又砌了多少砖。
俞敏洪：我们小时候干农活都有这个广播。
敬一丹：对，“同志们加油干”，就需要那样一个广播员，我就成了那个广播员，这简直太偶然了，我又一次走近话筒。
俞敏洪：其实偶然中包含了必然，必然是因为你的普通话和嗓音一直很好，偶然是因为有人知道，所以不断给你这样的机会。
敬一丹：后来林场建广播站的时候，那是个永久性广播站，我就成了一个广播员。
俞敏洪：是专业广播员？
敬一丹：那是一个人的广播站，我值机、我写稿、我广播，一天几次广播，我还列一个时间表，每天几点广播，弄得井井有条，每天早上放开始曲，那时候开始曲都是《东方红》。所有的听众我都认识，都是我们林场的，那段工作让我觉得真的爱上了话筒，这工作简直太有意思了。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没有电视，广播是那时候唯一能笼罩整个林区的媒体。
俞敏洪：没有电视、收音机，什么也没有。
敬一丹：那时候如果有个小收音机，都是很奢侈的。
俞敏洪：我记得小时候我到城里亲戚家，就有一个大盒子收音机，旋钮式的。
敬一丹：所以那时候我们广播站是高音喇叭覆盖整个林场，小的纸盆喇叭千家万户，那段时间我们林场的人早上起来都不用闹钟，就看我广播没广播，如果万一偶尔那天我失误了没起床，就全体迟到。
俞敏洪：有过这样的失误吗？
敬一丹：有过一次，那天没有放广播，大家就说怎么还没放广播？没到点嘛？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享受，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真正觉得我有可能在将来当一个职业播音员。
俞敏洪：但其实还不太有职业播音员的概念？
敬一丹：有一点概念，我们那时候每天都在转播黑龙江省台的节目，我现在都记得那个频率是中播620，我每天都在转播，每天都在听。后来有一天我照常广播，我们的工友们在山上干活，离林场挺远的，他们隐隐约约听到了声音，回来就问我，小敬，刚才那个声音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的？第一次有人把我的声音和省电台联系在一起。我就心中暗喜，我说嗯，是我播的。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声音会被人家以为是省电台的吗？我能成为省电台的播音员吗？我的声音有可能从那大喇叭里到收音机里吗？其实这时候就有一种愿望了。
俞敏洪：那时候是20多岁了？
敬一丹：20多岁了。
俞敏洪：后来怎么在1976年去北京广播学院上大学了？
敬一丹：完全就是赶上了，工农兵学员是推荐制，那时候没有所谓报志愿，所以在那之前我有几次机会，比如林业学校、师范、铁路学校等等，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上大学就行，那时候我没有职业方向，赶上什么是什么，但我非常幸运，我被推荐了以后，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北京广播学院，我原来都不知道有这个学校。
被推荐的时候，因为我是当地的播音员，所以还有点优势，可我一入学，就别提有多自卑。我在我们林区那里是普通话最好的，可一入学就发现，我的天哪，我们宿舍的人，这个是省电台的，那个是市电台的，我一张口，一口东北话。
俞敏洪：同学中有没有完全不是播音出身的？
敬一丹：有啊，有比我更差的，从来没有在话筒前工作过，说话都带方言。
俞敏洪：跟我进北大的时候差不多。
敬一丹：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自卑，第一个学期我完全是自卑的，我也很勤奋，但非常盲目，我都不知道我的方向。比如我天天早上去练声，我这样对不对呢？不知道。老师说，小敬，你发音的声音有点白。啥叫白？就是没有经过训练。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都还是懵的。直到第一次考试，我特别意外，我得了优，我以为老师弄错了，就去问老师，我为什么能得优？我觉得我比其他同学差很多，这时候老师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指点，这个指点后来影响了我整个话筒前的实践，他说，因为你注重内容，这是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
俞敏洪：注重内容？
敬一丹：对，注重内容，而不是只看重形式。这个指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之后从第二学期开始，我慢慢就从自卑里走出来了，慢慢对自己有了认识。
俞敏洪：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算班内的优秀毕业生了？
敬一丹：有些方面吧，但我的声音条件也不是最好的。
俞敏洪：你后来为什么想考研究生呢？我相信你同学里想考研究生的应该不多，而且原则上你当时从广播学院毕业，回到了家乡的广播电台，也算是一流播音员，应该待遇不错，也比较受人追捧。
敬一丹：我走出校门就决定要考研究生了。其实就是读书没读够，工农兵学员所有的课程安排都是蜻蜓点水，我连外语课都没学过，没有开过这样的课，当我走出校门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接受过高等教育吗？我能再和78级一起再考一次吗？他们说不能，你已经大学毕业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上大学？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生词，是我们同学告诉我的，他说，你还可以考研究生。我就带着这个生词回到哈尔滨，到处问，谁是研究生？咱们这谁是研究生？研究生怎么考啊？有没有谁看过研究生的卷子？但没有一个人。
你知道什么是两眼一抹黑吗？就是那种感觉。那时候的资讯太闭塞，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找不到一个有过研究生经历的人，给我一点间接的经验也好，都没有。但那时候我就想这是一条路，是我再次走进校园的一条路，所以无知者无畏，我直接上考场看卷子去了，第一堂考的就是英语。你知道什么叫下马威吗？
俞敏洪：那时候你可能一个单词都不懂。
敬一丹：那时候勉强把26个字母认全了，跟我姐姐学的。
俞敏洪：1979年是吗？那也是我第二年参加高考。
敬一丹：是吗？咱俩有点像，都是三上考场，我考研也考了三次。第一次完全为了看卷子，那时候太自卑了，我一看别人，他们怎么都会呢？我看着满眼都是生词，感觉自己就是文盲，还不能提前交卷。但经此一战，我知道我和研究生之间有多大距离了，这距离简直天壤之间。
俞敏洪：跟我第一年参加高考的感觉一样，我一看那个英语卷子，几乎所有的题都不会，就全部答A。
敬一丹：我也是这样。当时监考老师说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出去，我就拿着卷子看，我那时候都看不懂啥叫题型，就看着很多括号空在那，这是填空的意思吗？我就胡乱把所有的空都填了，闲着也是闲着嘛。后来就痛下决心，开始学英语，学得太艰难了。我觉得考研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俞敏洪：据说考研的过程中，梓木大哥还对你起了挺大的作用？
敬一丹：我俩都没考上，就是因为都没考上，我俩才能认识。后来我们还讨论要不要继续考，我那时候觉得差距太大，就觉得要不算了。然后他说，考啊。所以后来一起学了一段时间英语，学得好艰难啊，我又不是很喜欢英语。
俞敏洪：学英语是很艰难。
敬一丹：完全是为了过这个门槛。我姐姐是英语专业的，她也是工农兵学员，她教我的时候，我觉得她一直在忍着，后来她忍无可忍说，在我教过的学生里，你最笨。后来她跟她儿子也是这样说的。我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学英语，白天在省电台工作，晚上就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俞敏洪：那时候还没有新东方。
敬一丹：对，那时候没有新东方。第二年考的时候，就没那么惨了，但差距还是很大，后来又隔了一年，外语终于过了。全国统考的英语，我觉得那是我面前最大的一个门槛。
俞敏洪：后来第二年英语考过去了吗？第二年好像梓木大哥就考到北京了？
敬一丹：我中间空了一年，我父亲生病，那年他就考上了，他的主要门槛也是英语。所以我看着“新东方”这三个字真的百感交集。
俞敏洪：你之所以坚持第四年又去考第三次研究生，是不是因为第三年的时候梓木大哥考上了？
敬一丹：原本就有动力，然后他先考上了，我又多了一重动力。其实这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他下了考场，我们就结婚了，那时候还不知道考没考上呢。所以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已婚妇女。
俞敏洪：后来考上了，还是考到广播学院？
敬一丹：是的，回到了母校，我的导师是齐岳教授。
俞敏洪：上研究生课程时候的感觉，和你当初当工农兵学员的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敬一丹：我完全把它当成一种补课，我原来的知识是不系统的，我自己也很盲目，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觉得有了一些自觉。现在回头想，如果没有那三年，就没有我后来的三十年。
俞敏洪：应该是，如果没有那三年，你可能就在黑龙江广播电台工作一辈子了。
敬一丹：关键是，那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对未来的空间有什么想象。当时研究生毕业我就留在北京了，留校当了两年左右的老师。
敬一丹：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兵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词了。
俞敏洪：我记得当时工农兵学员需要有各种推举。我曾经也有过工农兵学员的理想，因为当时我们村上有一个农民是大队团支部的，因为劳动特别出色，在1975年的时候被推举上了洛阳外国语学院，是个军校。那时候我初中刚毕业，还没上高中，但当时上工农兵学院不一定非要高中毕业，所以我就有一个决心，拼命干农活变成劳动标兵，过几年被推荐上工农兵学员，所以我就拼命干活，那几年，大概1975年、1976年，我获得了十几张劳动奖状。
后来“四人帮”粉碎后，恢复了教育，首先恢复的是高中秩序，我当时没有上到高中，但我们老师知道我初中学习不错，而且我跟我妈说我还想上高中，我妈就跑到公社书记那儿，再跑到高中校长那去问。高中校长是我们下边村庄的，他说没法加进去，但有意思的是，我们隔壁村有一个女孩死活不愿意上高中，因为她每门课都不及格，坚决不上了，这个女孩就退学了。那个校长说，退学了可以补一个，就把我补回到那个高中了。当时我们高中只有两年，没有高三，所以我是1977年上半年进入了高中，1977年下半年就变成了高二，接着就到了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然后1978年7月份，我就参加了第一次高考。
敬一丹：你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还知道工农兵学员，现在跟80后说工农兵学员，都是生词。我就想，我们是当事人，我们就是工农兵学员，我就和我大学同学说，我们就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们应该把我们上大学这件事写下来，其实就是为了在我们还没忘记的时候写下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俞敏洪：《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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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对，为什么叫“我”？因为这是个体讲述。
俞敏洪：就是你的同班同学，都在用“我”讲述自己。
敬一丹：对，29个我。末代的意思是76级，77年高考恢复了，我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其实还有一个涵义，我希望这种不正常的教育终结，所以叫末代。其实这本书里有大家熟悉的一些人，他们也是工农兵学员，比如王石、梁晓声，他们都觉得这样一本书其实属于历史的备忘录。
俞敏洪：我读了以后还挺有感悟的，实际上你们起到承前启后跨时代的作用。
敬一丹：当时高考被废止以后，所有大学校园一片荒芜，接下来的结果可能是文化链条的断裂，所以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权宜之计，还没有恢复高考，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从知识青年、工人、解放军各界优秀青年中选拔上大学。工农兵学员在那种非常的年代存在了多久？存在了七年。七年一共招生50多万，再想想我们现在一年的招生又是多少。
俞敏洪：我1980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本科总招生量一年也就十几万。
敬一丹：你上北大的时候，你们学校工农兵学员都已经毕业了吧？
俞敏洪：是的，因为最后一届76级，到78、79年就全部毕业了。
敬一丹：我是76，我们入学不久后就恢复了高考，77、78级入校的时候，我们还在学校，这时候和他们一比，就觉得我们之间不是届的差别，是时代的差别。
俞敏洪：学制也不一样，工农兵学员是两到三年，77年考试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四年。
敬一丹：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学制要缩短。
俞敏洪：老三届77、78、79都是四年制了。
敬一丹：现在的同学一入学，比如考进了北大，大家就聊，你原来在哪儿啊？我原来在某某学校第几中。我们那时候不是，我们是，你原来在哪儿啊？我原来在湖北当知青、我在黑龙江当知青、我在北京当工人、我在新疆当兵……这就是我们入学之前的经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叫前传。
俞敏洪：这本书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青春以及感悟，每个人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独立奋斗。这些个人并不一定都要出名，比如你是很出名的，但你这29个同学里，也有没出名的，也有过得很平静、很平淡的，但无一例外，我发现他们对自己生命的记忆都非常生动。
敬一丹：是，尤其是我们76级，正好赶上国家的重大转折，我们个人的转折和国家的转折恰巧在一个节点上，所以我们所有的记忆都是有背景的，比如那么多人从乡村来，从工厂来，从军营中来，都是风尘仆仆。我们走到教室，什么叫百废待兴？76年年底入校的时候，当时一打铃，是特别传统的上课铃，我听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太久违了。
俞敏洪：当时都是选业界最优秀的青年去大学读书，但因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当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会发现你的同学或者周围的朋友中，有很多实际文化水平根本就跟不上的。
敬一丹：就是这样的，参差不齐是我们的特点。我后来跟80后谈起我那时候听到上课铃的那种激动心情，我说久违了，那么多年，在书荒的年代，没有学可上，终于又上大学了。然后80后说，我们都特别喜欢听下课铃，我说那你没有失过学啊。
俞敏洪：我也喜欢下课铃，别说他们80后了。你有同学毕业后没做播音工作的吗？
敬一丹：有，有的同学毕业就改行了，其实挺可惜的，这也是工农兵学员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地方，虽然我们当时入学没有考试，但没有按照自己的志愿去学习专业，也是不可弥补的人生损失。我们有的同学本来是特别明显的理工科倾向，但推荐名额没有到他那，当播音的名额来的时候，好吧，反正有学可上就行了。还有美术底子特别好的同学，比如我这本书的插图，就是我同班同学画的，但他就没有赶上美术院校的招生。
俞敏洪：这插图多好看。
敬一丹：画插图的同学和我同龄，叫李小梅，她就没赶上美术院校招生，不然她可能就学美术了，当然她做电视播音也很有优势。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工农兵学员那时候多好，你们也没有走高考的独木桥，你都不知道高考什么滋味，我说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滋味，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报志愿的滋味。
敬一丹：当我们匆匆走出校门的时候，当时我们老师说，你们马上就要走出学校了，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开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将影响到你们每一个人。是什么呢？我们就带着猜想回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在那工作。几天以后，就听到广播里传来一段新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所以我职业的开端，恰巧跟改革开放的开端又重合到了一起，特别巧合。我现在回想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转折点上，所以，每一个个人记忆都有一个大背景。
俞敏洪：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晚生十年就好了？
敬一丹：我没有。
俞敏洪：我感觉，你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时代的记录者和讲述者。因为你的节目和你的书，记录了这个时代，留下的文字都跟时代密切相关。而且，通过你的节目，不管是《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还是《感动中国》，你又把这个时代讲给了全中国人民听。当然，后来也有白岩松、崔永元等等，他们也都是代代相传，但你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大姐，你对整个方向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引领作用。
敬一丹：我觉得，赶上什么年代，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记忆。比如我赶上了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我也有很多失去，但如果不赶上那个年代，我怎么能够理解什么叫变化，什么叫转折，什么叫起伏？我甚至回头看，还觉得我赶上了这个年代对我也是一种成全，记者不就是记录变化、感受变化的吗？这么大历史性的变化，我们赶上了，我就是记录者。
俞敏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所以我们应当最大可能的利用这个时代、参与这个时代，或者最大可能地和这个时代相融，并且创造自己的价值。
敬一丹：是的，我们不能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你可以做出你在这个时代里的选择。
俞敏洪：在这个时代中，你个人是被动的随波逐流，还是主动地去选择，在这个时代中做出事情来，其实是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的。
敬一丹：尽可能有选择，尽可能有作为。我觉得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缺少选择的，但我还算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专业，恰巧是我喜欢并且适合的。我失去的那些东西，比如我少年时期断断续续的教育，这都是让我遗憾的，但你赶上了这个年代，又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命运，所以我总会想我幸运的那一面。
俞敏洪：我觉得幸运在某种意义上跟你个人的主动就有关系。
敬一丹：可能跟心态有关。
俞敏洪：你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为什么后来又回到广播电视系统中呢？
敬一丹：我留校当老师的时候，心特虚。播音专业是要上小课的，我面前五、六个学生，比如孙小梅、张泽群，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就故作镇静，其实我心里特别虚，我拿什么教给学生啊？这种感觉特别不好，特别不安。后来刚好学校急需教电视的老师，就把我派去电视台，让我实践一段时间再来写电视的教学讲义，所以我就以教师身份去了中央电视台。这段时间我就突然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我在那里很难得地处在一种兴奋状态，创作带来的兴奋。
俞敏洪：那时候很少有人看电视，关键是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在北大当学生期间，整个一栋楼，住了至少五六百个学生，就两台电视机。
敬一丹：但这时候我开始对电视感兴趣，且1987年正好是电视的上升期，我一个教师身份的人参加电视工作后，觉得特别兴奋，我当时就特别珍惜我自己的这种兴奋。
在此之前，我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也在黑龙江电视台兼了一段时间的新闻，但那时候对电视没感觉。那时候广播才是强势媒体，电视是新起的，也不成熟，我成为广播学院的老师到电视台以后，电视就处于上升期了。
俞敏洪：我记得1983年，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时候，北大所有的电视机都在播。一台小小的电视机，也就14英寸，为了看电视，得站在十米之外的地方才行，因为前面已经有几百人盯着电视机了，那时候就已经很彰显电视的力量了。
敬一丹：那时候我是老师身份，后来在电视台就找到了感觉，就觉得也许我现在当老师有点年轻，我应该从事一段实践，才有底气面对学生，我就努力要调到电视台，争取了一两年，在1988年调过去了。
俞敏洪：你1988年调过去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最著名的播音员是谁？
敬一丹：《动物世界》的赵忠祥，《新闻联播》的邢质斌。
俞敏洪：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自己能在电视上活跃这么多年？你真正从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岗位上退下来是在2015年？
敬一丹：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27年，从入台到退休。但当时我没想那么远，我不太有遥望能力，我就看到我能看到的不太远的远方就行。
俞敏洪：你也没想到会成为中央台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
敬一丹：那时候没有《焦点访谈》，我一开始在经济节目，我看到不太远的、我能够得着的目标是，我要做一个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我要当编辑，当记者，做一个有采、编、播综合能力的主持人。其实这是我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我是先研究它，然后又实践它。
俞敏洪：像《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你都有积极参与，站在现在来看，你觉得整个电视潮流对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对时代带来了什么影响？
敬一丹：我特别幸运地赶上了电视的上升期，一直到巅峰，这时候就看到了电视对中国千家万户的影响，对中国进程的记录。现在回想，我们有哪一个人没有受过电视的影响呢？现在对年轻人来说，他会说我们是看着电视长大的，当然后来又慢慢远离电视，但在那段时间，电视的确给千家万户带来了太多东西，而我恰好赶上了。
俞敏洪：应该算是老百姓在某个阶段唯一获得信息和娱乐的方式。
敬一丹：是。到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时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娱乐、信息，它是带来一种信心，我们的电视节目可以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当我们看到老百姓在电视上出现，自己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就会觉得我们其实和电视不那么远。那段时间，我觉得是很有成就感的。
俞敏洪：应该是超级有成就感，当你主持一个节目的时候，后面是几亿人在看。
敬一丹：你会看到，一切真的在一步一步记录着变化，在推进着文明，而且有时候它对进步的推动是立竿见影的。
俞敏洪：对社会的发展推动力？
敬一丹：那时候我的同事陈虻（1961-2008），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电视人，现在他的墓前就写着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惜他英年早逝，他留下的财富就写在他的墓前。
我很幸运的赶上了电视的上升期，我经历的很多第一次也是电视的第一次，像我职业生涯里这些遇见，我都记录在《我遇到你》这本书里，为什么叫“我遇到你”呢？这个“你”是指千家万户的老百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小时候看你的节目，现在更年轻的人不会说这个，他们会说，我姥爷特别喜欢你。
俞敏洪：我妈妈特别喜欢你。
敬一丹：这辐射了几代人，所以“我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此外，我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这是太丰富的职业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财富，我如果没有遇到他们，我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有最坏的人，也有最好的人，比如感动中国那些人，这也是一种“遇到”。
俞敏洪：这是人生常态，人本来就形形色色。
敬一丹：还有一种“遇到”，是遇到了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充满变化的时代怎么能不出记者呢？如果是波澜不惊的时代，记者的作为空间是不一样的。现在回头看，我的职业生涯记录了很多变化，这也是一种职业的“遇到”。
俞敏洪：那个时代真实的记录。
敬一丹：还有一种“遇到”，我遇到了我喜欢并且适合的专业。现在经常会听到年轻人说，我特别想干什么，我特别喜欢。我就想说，光喜欢是不够的，还要适合。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也喜欢，但我不一定能做，比如我看水均益英语说得那么溜，我只能羡慕，这事我是做不了的，那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做我适合的。你要让我去当一个会计，我肯定做不了，五位数以上我就糊涂了，但你让我说话、沟通、与人打交道，还算适合。所以，遇到自己喜欢的职业，也是各种幸福中的一个幸福。
所以，这个书名就叫《我遇到你》，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即将退休，回望职业生涯，以为这书是不是就画了个句号？但其实不是。我现在退休七年了，我对“退休”这两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其实退休的意思就是转换，你到另外的空间去尝试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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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这个解释会给很多退休人士带来一种力量，因为很多人退休就是退出社会、退出岗位、退出原来的事务，从此就是跳跳广场舞，炒炒菜、做做饭，但你说，退休是一种人生转换。
敬一丹：是一种转换，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可能。我在里面写到很多我遇到的故事，我说当时电视里呈现了，又用文字的方式呈现了，这事就结束了吗？其实没有，这本书里的很多的故事还在延续，比如有一章叫《草样年华》，写了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那些孩子，全是困境中的孩子，像小草一样长大的孩子，比如留守儿童、乡村孤儿、受漠视的女生、麻风村的孩子等等。我心里暗暗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还能见到他们，这挺不容易的，但在我退休以后实现了。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回访了这些人，而且这种回访有时候居然是我们当年《新闻调查》的原班人马，媒体变化这么巨大，我们都没有失散，当年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同样的摄像、同样的编导、同样的录音师，十余年以后我们又回到那个村庄，房子还在，更破旧了一点，村子更荒凉了一点，孩子已经长大，而我们这个团队居然还在。
俞敏洪：麻风村的那个老师还在？
敬一丹：还在。这些回访让我觉得记者是无所谓退休的，只要你有这颗记录的心，你有一定的职业积累，你有这样的好奇和愿望。
俞敏洪：你现在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记录，并且可以继续传播。
敬一丹：这个节目是在《新闻调查》播的，有一期节目，我回访了18年前我采访的孩子，节目播出后，那个制片人给我说，大姐，这个红粉笔节目置顶了，我说什么叫置顶？他说，就是全网都能看到。我还是不懂，我说是你们弄的吗？他说不是我们弄的，我们没有本事弄这个。后来这个节目还得到了一个纪录片的奖。
俞敏洪：你突然发现了另一种途径来利用自己的时光，展现自己可以为社会继续服务的心情？
敬一丹：继续记录。当时回访18年前那个孩子，我面对她巨大变化，我就很后悔，这个回访太晚了，我应该在她几个人生关键点上，比如她出去打工的时候、她失学的时候……都能做个记录。
俞敏洪：你当时没这个时间，那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
敬一丹：所以退休可以做很多事情，等我再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为人母，我特别感慨。
俞敏洪：现在有一批中国的纪录片作者或者摄影师在做这个事情，追踪一些不同领域、不同背景下的孩子，记录他们的成长，一拍就是十几年。
敬一丹：持续记录。后来纪录片获奖的时候，我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新闻人，我做的节目都是易碎品，我挺意外的，能得纪录片奖，因为《国家相册》是比较高级的奖项。那个评委员就说，你当时做的节目是新闻，但你能够在18年后再去寻找，做持续的记录，这个节目就有了纪录片的品质。
俞敏洪：历史价值。
敬一丹：我觉得“记录”这件事情又有意义又有意思，有意思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感兴趣。有意义是，很多年后，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变化，大时代让这些草样生长的小孩都变成了什么样。
俞敏洪：从你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开始，中央电视台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一大批有思想、有独立见解、有社会情怀、敢于揭露社会某些不完善甚至阴暗一面，同时让这个社会改进的记者或者主持人，比如你、白岩松、崔永元等等。你认为这么一批人的产生，根源是因为互相之间的帮助和学习、鼓励而带来的结果？还是因为电视在当时就是一个大众媒体，所以自然就催生了这么一批人？
敬一丹：我觉得首先是需要，社会走到那一步，是一种需要。有了需要，这些人才可以产生。这些人集合到一起，又有一种互相激励。比如我加入《焦点访谈》的时候，已经40岁了，但我没有注意到他们有多大。
俞敏洪：他们那时候都是小年轻。
敬一丹：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后来才发现，白岩松比我小13岁，他们都是60年代的，大家都管我叫大姐，我才意识到。但当时我看到的差距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不够前沿，他们都很前沿的。
俞敏洪：当然，他们当时才20多岁。
敬一丹：我们《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旗帜上写着“前卫”。
俞敏洪：而且有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的内部文化还特别好，开内部年会，我也看过视频，那种热闹、那种文化氛围。
敬一丹：我们有的人就是因为看了那个，说哎呀，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很有意思嘛，然后就加入进来了。当时我们的旗帜上写的是“前卫”，可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前卫，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头都说，你是前卫和传统之间的形象。但我们的旗帜上写的“前卫”，我还不够前卫，是不是我不适合？后来我转念一想，说服自己，中间的形象不就是中庸吗？中庸不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存在吗？
俞敏洪：我的感觉是，从你的外表、讲话的沉着、形态的端庄来说，你确实有着跟新一代不同的老大姐形象，但你的思想、你的追问从来没有落后过时代，甚至在某些场合，包括你在《焦点访谈》中对某个问题的深入调研，那种急切的想要为这个社会呼吁的心情，是不存在时代差距的，它就是永恒的。我觉得前卫不是标新立异，前卫只有一个概念，就是我没有落后于时代，并且在某些方面我还在引领着时代的方向。
敬一丹：幸好我们那个团队特别年轻，有一种观念上的互相影响。我特别幸运，我觉得一个人在40岁能做这种选择，使我有了一种抗拒自己惰性的力量。40岁多容易产生惰性啊！
俞敏洪：到今天都能看出来你的上进心。
敬一丹：我最没上进心的事，就是学英语。
俞敏洪：坦率地说，在你之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确实跟前卫不挂钩，某种意义上他们慢慢脱离了新一代人在媒体上的发展，但你其实一直跟新一代的人在一起，混得特别好。
敬一丹：你知道我现在都和多大的孩子混吗？都是20多岁的，00后都快出现了。
俞敏洪：我现在也跟20多岁的人混，他们也没觉得我脱离时代。
敬一丹：我和现在新媒体的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中间隔着好几代，但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挺享受的。和他们在一起，我特别受益，特别有趣。我刚刚做了一个《节气·长城》节目，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长城，一年的时间足以让人养成一种惯性。当二十四个节气说完又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就想走出去了，节奏已经形成了，我现在怎么还在屋子里待着，怎么还没去长城呢？而这些创作都是和年轻人一起创作的。
俞敏洪：可不是嘛，一年24个节气，你跑24次长城，根本就跑习惯了。
敬一丹：所以我很庆幸能够和年轻人在一起。
俞敏洪：你也退休了好几年了，你觉得现在的电视界还有你们当初那种宽容、轻松的氛围吗？
敬一丹：现在一说到电视就会说到新媒体对它的影响，现在我们更多在说全媒体。我当时很害怕新媒体，也不知道它来了会怎么样，我甚至在暗暗算，我退休的时候不至于和它正面遭遇吧？然后慢慢大家习惯了，狼来了，与狼共舞了，合作了，融媒体了，现在就是全媒体了，没人分那么清了。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的电视是衰退的，坦率地说，我现在都不会坐在家里等一个电视节目了，一是觉得自己时间不够，二是可能因为有替代。我觉得新媒体上有时候也能找到类似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倍速看，省了一半的时间。电视没法倍速，只能在固定的时间点去看，不管播音员、主持人或者内容如何，你都只能被动等待。但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原因，现在电视的更新速度、内容吸引力，是不是也在下降，所以大家就不去看了？比如新闻的及时性，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媒体、手机上看到了，结果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在电视中正式报道出来。
敬一丹：对于我这样特别传统的人来说，我所感觉到的就是，电视需要互动性，它和新媒体融合的时候，首先要有互动意识，我们原来不太有互动的意识。
俞敏洪：一个是互动，一个是及时，现场发生、现场报道，这可能是大家愿意去追的主要原因。你做香港回归，全国14亿人民全盯着你，眼睛都不眨。我记得当时直播报道，连续报道，我们晚上连觉都不想睡，因为那是祖国最伟大事件的及时性。
敬一丹：那时候媒体传播的渠道有局限，不像现在传播渠道有很多，人们的选择也多了。
俞敏洪：后来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跑出来创业了，你怎么看？比如罗振宇、王凯、张羽。
敬一丹：我觉得对于40岁左右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你说的这些人好像恰好都是这个年龄段，他有了一定的积累，对自己想要什么可能比年轻的时候更明确。现在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种选择，我能够理解他们的选择。
俞敏洪：你认为中国电视的未来在哪里？
敬一丹：未来就是全媒体，以后可能分不清，但不管传播的形式怎么变化，我觉得内容还是更重要的。对媒体人来说也是一样，有时候适合怎样的表达就用怎样的表达，比如过去我做过广播员，我习惯于话筒，后来做电视，就慢慢学会面对镜头。
我退休这几年，更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是用文字。原来我在职的时候也写了几本书，都是偏重业务，退休以后有了更多沉淀的时间，我就开始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用文字来表达，我觉得是有一种沉淀、郑重在里面。我平常面对镜头、面对话筒，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我希望我明天不会为我今天说的话后悔，对文字更是如此。
俞敏洪：文字可以反复斟酌以后再落笔，像我，凡是我后悔的话，都是做演讲的时候胡说八道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过，对你来说，这几本书文字传播的力量其实更加持久，甚至在深度上更加有影响力？尽管广度上没有电视节日那么广？
敬一丹：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影响力，但我自己是有满足感的，文字的力量有时候会超过口语表达。
俞敏洪：因为文字可以写出更有力量的字句，情感更饱满。
在《焦点访谈》，你经历了很多中国尖锐的底层问题，在《感动中国》，你又经历了那么多善良、无私、一无所有但依然在为这个社会做很多善举和感动之事的人，再到你自己家庭成员的生命经历，在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你现在是如何度过自己的日子，靠什么支撑？   
敬一丹：我觉得当记者看到的东西有可能是两极的，最不好的和最好的、最光鲜的和最角落的。但如果我们只看到两极，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应该是不完整的，也很容易让人极端。只看到光亮的一面，这是不完全的，只看到阴影的一面，也是不完全的。看到了这两边，再看到中间那些平常，把它们加在一起，这才是生活本身。
俞敏洪：一个人在生活中既会遇到困惑、消极的事情，也可能遇到开心、积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像你的心态就把握得特别好，我们如何在日常普通甚至有点枯燥的生活中把握好自己日常生活的幸福以及走向未来的能力呢？
敬一丹：我觉得眼前看得见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比如你再遇到麻烦的事，你会找到一些治愈的方式，比如自然，我觉得自然就有特别强大的治愈作用。过去一年，我觉得我很幸福的就是，每个节气我可以去长城，看到长城的季节变化，看到每一棵草、每一朵花变化的时候，我都会很欣赏它。即使在我父母病重的时候，我也会找到一些让自己舒缓的方式。当别的力量都不能治愈自己的时候，自然有这种力量。
俞敏洪：面向未来的生活，你会感觉孤独吗？还是感觉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敬一丹：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比如《我遇到你》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些孩子，他们在这本书里是一个结果，是一个句号，但他们又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我现在特别有回访他们的愿望，地震中有一个10岁的孩子，他抹去我的眼泪，我现在特别想去回访他，2008年，他10岁，后来他去西藏当兵。还有很多，比如麻风村的那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机会去就业？有没有未来？
俞敏洪：现在过去了十几年了，快20年了，从你访麻风村到现在，国家对这个村庄有什么动作吗？
敬一丹：现在变化很大，我们当时是做一个新闻调查节目，18年没有培养一个小学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读了两三年以后，觉得认不认字我都会困在山里，他们就不去认字了。后来由于王老师的坚持，由于张萍仪的出现，改变了这里，后来这里有了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去的时候，全村人都没有身份证，非常闭塞，现在有了。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后来都变成了什么样。谈到未来的时候，我觉得过去的一切好像是句号，但同时也是破折号。《我遇到你》是几年前出的，也不是新书，但我现在很多行为是以这本书为起点的。
俞敏洪：可以续写这本书的第二本。
敬一丹：所以对一个记者来说，如果他有精力、有能力，记者的心是不会退休的。凡是当过记者的人，你现在跟他聊天，你依然可以看到他的记者心。
俞敏洪：像抖音这样的平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个人发声的重要平台，如果是你，你会利用这样的平台做什么吗？比如你重访麻风村，打不打算直播？
敬一丹：我不太想直播，我所做的节目如果有价值，我还是想通过不同的渠道来传播。
俞敏洪：我在60岁生日以后，曾经想过把我的平台停掉，但后来一些朋友说不要停，因为你跟老朋友的对谈，其实还挺鼓舞人的，后来我想想，那就继续做吧。
俞敏洪：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敬一丹大姐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敬一丹：我现在遇到年轻人，他们通常会说，他们是在《感动中国》里认识我的，但比他们更年长的一些观众是在《焦点访谈》认识我的。我说你为什么会对《感动中国》这么有感觉呢？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会把你们的颁奖词拿来让我们学习。《感动中国》成为很多家庭三代人一起看的节目，能做出一个能让三代人一起看的节目，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在《我遇到你》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谈到《感动中国》的时候，我说——
“中国需要这样一个节目，我自己也需要，我也需要一种抚慰，我也需要加油。《感动中国》让我和好人打交道，让我和真诚、美好、善良打交道，它让我在最寒冷的季节里，进行一番温暖的浸泡，给我信心，这样我就能够应付在未来的日子里可能遇见的阴影。《感动中国》给了我心灵的抚慰，给我的精神世界加了油，它至少让我看到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虽然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在这里，我们毕竟见到了那么多的好人，那么高贵的品格，我在善恶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冷热之间找到一种温度。就这一点来说，我特别感谢《感动中国》，不是《感动中国》需要我，而是我更需要《感动中国》。”
我和《感动中国》相伴了二十年，在这里也感谢我们几代观众对我们节目的信赖，谢谢大家！
俞敏洪：谢谢敬大姐，我从敬大姐身上感觉到了诗一样的人生。很多人一说诗一样的人生，都会觉得那就是爱情，是美好，是玫瑰色，但所谓诗一样的人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生不管再怎样艰难困苦、高低起伏，也要把持住人生方向，并且活出自己的美好。让我最感动的是，敬大姐的一家都活出了这种美好，不管是生命中遇到多少的起起伏伏，遇到多少的艰难困苦，她都能活出心里的一束光，我觉得这才是诗一样的人生。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敬大姐，大家再见！
敬一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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